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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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个重要的德国浪漫主义后期作家是恩斯特·台奥多尔·阿马德乌斯·霍夫曼（1776…1822）。他是普鲁士政府的法官，发表过大量的小说，通过荒涎离奇的故事，一方面反映官吏、市侩、小市民的庸俗丑恶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描绘诗人和艺术家的幻想世界。他的小说经常把 拟人化的动物、精神病患者、魔术师、艺术家等作为主人公，描写自然和人生中所谓“夜的方面”，充满阴暗神秘的气氛。但他对待这“夜的方面”和诺瓦利斯不同，他并不把夜和死加以美化，而是使人感到，那些引起悚惧的事物来源于庸俗生活，许多鬼怪的现实丑恶的比喻和夸张。霍夫曼的作品虽有现实主义因素，但归根到底，他和诺瓦利斯都是病态的。因此海涅说：“评判他们的著作不是批评家的事，而是医生的事。诺瓦利斯诗中的玫瑰光彩不是健康的，而是患肺病的颜色，霍夫曼幻想故事中火红的炽热不是天才的，而是发烧的火焰。”
在霍夫曼的小说里，热情的诗的世界和冷酷的市侩社会经常相互交织，它们彼此对立，不能调和，作者却总是把前者看作更高的真实。他早期的代表作《金罐》（1814），写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十分笨拙的穷学生内心里蕴藏着丰富的诗的境界，星期日出游，走入魔境，最后获得了魔术师的女儿。童话《侏儒查赫斯，绰号朱砂》（1819）的主人公是一个丑陋可怜的侏儒，不能说话，也不能走路，魔女同情他，让他头上长出三根金黄头发。这三根头发发挥了很大的魔力：凡是他周围的人所做的好事，都算在他的分上；凡是他本人所做的坏事，都写在别人的账上。他进入公爵的都城，飞黄腾达，最后那三根头发被人拔掉，群众嘲笑他，他无地自容，跳入手提桶里淹死。这是对不劳而获、专门享受别人劳动成果的剥削者的尖锐讽刺。《雄猫穆尔的生活观感及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尔的传记片段》（1820…1822），是霍夫曼晚期带有总结性的重要作品，书中把博学的雄猫穆尔的回忆录和乐队指挥克莱斯勒尔的自传交错排列，前者是对德国社会种种鄙陋现象的尖锐嘲讽，后者表达了一个热狂的艺术家在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中所感到的痛苦。
霍夫曼写过大量的中篇和短篇小说，收在《仿卡洛画风的幻想故事》（1814…1815）和《谢拉皮翁兄弟》（1819…1821）两部集子里。其中的主题也大都是表现艺术和生活的矛盾的。
在19世纪德国文学中，除了歌德和海涅以外，霍夫曼是对其他国家影响较大的一个作家。他对于丑恶的现实生活的揭发和讽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尔扎克和果戈理；他作品中的怪诞风格和颓废气氛，则更多地影响了后来的某些作家，如美国的爱伦·坡和法国的波德莱尔，以及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分作品。
到1830年前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发展，资产阶级进步力量对统一和民主的要求日益迫切，浪漫主义文学也接近尾声，成为新进作家海涅等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
从本节叙述的情况看来，这个时期的德国文学和法国、法国文学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国和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代表反动的旧势力，已濒于灭亡，显示进步的革命精神的是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德国却正相反，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创造出德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名著，而浪漫主义文学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都是消极的，为反动的封建制度服务的。这是由于德国政治和经济落后于英法两国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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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和拜伦、雪莱
法国革命爆发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无业无产阶级队伍也在成长。19世纪最初10年间，北方工业区已发生过多次工人暴动，最剧烈的是1811到1812年的群众性的破坏机器的勒德运动。政府镇压工人运动，造成1819年著名的彼得卢的大屠杀。劳资矛盾已经很尖锐，但此时英国工业资本家和大企业主在政治上还未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们和操纵议会的金融寡头、土地贵族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1832年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
十八世纪后半叶，英国和爱尔兰、苏格兰之间的民族矛盾加深，对外进行了美洲和印度的殖民战争。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由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民主运动在十八世纪最后十年达到高潮。当时民主会社林立，如“革命社”、“权利法案社”、“人民之友社”等，其中以1792年成立的“伦敦通讯社”为最激进，规模最大，组织也最民主。它吸引了当时许多著名的民主思想家和文人，如潘恩、葛德汶、布莱克等，也吸收了许多工人。“通讯社”的活动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达到高峰，它召开了全英人民大会，邀请其他民主会社参加，并通过了要求停止对法战争和扩大选举权的决议。
民主派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罪恶的斗争突出地反映在葛德汶（1756…1836）和反动思想家勃克（1729…1797）的论战中。勃克在《对法国革命的感想》（1790）这一著作中维护旧制度，认为社会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把它推翻。民主派纷纷起来加以驳斥，普里斯特莱的《致勃克书》（1791）和潘恩的《人权论》（1791）都曾给勃克以有力的反击。但是葛德汶的回答更进一步。他在《政治正义性的研究》（1793）一书中不但驳斥了勃克的论点，还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理想。葛德汶还写过一部暴露贵族地主迫害农民、揭发法律不公正的小说《凯列布·威廉斯》（1794）。葛德汶的理论著作在工人和民主派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雪莱就是他的热烈拥护者。另一个激进派的代表作家是威廉·科贝特（1762…1835）。他主编《政治纪闻》（1802…1835）周刊，并在周刊上发表《骑马乡行记》（1821…1834）。这部作品以通俗平易的文字，报道了作者骑马在英国旅行时的见闻。作者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对当时英国农民的贫困表示深切同情，要求改善他们的境况，同各种形式的大土地所有制进行斗争，辛辣地抨击英国的国教、金融寡头等反动势力，但很少超过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水平。
这一时期英国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浪漫主义诗歌，但是不同倾向的浪漫主义诗人之间却存在着政治和美学观点上的分歧，并展开过激烈的论战。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在法国革命初期对这场革命还表示欢迎，雅各宾专政时期他们却感到恐惧，深怕法国人民的革命行动会影响英国人民，因而转变，仇视革命和民主运动，颂扬统治阶级的国内外反动政策，推崇国教，拥护“神圣同盟”。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继承启蒙思想和民主思想的传统，始终同情法国革命。他们支持勒德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反动的英国王室和托利党政客，反对教会和“神圣同盟”。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都曾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强调作家的主观想象力，否定文学反映现实，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湖畔派致力于描写远离现实斗争的题材，讴歌宗法式的农村生活和自然景物，描写神秘而离奇的情节和异国风光，美化封建的中古。他们笔下的大自然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相反，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强调文学和现实的联系，肯定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在工人阶级尚未成熟的条件下，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它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这种激情往往也体现在他们描写的大自然中。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出生于贵族家庭，10岁时继承爵位和诺丁昂的祖传领地，1801年进哈罗学校，1805年入剑桥大学。他读书很广泛，对历史、哲学和文学深感兴趣。为了答复保守派对他第一部诗集的批评，拜伦发表了双韵体长诗《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1809）。诗人辛辣地讽刺了湖畔派诗人，广泛评论了当时其他许多诗人和批评家。
拜伦的早早期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1、2章，1812）。在此以前，他游历过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地。长诗表现了拜伦强烈追求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从这种思想出发，对窒息个人自由的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联合统治进行抨击，对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同情，但是由于他脱离人民，他的斗争是孤独的，他时常陷于悲观苦闷之中，对人生抱着虚无主义态度。长诗虽然以哈罗德为主人公，描写他在欧洲的经历，但事实上拜伦通过哈罗德主要表现了自己悲观厌世、蔑视群众的消极思想。当拜伦涉及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鼓舞时，往往撇开忧郁的哈罗德这个形象，由诗人自己直接出来发表意见。
在第一章里，一开始，贵族青年哈罗德已经厌倦了生活，感到孤独和苦闷，他离开英国，作为一个“忧愁的流浪者”前往欧洲大陆旅行。他首先到了葡萄牙。诗人特别注意到葡萄牙人民受奴役的处境，美丽的自然风光恰好和现实形成对比。在西班牙的见闻是第一章的中心。西班牙正遭受外敌的侵略，诗人号召人民起来解放自己。他以五节诗描写了游击队的女英雄、保卫萨拉哥萨城的姑娘。他虽然柔弱，但爱人死后，奋起领导游击队，追击法国军队，表现得英勇机智。在写到卡狄兹城时，诗人也描述了西班牙著名的斗牛场面，并指出都市的封建贵族和骑士风气的腐朽。
第二章写哈罗德到了希腊和阿尔巴尼亚。诗人凭吊了雅典文化古迹，指责苏格兰籍的爱尔金公爵把著名的雅典神庙中的珍贵石刻全部盗往英国。拜伦还认为希腊人民必须自己起来进行斗争，俄国、法国固然能打败希腊的敌人，但是希腊并不能因此获得自由。哈罗德最后到达阿尔巴尼亚，会见了首领阿里·帕夏。作者描写了英勇善战的普通人民、殷勤好客的苏里欧人、各族人民的生活风尚和民间歌舞，还记载了士兵们爱唱的战歌。《哈罗德游记》包含着迫切的政治社会内容，吸引了欧洲广大读者。
1812年，拜伦出席上议院，发表著名演说，反对处死破坏机器的工人。同时发表的政治诗《编织机法案编制者颂》痛斥政府迫害工人的措施，并指出一切立法机关、警察、军队都是为统治集团利益服务的。拜伦的第二次著名演说揭露并痛斥了英国对爱尔兰人民的压迫。但是由于统治集团对他的诽谤，欧洲反动势力的猖獗，诗人感到愤慨，并表现出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是“东方故事诗”，包括《异教徒》（1813）、《阿比道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柯林斯的围攻》（1815）和《巴里西纳》（1815）。这些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拜伦式的英雄”，他们蔑视“文明”社会，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叛热情。情节主要写个人的复仇和反抗，背景多为南欧的大海、原野或土耳其王宫等。主人公往往为个人自由、爱情幸福而奋斗，他们傲世独立，行踪诡秘，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奋斗没有明确的前景，最后遭到失败或死亡。这种叛逆性格后来还有所继续和发展，成为他的许多作品的中心人物。
1816年，拜伦被迫离开英国。统治阶级对他反对政府的活动久怀敌意，借故制造舆论，迫使他不得不出国远行。他首先到了瑞士，遇见雪莱，雪莱的乐观情绪影响了他。在这一段时间，拜伦写过若干反映革命斗争的著名短诗，如《锡庸的囚徒》（1816）、《普罗米修斯》（1816）、《勒德派之歌》（1816）等，前两者诗主要写革命者在专制统治的监禁下受尽折磨，但表现出坚毅不屈的精神。《勒德派之歌》具有更积极的意义。拜伦用短小有力的诗句号召工人扔下梭子，拿起武器，用自己手织的布匹来包裹暴君的尸体，用暴君的血来灌溉自由之树。
在瑞士，拜伦还写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三章（18160；第四章（1818）是在意大利写成的。两章的主要内容仍是时代的重要事件，哈罗德在第三章中来到滑铁卢战场。拜伦看见滑铁卢一役拿破仑失败后，“神圣同盟”把欧洲封建君主纠合在一起，反动势力猖獗。他认为只有争取自由的战争才是光荣的。在描写日内瓦的景物时，诗人追忆法国大革命，提到启蒙思想家卢梭和伏尔泰。他说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思想燃遍了全世界，鼓舞了人们反专制的热情。在第四章里，诗人用很多篇幅歌颂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光辉文化和当时的诗人、历史家、雕刻家、科学家。在描述古罗马的遗迹时，拜伦回顾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歌颂对建立罗马有过贡献的人物。拜伦认为意大利应当继承过去的“光荣”，摆脱奥地利统治，争取独立自由。诗人以为“自由”的旗帜虽已破碎，但仍高高飘扬，“自由”的种子根深蒂固，定能开花结果。作者在叙述旅途所见时，经常描绘自然景色，把美丽的自然和丑恶的现实对比，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如第三章中写暴风雨的几节：
天变了！——竟变得这样！啊！夜晚，
风暴和黑暗，你们真有奇妙的力量，
在力量中又有美，正像妇女黑亮的眼
放射出来的光彩！在更远的远方，
在震动的岩石中，过了一岗又一岗，
活泼的雷霆在跳跃！不只是一块云，
而是每座山现在都发出了声响，
朱拉在透过云雾的衣裳答应，
是快乐的阿尔卑斯大声呼叫的回声！
而这是在夜晚——多么光辉的夜晚！
你来不是叫人酣睡！请让我也能
分享你的勇猛而博大的狂欢，
成为暴风雨和你的一个部分！
湖面的放光，水上是磷火荧荧，
大雨正飞舞着降到大地上！
现在天又黑了，——可是接着，群岭，
又发出发山啸似的齐声震响，
好像正在为地动山摇的新生而欢唱！
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虽然表现了拜伦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但是也自始至终贯穿着悲观和虚无主义思想。拜伦在诗中不止一次地表示对生活厌倦，表示自己已经尝够生活的真味，把世上的一切都看得无所谓了；“尘世上的荣誉，野心和斗争，爱情和悲哀”，“都不能用那尖刀在他心坎上划下深痕”。拜伦在诗中还表现了蔑视群众的思想，认为“自己最不适合与人们为伍”；他赞美旷野和人迹不到的地方，认为和禽兽为邻不会寂寞。在诗中，拜伦虽然一再拿希腊、罗马等国家的“光荣”历史和这些国家在当时所处的屈辱地位进行对照，但他对于历史的解释是十分错误的，他认为历史上一切丰功伟绩、兴亡盛衰，“无非是旧事的轮回和循环”，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虚无主义思想。
1816年秋，拜伦到了意大利。他完成了在瑞士开始的哲理诗剧《曼弗莱德》（1817）。这部作品和神秘剧《该隐》（1821）体现着和“东方故事诗”同样的情绪，进一步描写了叛逆性格。曼弗莱德对知识和生活都感到失望，认为“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他不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