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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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德·拉封丹（1621…1695）是欧洲著名的寓言作家之一。他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到农村度过童年，1652年到巴黎。他从小喜爱田野森林，注意禽兽特性，熟悉农民生活。他钻研古代文学，也爱读中古的法国民间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卜伽丘、阿利奥斯托、塔索等人的作品。
拉封丹写过悲剧、喜剧、哀歌、民歌、故事诗等，但以《寓言诗》的成就最为突出，享有全欧声誉。《寓言诗》（1668，1679，1694）共十二部，二百三十九篇。拉封丹说，他的《寓言诗》是
一部巨型喜剧，幕数上百，
宇宙是它的背景，
人、神、兽扮演其中的角色。
在这部“巨型喜剧”里，作者制作了十七世纪法国社会的大画幅，塑造了各个阶层的人物性格，分析他们的心理活动。狮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有的狮子英明，善于使用人才（《狮子出征》）；有的狮子衰老无能（《年老的狮子》）；有的竟然需要老鼠的援助（《狮子和老鼠》）；有的蛮横，恃强凌弱（《母牛、母山羊、母绵羊和狮子合伙》）。《狼和小羊》的故事和伊索寓言相同，不管小羊怎样对狼讲道理，狼总是要吃羊的。这首诗一开头就写道：“强者的理由永远是最好的理由。”它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是弱肉强食、人吃人的社会。《小耗子、小公鸡和猫》中的猫是达尔杜弗一类的人物，是披着宗教外衣做尽坏事的伪善教士的形象。在小耗子面前，他装成非常温和、谦虚、仁慈，实际上比小公鸡更可怕，是鼠类最危险的敌人。
拉封丹对劳动人民有一定的感情。《死神和樵夫》诉说樵夫处在“兵士、捐税、债主、赋役”的重压下的痛苦心情。《老太婆和两个女仆》描写富人用种种手段剥削穷人，要女仆为自己积累财富，连她们休息睡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樵夫和麦丘利》叙述丢了斧头的樵夫不贪财，不说谎，不肯冒认金斧和银斧；劳动人民勤劳诚实的美德得到作者的赞赏。这些寓言现实意义很强，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
《寓言诗》的道德格言没有道学家的气味，是作者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一些立身处世的道理。拉封丹劝人不要损人利己（《鹤和狐狸》、《猎狗和她的伙伴》），不要吝啬、贪财（《下金蛋的鸡》、《失去财宝的守财奴》）。他说，“劳动就是财富”（《庄稼人和他的孩子们》），“人们必须互助，这是自然法则”（《狗和驴子》），“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后果”（《狐狸和山羊》）。有些寓言诗抒发了作者的感情，如对悠然自在的生活的喜爱，对大自然的欣赏，对友谊的珍惜等等，因而饶有抒情诗风味。
拉封丹是描绘禽兽的能手，寓言诗中的禽兽在他笔下绘影绘声，给人以真实之感。寓言故事一般简短，集中精炼，富有戏剧性，有开场，有发展，有高峰，有收场。他善于采用人民的语言。拉封丹是个杰出的诗人。他的诗的韵律千变万化，有亚历山大体，更多的是长短不齐的自由体。
尼古拉·波瓦洛—德彼雷奥（1636…1711）是古典主义的发言人和立法者，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学过神学和法律，但他既不愿献身宗教，也不想当法官，一心一意要作诗人。1660至1669年，他先后写过十二篇讽刺诗，1669年后陆续写了一些《诗简》及其他诗作。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用诗体写成的文艺理论《诗的艺术》（1674）。
波瓦洛开始写作时，古典主义的新生力量已经开始显露，但还不很茁壮。旧派势力感到新派作家的威胁，对他们极力排挤打击。波瓦洛以保卫古典主义作家为己任。他用讽刺的武器来“消除时代的谬误”，揭露那些投靠贵族财主的“文丐”，抨击贵族沙龙中流行的违反现实的作品。他指出，尽管《熙德》为黎塞留所反对，但巴黎观众的赞赏抵消得了法国学士院的谴责。《费得尔》上演后遭到旧势力的恶意排挤，波瓦洛写诗简一封安慰拉辛，给他的悲剧以很高的评价。他用热情洋溢的话赞扬莫里哀的诗才：“请你指教我，莫里哀，你的韵是哪里找来的？”他对古典主义的成长和发展起过很大作用。
《诗的艺术》是古典主义作家成就的理论总结，其中有一般性的理论，也有具体的规律。波瓦洛认为诗人要有天赋才能，但也强调辛勤劳动的重要。伟大的诗人要有伟大的心灵，写诗不是作买卖，诗人的目的不在赚钱。他的理论体现着以古代文学为典范的古典主义原则。他为每一种体裁制订规则，并提出一些古希腊、罗马作家作为学习榜样。他明确规定理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他说：“要爱理性：愿你的写作永远从理性获得光芒和价值。”他教人“一切要以良知为归依”，“永远要使良知和韵律符合一致”。在他看来，良知就是理性，理性是构成普遍“人性”的核心。他要求作家注意真实。早在《诗简》里，他就写道：“只有真才是美，只有美才可爱。”在《诗的艺术》里，他进一步指出作家必须观察生活，“把自然奉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诗人永远不要离开自然”。他所理解的“自然”，不是自然景色，而是客观世界。
波瓦洛为诗体划分等级，把它分为“大体裁”和“小体裁”。大体裁是史诗、悲剧和喜剧，其他都是小体裁。他说史诗只能取材于古代神话，《圣经》不能给史诗提供素材。悲剧要“逼真”，他要求悲剧家严格遵守三一律，“舞台表演自始至终只能有一个情节，要在一个地点和一天内完成”。他规劝喜剧家“研究宫廷，认识城市”。宫廷要研究，城市只要求认识，至于下层社会生活就不能登大雅之堂了。他因为莫里哀把民间戏剧的创作手法和人物形象搬上舞台而表示惋惜。
《诗的艺术》中有些观点值得重视，但也有错误的地方，尤其是他把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观点。尽管如此，波瓦洛的理论对现实主义美学有一定的贡献，这是无可否认的。
十七世纪后期路易十四王朝日益反动，阶级矛盾更为激烈，这矛盾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后期作家拉布吕耶尔和费纳龙的作品对现状表示不满，提出改革的要求，他们的民主倾向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文学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若望·德·拉布吕耶尔（1645…1696）的《品格论》（1688）是一部独创一格的散文作品，其中有人物素描、小型故事、戏剧性场面、思想片段等等，以人物素描写得较为出色。作者刻画了十七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社会各阶层人物的肖像。亲王、公爵是国王豢养的奴才。他们表面亲热，背后互相排挤攻击。资产阶级欺骗成性，唯利是图。作者指出金钱败坏社会风气，破坏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也描写了农民的悲惨生活。他们终年劳动，住在兽洞里，只靠黑面包、水和树根活命。作者说，他们应该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他把“大人物”和人民作对比。“大人物”表面堂皇，实际上没有灵魂；人民没有可以炫耀的外表，但本质是好的。
弗朗索瓦·德·拉·莫特·费纳龙（1651…1715）当过路易十四的孙子的师傅，以自己的政治思想教育王孙。他提出“国王是政府的仆人”的进步思想，来对抗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他的《忒勒马科斯》（1699）是一部传奇小说，采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第四章的故事。忒勒马科斯离家寻访父亲奥德修，从庇洛斯、斯巴达走到卡吕普索岛，甚至到了地狱。小说的结构形式和拉伯雷的《巨人传》有相似之处。作者通过忒勒马科斯的飘流各地，阐述他的反对专制暴政的思想。他批评路易十四的战争和殖民政策、宫廷的奢侈、官吏的腐败。他描写专制王权压迫下的人民大众的苦难，提出他的理想社会，在这社会里，人民负担合理的捐税，安居乐业，不受战争威胁。
十七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文学界发生了一场“古今之争”，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作家应当学习古人，还是学习今人？有些人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新发明，认为今人在科学领域内已经超过古人，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例外。十七世纪诗人、作家已作出优异成绩，不比古代作家差。1687年，查理·贝洛勒（1628…1703）在法国学士院宣读他的诗《路易十四时代》，他说路易十四时代和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相比毫无逊色。但他错误地把一些曾受波瓦洛严厉批评的贵族沙龙作家和高用依、莫里哀并列，用来作为今人胜于古人的证明。波瓦洛在他宣读时当场退席，表示抗议。随后，波瓦洛提出反驳，以荷马和维吉尔为例，说明古代作家是绝对卓越的。拉封丹和拉布吕耶尔同他站在一边。他们看不见时代已经改变，坚决认为古代文学是最高的典范，今人永远超不过古人。直到1694年，波瓦洛和贝洛勒互相让步，两派争论才暂时停息，但问题远未解决。十八世纪环境这问题的争论仍然不时发生，有时剧烈，有时缓和。一百多年后，浪漫主义作家推翻了古典主义的权威，争论才最后结束。
“古今之争”说明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增长了，不能忍受古人比今人优越的观点，同时它又是文学中自由倾向的表现，诗人、作家不再愿意接受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要求创作有更大自由。“古今之争”可以说是宣布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和作家的自由批判精神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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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英国文学和弥尔顿
十七世纪英国海外贸易和工业日益发达，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进一步发展。但国王查理一世仍然是最大的土地领主，他控制生产和贸易的专利权，征收重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同时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尖锐化了。资产阶级在国会里和经营工商业的新贵族结成同盟，反对王权，并在人民群众支持下，于1642年发动革命。1649年革命成功，建立共和国，判处查理死刑，克伦威尔执政。
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有进一步的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在1660年和旧贵族妥协，迎回查理二世复辟。
复辟后的政权日趋反动。詹姆斯二世想恢复天主教，以巩固他的反动统治。宫廷充满了骄奢淫逸的风气。资产阶级在1688年发动政变，即所谓的“光荣革命”，迎来荷兰的威廉作英国国王，建立君主立宪国家。从此资产阶级的统治才逐渐巩固下来。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是在十六世纪后半期，英国资产阶级认为宗教改革不彻底，国教保留了许多天主教因素，因而创立一个新教派——清教。清教反对国教铺张浪费的宗教仪式、贵族阶级奢侈淫靡的生活，以及戏剧娱乐等，提倡勤俭节欲，以利资本积累。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利用清教运动，从《圣经》上借来响亮口号，以鼓起人民的革命情绪。
革命时期，随着人民运动的高涨，出现了利尔本（1618…1657）和温斯坦利（1628？…1698）等人民运动领袖，他们写了许多政论文，要求把革命向前推进一步，争取广大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但这些运动的参加者成分复杂，在大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先后遭到失败。
在革命和复辟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是弥尔顿，其次是班扬。此外，在诗歌方面有两个主要派别。一派是以约翰·邓恩（1572…1631）为首的“玄学派”，他们的诗歌一般写爱情、隐居生活或宗教感情。他们脱离现实，强调个人内心感受，诗歌的内容晦涩难解，以意象奇幻取胜，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文人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想失去信心。别一派是骑士派，他们在内战期间多半参加过王军或王党。他们的诗多以爱情为主题，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缺乏真实严肃的感情。
复辟后，封建王朝从法国带来古典主义的文学趣味，提倡戏剧，恢复了清教徒所封闭的剧院，文学创作一时以戏剧为主。剧作家有德莱顿、威彻理（1640…1716）、康格利夫（1670…1729）等，其中德莱顿最重要。这时流行的戏剧大都写爱情故事，迎合宫廷贵族的庸俗趣味。
约翰·弥尔顿（1608…1674）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在剑桥大学求学时和毕业后一个时期，钻研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1638年他旅行意大利，访问过被天主教会关在狱里的伽利略，并和意大利的文人学者交往。1639年，英国革命形势紧张，他回国参加反对国王和国教的斗争，在1641…1645年间发表过许多政论小册子，1649年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任命他为拉丁文秘书。他写了不少文章捍卫共和国，因积劳过度，双目失明，但仍坚持斗争。王朝复辟后，他受到迫害，著作被焚毁，生活贫困。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三部杰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
弥尔顿早年的创作主要是短诗，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快乐的人》和《幽思的人》（1632）。这两首诗描写诗人的轻松愉快心情和沉思的乐趣，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生活享受的追求。他的十四行诗歌颂自由，斥责教会，或抒写个人的情怀，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弥尔顿在担任政府职务前后写过不少政论文，参加宗教和政治论战。他站在清教徒立场，主张取消国教的主教制度，并在政治问题上给王党以有力打击。他的《论出版自由》（1644）主张言论自由，反对当权的长老派的跋扈。《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1649）从《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学说中找出论据，说明人民有权废除和杀死暴君，以坚定人民的革命信心。《为英国人民声辩》（1651）驳斥反动派所谓英国人民犯了弑君之罪的谰言。
《失乐园》（1667）长约一万行，分十二卷，故事取自《旧约》。夏娃和亚当因受撒旦引诱，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违背了上帝旨令，被逐出乐园。撒旦原是大天使，但他骄矜自满，纠合一部分天使，和上帝作战（卷5、6），于是被打到地狱里遭受苦难（卷1、2）。他这时已无力反攻天堂，才想出间接报复的办法，企图毁灭上帝创造的人类。上帝知道撒旦的阴谋，但为考验人类对他的信仰，便不阻挠撒旦。撒旦冲过混沌，潜入人世，来到亚当居住的乐园（卷3、4）。上帝派遣拉法尔天使告诉亚当面临的危险，同时把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经过告诉他（卷7、8）。但是亚当和夏娃意志不坚，受了撒旦的引诱，吃了禁果（卷9）。上帝决定惩罚他们（卷10），命迈克尔天使把他们逐出乐园，在放逐前，迈克尔把人类将要遭遇的灾难告诉了他们（卷11、12）。
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在于说明人类不幸的根源。他认为人类由于理性不强，意志薄弱，经不起外界的影响和引诱，因而感情冲动，走错道路，丧失了乐园。夏娃的堕落是由于盲目求知，妄想成神。亚当的堕落是由于溺爱妻子，感情用事。撒旦的堕落是由于野心勃勃，骄傲自满。诗人通过他们的遭遇，暗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由于道德堕落、骄奢淫逸而惨遭失败。
弥尔顿继承了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接受了十七世纪新科学的成就，同时对它们采取批判的态度。他肯定人生，但否定无限制的享乐。他肯定人的进取心、自豪感，但否定由此演变出来的野心和骄傲。他肯定科学，但认为科学并不是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