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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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进取心、自豪感，但否定由此演变出来的野心和骄傲。他肯定科学，但认为科学并不是一切，有科学而没有正义和理想，人类不会得到和平与幸福。弥尔顿的这种思想也就是革命的清教思想的反映。　
　　弥尔顿在思想上要批判骄矜的撒旦，感情上却同情他所处的地位，因为撒旦受上帝惩罚，很像资产阶级受封建贵族的压迫。在描绘地狱一场时，弥尔顿虽然口口声声说撒旦骄傲、野心勃勃，但在对话里，在形象上，撒旦又完全是一个受迫害的革命者。这个形象十分雄伟，在凶险的地狱背景衬托下，他的战斗决心表现得更鲜明。撒旦说：　
　　战场上虽然失利，怕什么？　
　　这不可征服的意志，报复的决心，　
　　切齿的仇恨，和一种永不屈膝，　
　　永不投降的意志——却都未丧失。　
　　同时通过和撒旦一起被贬入地狱的天使们的形象，诗人描绘了当年愤怒的革命战士：　
　　对最高的掌权者，　
　　他们发出了怒吼，并用手中的枪，　
　　在他们盾牌上，敲出猛烈的声响，　
　　愤愤然向头上的天穹挑战。　
　　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可磨灭的记录，是卓越的艺术成就。而诗中的上帝却显得冷酷无情，缺乏生气。　
　　弥尔顿在这首诗里对于封建贵族的放荡生活也给予尖锐的批评。　
　　在《失乐园》里，弥尔顿显示了高超的艺术。诗人的革命热情和高远的想象使他雕塑出十分雄伟的人物形象，如撒旦、罪恶、死亡等，描绘了壮阔的背景，如地狱、混沌、人间等。他的诗歌风格是高昂的。诗中运用了璀璨瑰丽、富有抒情气氛的比喻，独特的拉丁语的句法，和雄浑洪亮的音调等。在结构上，《失乐园》承继着古希腊、罗马史诗的传统，成为英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史诗。　
　　《复乐园》（1671）四卷，根据《新约·路加福音》描述耶稣被诱惑的故事。耶稣在约旦河畔由圣徒约翰施洗后，准备公开布道，这时圣灵引他到荒郊，先要给他一次考验。这考验就是撒旦对他的引诱。撒旦第一天以筵席，第二天以城市的繁华和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引诱耶稣，都遭到拒绝。第三天撒旦使用暴力，把耶稣放在耶路撒冷的庙宇的顶上，他也毫不畏惧。后来天使们把他接下来，认为他胜利地经受了考验，于是他开始面道，替人类恢复乐园。　
　　《复乐园》和《失乐园》都说明了生活的引诱问题，但《失乐园》所强调的是理性控制情欲，是人文主义对生活的肯定和清教的道德观之间的相互协调；而《复乐园》则强调信仰消除情欲，体现宗教思想的胜利，这首诗反映了革命挫败后，诗人厌弃和抗拒复辟王朝的道德堕落和反动王朝对古代文化的歪，以锻炼自己的性格，继续和封建势力作斗争。诗里的耶稣念念不忘罗马奴役下的以色列，他认为以色列的解放一时还不能实现，但是它说：“一旦那一天来临，你不要想象我会坐失良机。”这说明了诗人对英国革命的始终不渝的态度。　
　　《力士参孙》（1671）是一出悲剧，取材于《旧约·士师记》。参孙是以色列民族英雄，被妻子大利拉出卖给非利士敌人，眼珠被挖掉，每日给敌人推磨。一个节日，非利士人庆祝对参孙的胜利；参孙痛苦万分，这时他父亲劝他和解，大利拉的忏悔更给他以刺激，敌人赫拉发对他威胁和侮辱，这些都激发了他的战斗精神。在敌人威逼他表演武艺之后，他撼倒了演武大厦的支柱，整个大厦坝塌，他和敌人同归于尽。　
　　这出悲剧表现了坚强的革命精神。它反映了王朝辟后资产阶级革命者内心的痛苦和身受的迫害。歌队这样责难神：　
　　你甚至叫他们　
　　色在邪门异教的刀剑之下，　
　　把他们尸体丢给野狗、猛禽；　
　　或使他们作俘虏，　
　　或朝代改了，在暗无天日的法庭里　
　　受负义群氓的审判处刑。　
　　从这里可以看出复辟王朝如何残酷地对待革命者，如何杀的杀，放逐的放逐，就连克伦威尔的尸体也被枭首示众。他们痛苦异常，愤怒无比，一定要继续革命：　
　　有一天神会把不可战胜的力量　
　　放在人民救星的手里，　
　　来镇压世间的暴力、人民的迫害者　
　　和野兽一般狂暴的恶人。　
　　诗人也指出深自忏悔，克制骄矜，控制情欲，恢复信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力士参孙》采用了崇高严肃的题材，具有汹涌澎湃的感情，质朴有力的语言，活泼有节的音律。这一悲剧是弥尔顿艺术的新发展。它运用希腊悲剧形式，实际上是一部宏伟的剧诗。　
　　约翰·班扬（1628…1687）是典型的清教徒作家。他以补锅为业，参加国会军，后来在家乡传道，反对国教，王朝复辟后，被捕入狱达十二年。在狱中和出狱后，他写过不少作品，主要的是《天路历程》（1678，1684）。　
　　《天路历程》是一部寓意小说。前部叙述史为“基督徒”的主人公抛弃家园妻子，跋涉高山深水，战胜猛兽妖魔，最后到达天国之城的经历。后部描写基督徒的妻子，继丈夫之后寻找天国的故事。这部作品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宗教狂热，同时通过一系列寓意形象对社会现实有所批判。例如基督徒路过名利城时，看到灵魂肉体、功名富贵都在市场出卖，他自己也遭到违法乱纪、荼毒生灵的法官的迫害。有些情节和人物写得比较生动。在语言方面，班扬采用了人民的口语，生动有力。　
　　英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因素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存在，从弥尔顿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古代文学的影响。但古典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则是随复辟王朝从法国回来之后才形成的。英国古典主义流派依附反动封建王朝，从一开始就具有保守倾向。他的创始者是约翰·德莱顿（1631…1700）。他是复辟王朝的桂冠诗人，信仰天主教，他站在保守立场写了一些政治讽刺诗、宗教论争诗和剧本。他的文学评论如《论剧诗》（1668）和许多作品的序言，强调理性和规律，指出悲剧中三一律的重要性，主张形式完美。他推崇古希腊、罗马作家，但也肯定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的成就。他观察敏锐，对作家的评论时有灼见，超出前人和同时代的评论家。他的大量古典主义创作，系统的古典主义理论，他的讽刺诗的技巧，他的翻译，他的准确平易的散文，都对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文学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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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西班牙文学　　　
　　16世纪后半期，西班牙已经开始衰败。到了十七世纪，西班牙虽然在国外还占据某些领地，但已失去强国地位。各地起义不断发生，政府几乎无力对付，而宫廷中还保持繁缛的礼仪和豪华的生活。专制政府又通过天主教教会用残酷手段加强反动统治，使整个西班牙笼罩在阴暗的宗教气氛之中。　
　　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文学也趋于衰落，逐渐失去了“黄金时代”的繁荣景象。天主教反动统治使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文学遭到沉重打击，宗教思想控制着整个文学界，贵族绮丽派盛极一时。　
　　西班牙贵族绮丽派文学被称为冈果拉派，创始人是路易斯·德·冈果拉（1561…1627）。冈果拉早期写故事诗和短诗，后期发表了不少风格纤巧的诗歌，如长诗《寂寞》（1613）和《波利非莫和伽拉苔亚的故事》（1612…1613），它们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形成一个诗派。这个诗派轻视人民群众，提倡为“高雅人士”写作，作品堆砌夸张的词藻，充满各种隐喻和难解的词句。其内容大都是人生无常、终归毁灭等悲观思想。　
　　十七世纪上半期，西班牙人文主义作家虽然遭到教会的迫害，但仍然坚持斗争。剧作家如蒂尔索·德·莫里纳（1571？…1648）、阿拉尔康（1581…1639）和卡斯特罗（1569…1631）继承维加的传统，取材于民间文学和历史传说，写了大量的作品。蒂尔索·德·莫里纳的《塞维利亚的嘲弄者》（1630）第一次以关于堂璜的民间传说为题材，描写一个丧尽天良、勾引妇女的贵族青年，揭露贵族罪恶。卡斯特罗的《熙德的青年时代》（1618）取材于民间谣曲，描写这个西班牙民族英雄的事迹。在散文方面，凯维多（1580…1645）的成就较大。他是西班牙最后的人文主义代表之一，写过许多讽刺性的散文，也写了流浪汉小说类型的作品《大骗子堂帕勃罗斯·布斯康的一生》（1626）。他痛恨贵族、僧侣、贪官污吏、炼金术士、占星术士等和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现象，给以无情揭露。但是在反动统治下，他看不见出路，作品也不免染上悲观色彩。　
　　十七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是戏剧家彼德罗·卡尔德·隆·拉·巴尔卡（1600…1681）。卡尔德隆出身于马德里贵族家庭，曾在马德里耶稣会学院学习，后来到萨拉曼加大学攻读哲学和神学。他很早就写戏剧，1635年入宫廷服务，管理宫廷剧院，创作了大量剧本，成为维加以后西班牙最有名的戏剧家。1651年，他入教士籍，一直担任重要的教会职务。他写过120部剧本，另有八十部宗教剧和二十篇幕间短剧。在艺术技巧上，他继承维加的传统，但是也讲究华丽的布景和服装，运用夸张的言词。他的作品多采用中古题材，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许多剧本探讨宗教哲学问题，直接宣传否定现世、相信来世和忏悔赎罪等宗教思想，他到晚年就专写宗教剧了。但是卡尔德隆的作品中也有肯定现世幸福的人文主义主题，如《精灵夫人》（1629）。有的剧本甚至歌颂农民反对贵族迫害的斗争，如《萨拉梅亚的镇长》（1636）。这些矛盾都反映了人文主义的衰落、天主教统治和贵族文学的深刻影响。　
　　《人生如梦》（1635）是卡尔德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主人公是波兰王子西吉斯蒙德。国王从天象中得知王子将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人，因此从小就把他囚禁在边塞的古塔里，过着半人半兽的生活。一天国王用药将他麻醉，送回宫中，等他醒来，给了他最高的地位和权利。西吉斯蒙德为了报复他所受的迫害，殴打朝臣，甚至威胁国王。国王认为他野性未驯，又将他麻醉，送回古塔。王子醒来，想起前事，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梦，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梦，从此个性大变。不久，国内爆发起义，起义者攻入宫中，擒住国王，西吉斯蒙德被拥戴为首领。但是这一次他却贤明公正，宣布施行仁政，又将王冠归还父亲。　
　　这个剧本像卡尔德隆的许多剧本一样，用寓意的手法阐述哲理。西吉斯蒙德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他最初是个性情暴烈的反抗者，他斥责国王不该既给他生命，又把他当野兽看待，实际上这是对天主教哲学的抗议。但是他随即认为人世一切无非是梦幻，希望只在来世，因而变成一个温顺的忏悔者。卡尔德隆通过这个形象提出一个抗议性的问题，而得出的却是宗教忏悔的结论。　
　　卡尔德隆的剧本具有较高的技巧，善于刻画人物内心，富有抒情特点，许多剧本的独白后来都成了流行的抒情诗。这些都大大影响了十九世纪初期的许多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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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德国文学　　　
　　十七世纪，德国爆发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次战争又称为宗教战争，实际上是德国的公侯们为了争权夺利，利用新教和旧教的分歧，形成两个阵营，各自勾结国外势力，在德国的国土上烧杀掠夺。战争的结果是德国人口减去三分之一，城市萧条，田地荒芜，矿山损坏，工商业衰退。大小公侯们只靠着残酷剥削农奴，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这种情形使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在文学方面，德国人文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和民间文学的反封建内容，在这黯淡的时代里也消失了。市民出身的作家大都依附宫廷，为公侯们服务。一些所谓奖掖文化的宫廷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而宫廷又一味模仿外国风尚，有的把法国作为榜样，有的更多地接受西班牙、意大利文化的影响。诗人们则迎合主人的意旨和趣味，从事写作，作品内容贫乏，充满华丽的词藻、离奇的比喻和堆砌的典故，成为形式的游戏。但也有少数作家关怀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命运，考虑祖国语言和文学的前途，在文学理论或实践上作出贡献。奥皮茨（1597…1639）看到意大利和法国的诗人如彼特拉克、龙沙等向古代诗歌学习，提炼自己祖国的语言，写出格律谨严的民族诗歌，他认为德国的诗人也应该能够这样。他在他的《德国诗论》（1624）里吸取了法国、意大利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论述诗的原理和作用，区分文学的种类，提倡语言的纯洁性，探讨诗的格律。他制定抑扬格和扬抑格的规则，倡导十四行体和亚历山大体，对于德国诗歌格律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诗人弗莱明（1609…1640）和格吕菲乌斯（1616…1664）都能超越德国文艺界的狭窄范围，开辟诗的领域。前者远游俄国、波斯，扩大了眼界，后者漫游荷兰、法国、意大利，接触到当时欧洲哲学、科学、艺术的新成就。他们在奥皮茨的影响下，运用各种新诗体，写出反映时代苦难和渴望和平的感人的诗歌。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祖国之泪》（1636）概括地叙述了战争的罪恶和恐怖，最后他认为比死亡、瘟疫、火灾和饥馑更为可怕的是许多人丧失了灵魂。这是德国十七世纪诗歌中一首有代表性的名篇。格吕菲乌斯也从事戏剧创作，他是德国第一个把市民生活写入悲剧的作家，但当时无人响应；德国市民悲剧到一百多年以后的莱辛和席勒手里，才真正地形成和发展起来。　
　　这些诗人都生活在十七世纪前半期，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在提高德国语言、制定诗歌格律等方面有一定贡献，并为十八世纪德国民族文学的形成作了一些准备。但是他们只向古希腊、罗马和外国学习，而轻视本国的民间文学，有些文学史家把他们的作品称为“学者的诗”，并不完全恰当，但也有一定理由。到了十七世纪后半期，小说家汉斯·雅科布·克里斯托弗·封·格里美尔斯豪森（1622？…1676）则和他们完全两样。他继承十六世纪民间故事书的传统，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下，从平民的立场出发，写出一系列小说，广泛描绘了三十年战争时期德国的社会面貌。这套小说中以六卷的《痴儿西木传》（1668…1669）最为成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他的小说都和《痴儿西木传》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各自独立成篇。　
　　《痴儿西木传》用第一人称叙述西木从童年到中年的遭遇和发展。他儿时由一对农民夫妇抚养，十岁左右，军队抢劫了他的村庄，他逃入树林，被一个隐士收容。隐士死后，他卷入混乱的战争中，时而在瑞典的军队里充当“小丑”，时而被科罗亚人俘虏，时而成为远近驰名的猎兵，时而到巴黎过放荡生活，时而又在旧教的队伍里服务。他在这些遭遇中碰到的形形色色人物，对他发生了好的和坏的影响。后来他去俄国，经过朝鲜、日本、澳门、印度洋、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回到故乡，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在第五卷的最后两章里，他给自己过去动荡不定的生活做了总结，并整段引用了西班牙作家古瓦拉（149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