命运的抉择-第4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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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犹龙的话立即就引来了周围多数大臣的一致附和。若是换在往常，黄宗羲一般都会绕过话题谈些别的，毕竟掌管司法的沈犹龙在朝廷之中也算是老臣中的老臣了。就算是对其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黄宗羲也会礼让三分。然而今天他却似乎并不打算就此结束这个话题。只见黄宗羲忽然抬起了头开口反问道：“那沈老认为百姓在经过‘教化’之后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忠君爱国吗？或是说在危难之际会一心为天子为国家而置自己身家性命于不顾？”
这样的问题若是出自寻常百姓或是小官小吏之口，沈犹龙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大讲一通圣人教化的伟大作用。然而这一次提问的是黄宗羲，是同他一样饱读诗书，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帝国首相。因此沈犹龙只得老实的回答道：“不能，所以朝廷在教化百姓之余还需要派遣循吏去管理百姓。”
“那又如何能保证循吏各个都是大公无私的君子呢？”黄宗羲再次反问道。待见沈犹龙皱着眉头望着自己后，黄宗羲歉然一笑道：“其实沈老您说得也没错。因为人生性‘好私’，所以才需要教化，使其明白礼义廉耻，懂得忠君爱国。可若是认为这样就能让全天下的百姓无条件的效忠于国君，那就不是在‘愚民’，而是在‘自愚’了。‘自愚’的结果当然就是失去民心。正如朝鲜的李淏那样自认臣民皆忠于他，实则却是众叛亲离一样。所以依在下看来，我等为臣者还是坦诚一点，在心中承认普遍百姓本无忠君爱国之本性。那末他们的忠君爱国便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百姓才会效于‘国’忠于‘君’。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等才有资格要求百姓忠君爱国。”
黄宗羲的一番推心之言直说得在场的大臣们连连点头。事实上对于相关的道理，这些大臣们并不是不了解。只不过历来“父母官”、“教化者”的高姿态让他们很少会去站在寻常百姓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就这一点来说黄宗羲的观点是与顾炎武共通的。虽然他们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不过有时两人就算拥有相似的观点却也可能立场对立。
这不，黄宗羲的话音刚落，那边沈犹龙就吐了口清烟道：“黄首相，有些事情并不是光看某人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还得看他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在什么背景下说的。想必大人之前也已看过顾炎武在《东林时论》上发表的《郡县论》了吧。”
一提到《郡县论》，黄宗羲的表情就变得严肃了起来。却见他沉吟了一声道：“顾炎武有关‘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的见解还是十分精辟的。只不过他所提出的由地方议会公选县令的提议太过想当然了些。”
“想当然？老夫可觉得他这是想当然之下说出的话。至少一些地方议会对他的这项建议还是颇有好感的，不是吗？”沈犹龙浑浊的眼睛忽然闪过了一道寒光。
“沈老说得是。如此看来顾炎武此次借朝鲜之事一边大谈我朝廷官员的‘私心’、百姓的‘私心’，一边鼓吹‘复封建、重氏族’。其实都是为了实现他之前所提出的‘民选县令’和他那‘宗子治其族’的主意。哼，我看这酸儒八成是耿耿于怀自己以前屡试不中，所以才想出这个‘歪法子’来过把官瘾吧。”顺着沈犹龙的话范例很快就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如果只是想过把县令瘾也就算了。怕就怕人家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一次开口的是工商尚书罗胜。
“怎么他顾炎武还想民选尚书，民选首相不成？”范例提高了嗓门嚷道。
范例的这声反问再一次引起了众人的一阵唏嘘。这其中既有惊讶又有嘲弄。显然不少人是将范例的话当做了一个冷笑话。然而此时的黄宗羲心里却不由自主地咯噔了一下。须知当他第一次看到顾炎武有关民选县令的建议时，也曾有过相同的设想。当然凭已经延续了千看的“郡县制”，以及作为中华朝立国之本的《宪诰》都让顾炎武的这项建议显得不切实际。故而众人才会如此调笑。“可这事真的不会发生吗？”黄宗羲在心中如此自问道。
正当黄宗羲低头沉思之时，却听他身旁的沈犹龙缓缓地开口询问道：“那黄首相您怎么看这事？好像大人您对封建也是颇有好感的啊。”
注：此处提及的“封建”是指秦之前三代、尤其是西周时期的不同层级间政府的制度安排。既诸侯各自治理其土地和人民，用不着问命于中央，中央也不过问这些琐事。当然，对于诸侯过分的渎职不法，或侮辱中央，天子有讨伐的权力，但也不能因此而除其国。而秦以后的政府间关系则以“郡县”概括，既不立诸侯，而置郡县，其守令秉皇帝之命以治，不得自行其是。所有政令。尽自皇帝出，郡守县令可任意撤换。
第二部 第二百八十八节 内阁厅太冲议封建 御书房来贺献民律
“封建”与“郡县”是中国古代政治论的重要命题。因其集中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所以各朝各代的学者与政治家们都对封建、郡县两制的优劣有过深刻的探讨，并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值得称道的经世卓见。但千百年来双方的争论却从来没有过一个实质的结果。不仅如此封建、郡县两制在实践当中也是多有反复。
正如当年秦始皇吞并六国，不立诸侯，而置郡县，其守令秉皇帝之命以治，不得自行其是。所有政令，尽自皇帝出，群守县令可任意撤换。可秦始皇一代虽十分勤政，最终却二世即亡。相比之下，周封建下天，能历时七百余年。于是汉朝便据此而主张折衷封建、郡县。而唐末的藩镇割据，又使得人们开始坚定不移地贯彻起郡县制来。
实际上但凡对“封建”持有好感者，都是对皇帝独夫专制深恶痛绝，且对限制皇权抱有一种热烈的理想。他们往往将圣人笔下的三代特别是西周当作理想的范本。而批评“封建”者，所批评的对象其实是礼崩乐坏之后所形成的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制。此外，主张“郡县”的人还认为在封建制下，人人都基本固定归属某一个阶层，几乎很少有流动的机会。而在郡县制下，从王公到平民，人人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科举制度更把平等制度化，平民可以进位辅相。但主张“封建”者却指出，这种所谓的平等有一个代价。那就是在封建制下，皇权与人民之间还隔着诸侯。天子的暴政可能被一层一层地诸侯所阻挡。而在郡县制下。人民则直接面对最高权力，天子的暴政就会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承受。当然对此主张郡县制者也十分犀利地指出在封建制下诸侯照样可以自行暴政。
总之封建制有限制天子权力的效用，却没有平等，在堕落之后则会陷入诸侯的暴政；郡县制则有万民平等之利，但堕落之后却总是志向皇帝的专制。而出于人本性之中对权利的欲望，帝王们也是倾向于更能让他们大权在握的郡县制。毕竟只要有条件谁都不喜欢被他们限制。
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华朝的弘武女皇无疑是一个特例独行的怪人。她在横扫天下一统江山之后并没有像之前的那些帝王那样忙于从圣人古训中寻找治国之策。而是破天荒地从“西夷”那些相进了中原从未出现过的议会制。将原本由君王独掌的财政诸权分割给了国会和地方议会。这一史无前例的大胆举动曾经一度让整个中原为之轰动。
不过无论是新鲜也好，抵触也罢，议会制总算是在中原稳稳当当地实施了二十余年，既没什么大功绩。也没犯过什么大错误。但就是通过这二十余年的实践却为原本对议会制毫无概念的中华学者们打开了另一片天地。他们中不少人更是开始尝试着用议会制来解决封建与郡县这个在古代政论中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而黄宗羲与顾炎武便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
正如沈犹龙所言，黄宗羲与顾炎武在理论上都主张将封建与郡县两制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在如何融合的问题上，两人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议会制。认为议会制一方面保留了封建制限制天子权力的效用。另一方面又避免了诸侯专政割据的危险。此外议会制还不会破坏郡县制下原有的政体系。可谓是千百年来最为理想的一个折中举措。然而在具体实施细节上两人却又有着重大的分歧。
顾炎武主张依靠地方议会来实现社会自治。求朝廷将“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分割给地方郡县守令实现地方政府自治。此外他还根据自己在欧洲的见闻，认为地方郡县守令应该由地方议会来推选，只有这样才能加强百姓的凝聚力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不过黄宗羲显然并不同意他的这些观点。
此刻眼见沈犹龙将话匣子丢给了自己，黄宗羲不由清了清嗓子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不错，在下确实同意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观点。但他所提出的具体措施在下可不敢苟同。众所周知各地的财阀豪族在地方议会之中都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但让地方议会来推选地方官员。那地方上的要职十有八九都会落入那些个财豪族的手中。这样一来难保双方不会串通一气互相勾结。议会对衙门的监督也会随之形同虚设。”
“黄首相言之有理。老夫也觉得顾炎武这是纯属没事找事。我朝立国至今朝廷国会朝野同心，政令通畅。咳，何苦要去要画蛇添足地擅改国制呢。”方以智摇着头说道。
“怕只怕有些人不知足啊。毕竟顾炎武的建议至少能增加议会的权利不是吗？”一旁的罗胜一语道破天机道。
不错，不管顾炎武的建议在众人眼中是多么的不可行。一旦让议会觉得该项建议可能对其有利。那顾炎武的建议就不再是单纯的空想了。意识到这里一点之后，黄宗羲当即斩钉截铁地说道：“对议会有利又如何。朝廷可不是那些议员老爷想怎么就怎么的。否则还要我等内阁干什么。”
面对黄宗羲强硬的态度，在场众人纷纷点头称是。而沈犹龙则顺手掐灭了他手中的水烟。显然黄宗羲的表态让他十分满意。作为中央官僚沈犹龙等人一直以来都对议会势力的日渐扩展深表忧心。只是碍于女皇陛下对议会的厚爱才隐忍至今。然而顾炎武有关民选官员的呼声。却彻底触动了整个官僚体系的神经。谁都知道一旦顾炎武的建议成为现实，那将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想到这里沈犹龙语重心长地说道：“不管顾炎武是否能在地方议会得到足够的支持者。至少就目前来看国会方面还没这个意思。所以咱这里也不能显得太过紧张。毕竟内阁若是同国会闹得太僵的话，陛下那里也说不过去。再说硬顶也不是上策。与国会周旋还得恩威并施才行。”
“嗯，沈老说得是。”黄宗羲抚摩着胡须低头思略道：“其实给予地方上一定的自治权也不是不可以。像是在帝国的边境以及殖民地就可以让当地的议会自行推选官员建立方镇，以实现兵民合一守护疆拓土的效果。必要时也可以作为安抚国会的议案。”
“那如果顾炎武说动了陛下怎么办？”冒辟疆突然插言道。谁都知道直接说服帝王是实现政治抱负最为便捷的途径。虽然顾炎武本人一直拒绝接受女皇的邀请。但女皇对其的赏识却是众人有目共睹的。
这不冒辟疆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大臣们便纷纷流露了担忧地神情。然而黄宗羲对此却显得颇不为然。却见他回头自信地一笑道：“如果陛下真有这样的想法，那早在当年开国之时便已付诸实施了。更何况陛下现在的心思都扑在了立法上。”
“说到立法，汤老他们现在差不多也该将《中华民律》呈交给陛下了吧。”一旁的李启新忽然抬头问道。给他这么一问众人不约而同地都将目光投向了窗外。而他们地思绪也在第一时刻飞到了深宫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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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在皇城的御书房内司法院右督御史汤来贺恭敬地将一部装订精美的书册递呈给了端坐在龙椅上的女皇。在他的身后分别坐着陈帮彦、王夫之等一干国会议员。待见书册上那用篆书写着《中华民律》四个大字时，孙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却见她向着汤来贺微微颔首道：“诸位卿家这些年辛苦了。全仗诸卿不辞辛苦朕今日才能得此良法啊。”
“能为陛下效劳是吾等的荣幸。《民律》草创尚还有诸多不足之处，还需陛下您与诸位先生多多指正才是。”汤来贺谦逊地说道。不过此刻他心中的喜悦与自豪还是在不经意间从他的脸上显露了出来。事实上，正如孙露所言汤来贺与司法院的全体成员完全有资格为眼前的这部法案感到自豪。须知为了这部《民律》司法院可是整整花了十年的心血。而孙露本人则足足等了将近二十年。
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典编撰体系是民刑不分的，因此一直以来都没有成文的《民法典》。而正律当中相关的民法规定也是少之又少。现实生活中民间的大量纠纷都是靠“例文”也就是判例来决断的。在孙露看来继续放任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既不利于中华的法律发展，也无法满足越来越复杂化的商品社会。因此早在广东的时候她就着人收集了澳门衙门的大量“例文”提炼编撰成相关条例来处理海上贸易纠纷。之后随着海关的设立、交易所的出现、以及税制的改革。孙露又以明朝首相的身份主持订立了《海关法》、《金融法》、《土地法》等等一系列与商业贸易有关的法案。之后随着中华朝的建立以及议会制度走上正轨。中华朝修订法律的速度也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几乎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法案被提出，每届国会审批新法案更是议员们的重要工作之一。然而就算是如此人们依旧觉得国家立法的速度不够快。觉得现行的法律总是漏洞百出。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一部系统成文的《民法典》便成了中华帝国最为迫切的需要。
事实上孙露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下令司法院着手订立一部属于中华的《民法》。然而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简单了。由于之前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范本。这对于习惯引经据典从古代圣人那里找灵感的汤来贺等人来说无疑是桩“痛苦”的差事。虽说司法院可以从历代的资料中找到数不胜数的“例文”。中华朝立国至今也已陆续颁布了大量与生产贸易紧密相关的法案。但这些材料对于汤来贺等人来说就像海滩上的沙子一样。数量虽多却又散做一团。而要想将这些“沙子”砌成一座房子就必须要一个模子，也就是法律框架。
为此司法院可没少翻箱捣柜。然而从《明律》、《宋律》到《唐律》、《九章律》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框架。因为民法所要涉及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这些古代的律法根本无法将其含概。在司法院伤透脑筋的情况下，他们也曾得到国际友人善意的提醒。玻意尔等欧洲学者就曾向司法院建议使用《罗马法》作为《中华民律》的法律框架。为此玻意尔还送了一本他翻译的《国法大会》给汤来贺。但被汤来贺与沈犹龙异口同声地婉言谢绝了。天朝上国的自傲让他们绝不允许中原的第一部民法以西夷的律法为框架。就算他们同意了天下的士人也绝对不会同意。因此在司法院看来这是原则与面子上的问题，是绝对不能有丝毫松懈的。
不过玻意尔的好意倒也没算完全白费。至少他的建议让汤来贺等人放宽了搜索范围。不再将目光局限在成文的律法上。而是开始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