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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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雄辩，富有节奏感。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在沙皇庇护下，地主享有支配农奴的绝对权利，正如当时民歌《奴仆们的哭诉》中所说，“老爷们杀死一个奴仆就像宰一匹马，而且还不准农奴控告他。”农民运动不断高涨，70年代爆发了普加乔夫领导的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严重打击了地主贵族的统治，是俄国农奴制危机的最初表现。
这一时期在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反对农奴制的进步思想有所发展，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即位之初，假意接受启蒙思想，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出版杂志，并亲自动笔，其目的是要使文学为她的反动统治服务。但是进步作家诺维科夫、冯维辛、拉吉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里彻底揭穿了这个“穿裙子的达尔杜弗”，传达了农民的某些呼声。普加乔夫起义前夕，诺维科夫（1744…18180创办《雄蜂》（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两种杂志，揭露了农民在地主残酷剥削下濒于绝境的悲惨情况。《雄蜂》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针对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的。诺维科夫在《雄蜂》上公开反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关于讽刺的主张。他认为讽刺不应是“含笑的”讽刺，而是“咬人的”；不应是抽象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应当对准社会的具体丑恶现象加以无情揭露。他对讽刺的看法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冯维辛的喜剧《纨绔少年》和拉吉舍夫的散文《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发扬了这种重视社会根本问题的讽刺传统。诗人杰尔查文《1743…1816》在《费丽察》（1783）里，又把讽刺手法运用到颂诗体裁中，将歌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美德”和讽刺宠臣们的荒淫无耻融合在一起。
杰尼斯·伊凡诺维奇·冯维辛（1745…1792）是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讽刺文学的代表。他出生于贵族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就读，后任外交部翻译，当过显贵者的秘书，游历过西欧许多国家。在早期诗歌里，他尖锐地指责沙皇的专制暴虐。他写过各种体裁的讽刺作品，其中以喜剧最为成功。《旅长》（1766）嘲笑了贵族中老一代的愚昧和年轻一代所受外国教育的毒害。冯维辛最著名的喜剧是《纨绔少年》（1782）。女地主普罗斯塔科娃多方虐待寄养在她家的孤女索菲亚，后来由于索菲亚可以继承叔父斯塔罗东的一宗财产，普罗斯塔科娃便强迫她做自己的儿媳。但是索菲亚在开明贵族普拉夫津和斯塔罗东保护下，终于和贵族军官米朗结婚；普罗斯塔科娃因虐待农民和孤女被法办，财产也交官代管。
作者真实地刻画了普罗斯塔科娃这个农奴主的形象。她横暴、奸诈、愚蠢、狠毒。她对农奴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农奴出身的保姆在她家工作了四十年，所得的酬报是“一年五个卢布，外加每天五记耳光”。她虐待周围的一切人，包括她的丈夫，却十分溺爱儿子米特罗方，一心希望他娶上成了巨富的索菲亚。在母亲的教养下，米特罗方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少年，他已经十六岁，念了三年书，却不会加减乘除。他利用母亲的溺爱装病逃学，捉弄仆人。他善于见风使舵，并像普罗斯塔科娃一样凶暴狡黠（“米特罗方”，希腊文的意思是“像母亲”）。剧中的正面人物如斯塔罗东、普拉夫津等都写得不成功。喜剧的结构简洁紧凑，是按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写成的。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1749…1802）出身贵族，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受到法国启蒙学者卢梭、马布里等的影响，成为具有民主思想的唯物主义者。他回国后，普加乔夫起义和政府的血腥镇压使他认识到沙皇统治的反动性，并用批判的眼光重新估量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见解。俄国多次对外战争，连年饥荒，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先后爆发，这些事件也促使他考虑俄国的现实和未来。他写过哲学著作、政论和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本书出版后，他立即遭到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直到晚年才被召回。1801年，他参加了政府的法律编纂委员会的工作。次年自杀，以抗议沙皇对他的新迫害。
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开端引用特列佳科夫斯基的一行诗作为题词，把专制农奴制度比作一只生有“一百张血盆大口”的怪物。作品描写俄国农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牛马生活，他们成年累月地为地主服徭役，只有夜里和星期天才能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靠糠菜充饥，住在倒榻的矮屋子里。地主就是这样依靠大批农奴的破产和死亡而发财致富的。作者愤怒地诘问地主：“贪婪的野兽，永不知足的吸血鬼，你们给农民留下了什么？只有你们无法抢走的空气。是的，只有空气！”作者详尽地描述了公开拍卖农奴等骇人听闻的事实，指出这一切都是由于“法律给农奴规定了一条死路”，农奴制度是和沙皇专制统治密不可分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告诉伏尔泰，说俄国农民可以随意吃鸡，极力宣扬自己的“德政”。拉吉舍夫在《旅行记》中愤怒地戳穿了这个所谓开明君主的假面具。他说，沙皇的红炮上沾满了人民的血泪，手指上有人的脑浆，两脚站在污泥里；人民称沙皇为“骗子、伪君子、害人精”。
拉吉舍夫深信农民革命不可避免，任何镇压只会引起更加强烈的反抗。他说农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像冲破堤坝的激流一样，势不可挡。《扎伊佐沃》一章记述全村农民用木棍打死为非作歹的地主父子四人，事后法院给农民判罪，他们仍不屈服。作者站在农民一边，认为他们是无辜的。在其他章节里，他甚至号召农民起来烧光地主的房屋。他希望俄国人民能够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在《特维尔》一章的颂诗《自由颂》里，作者以满腔热情欢呼革命：
我看见利剑到处闪耀，
死神变成各种各样的形象，
在沙皇高傲的头顶飞翔。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
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
已经把沙皇带到死刑台上！
拉吉舍夫把他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沿途见闻，按各驿站的名称分章辑录成书，其中虽无统一的情节，但前后贯穿着同一个农民革命的思想。他如实地反映生活，同时抒发了自己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对贵族地主的憎恶、愤慨。作品不以人物刻画见长，往往通过旅行者的感受去打动读者，在这方面，显然受到了感伤主义的影响。
《旅行记》出版后不久就传到宫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盛怒中往书页上批道：拉吉舍夫“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造反上面 ”，“比普加乔夫更坏”。这部作品在俄国一直被列为禁书，但仍以手抄本形式到处流传，对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起过很大的思想影响。
普加乔夫起义后，俄国也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感伤主义在俄国是贵族地主阶级精神危机的表现。它虽然促进了俄国散文的繁荣，对丰富文学语言和心理描写的技巧有一定贡献，但是这一流派的作品美化贵族地主，企图掩饰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卡拉姆辛（1766…1826）被认为是这一派的代表，他的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1792）叙述农村少女丽莎被贵族少爷埃拉斯特遗弃以至自杀的故事。作者同情丽莎的不幸，对她的心理活动写得比较生动，文笔流畅。但他站在贵族立场，用“命运”来为埃拉斯特辩护，抹杀了造成丽莎的悲剧的社会原因。
十八世纪俄国文学的成就虽不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但就俄国本身来说，仍是一大进步。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大步跃进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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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十九世纪初期文学
第一节 概论
这一时期的文学包括从1789到1830年这段时期。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它用革命手段摧毁了封建统治，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在这次革命的鼓舞下，欧洲其他许多国家反封建斗争高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列宁指出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工业资本兴起，工业资产阶级同把持政权的土地贵族与金融资产阶级存在着矛盾，同时劳资矛盾日益暴露，例如十九世纪初发生了工人自发的捣毁机器运动。法国在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增多，波旁王朝复辟后，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妥协，但彼此间也有矛盾，在人民群众斗争高涨的形势下，183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七月革命。在德国，19世纪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法国革命虽然使德国资产阶级一度感到鼓舞，但雅各宾专政却使它万分恐惧。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状态。这一时期，俄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也有了较多的增长。俄国是封建农奴制国家。沙皇和贵族农奴主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对外穷兵默武，进行扩张，镇压法国革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起着欧洲宪兵的反动作用。这一时期俄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发生了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12月党人贵族革命。
1789年法国革命后，在欧洲许多国家，民族意识高涨，民族解放运动广泛展开。拿破仑失败后，以俄、普、奥为首的封建君主勾结欧洲封建反动势力，于1815年缔结“神圣同盟”，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但是许多国家仍然发生了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革命，希腊人民为摆脱土耳其的奴役进行战斗。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并且也往往反对以“神圣同盟”为代表的欧洲国际封建反动势力。
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同文学关系密切。在德国，康德（1724…1804）、费希特（1762…1814）、谢林（1775…1854）和黑格尔（1770…1831）的唯心主义哲学盛行。德国古典哲学包含有辩证法，但它夸大主观作用，宣扬宗教和神秘主义，对于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有过一定影响。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里传播很广，其主要思想家有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和傅立叶（1772…1837），以及英国的欧文（1771…1858）。空想社会主义者是现代无产阶级还未充分发展时期的产物，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看到资本主义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因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消灭阶级差别的方案。但是，他们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他们不主张政治斗争，企图以个人的空想计划代替社会斗争来实现人类的解放。他们和启蒙思想家一样幻想“立即解放全人类”，幻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空想社会主义对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有一定的影响。
浪漫主义运动是这一时期具有全欧影响的文学运动，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涨时期的产物。
浪漫主义运动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运动，由于作家的立场不同，形成两个对立的流派，即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消极浪漫主义反映贵族的没落情绪和一些被法国雅各宾专政吓破了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这一流派的作家从保守的立场批评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幻想历史倒转，拥护封建复辟，把古代宗法式社会理想化。积极浪漫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情绪，这一派的作家对法国革命的后果表示失望，认为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理性王国”并不是绝对理性的。他们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抨击专制统治和教会，支持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要求进一步改变现状。但他们的思想核心仍旧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他们仍旧跳不出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范畴。他们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大多数脱离劳动人民，作品中流露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
浪漫主义文学虽然从思想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个流派，但从艺术表现手法上讲，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征。
描写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是浪漫主义作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并不致力于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而特别着重描写作家个人的主观世界、对事物的内心反应和感受。消极浪漫主义作家缅怀过去，沉溺于玄妙、神秘世界的探索。他们抒发的大都是个人享受和自我陶醉或悲观厌世的情感。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强烈要求突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他们在作品中着力描写同封建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统治集团格格不入的天才人物或叛逆性格。他们强调个人才能和个人的社会作用，同广大劳动人民有很大距离。
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着力描绘大自然景色，抒发作家对大自然的感受。浪漫主义作家通常以大自然为背景，或者以它为描写对象。他们经常把大自然的“美”和现实的“丑”加以对比。自然景象和作家自己的或作品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紧密联系着，大自然被看作他们精神上的寄托。消极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大自然有出世的、宗教的神秘色彩，他们从大自然里寻求刺激。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往往把对大自然的描写和对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歌颂结合在一起，但也常把大自然作为精神上的避难所。
浪漫主义作家对民谣和民间传说发生极大兴趣，用来作为创作的素材和借鉴。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对资本主义带来的“文明”感到不满，他们宣扬普通人民是“纯朴”的，没有受到城市“文明”的沾染，实际上他们所描写和注意的是人民中受封建统治阶级影响的落后的因素，如顺从、乐天知命、迷信等。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们从民间创作中吸收养料，采用民间文学的题材，学习富有号召力和战斗性的民间诗歌格律，歌颂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浪漫主义作家喜欢运用夸张的手法。他们常常在作品中描述异乎寻常的情节、自然环境和人物。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他们又常常突出它的某一方面。浪漫主义的风格特色是运用华丽的词藻和丰富的比喻；诗歌的格律比较舒展、自由；但是，也往往流于矫揉造作，以华丽的词句掩盖抽象的内容。
诗歌是浪漫主义作家最常用的文学体裁，这一时期特别盛行的是抒情诗。他们喜欢夸大诗人和诗歌的作用，把诗人视为人类的导师，认为“人类的伟大精神”和“深奥的思想”在诗歌中获得了最高的、最理想的表现。此外，十八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历史剧和历史小说也是浪漫主义作家所喜用的文学体裁，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在这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