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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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时期歌曲创作极为丰富，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创作，有的出自职业作家之手。在当时传播最广的歌曲中，《一切顺利》（1790）反映法国人民在革命艰苦时期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情绪；《卡尔马纽勒歌》（1792）讽刺路易十六和王后阴谋叛国、逃亡未遂的可耻勾当。卢歇·德·利勒（1760…1836）的《马赛曲》（1792）显示了法国人民保卫祖国、铲除封建暴君的坚强意志，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的战争中起着“共和国最高统帅”（拿破仑语）的作用；玛利—诺瑟夫·谢尼耶的《出征歌》（1794）表达了前后方人民奋起杀敌、捏卫共和的愿望。歌曲是法兰西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革命时期的歌曲诙谐轻快，充满战斗激情，它是法国人民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光辉体现。它对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产生过影响，而且也为巴黎公社时期的诗人们所批判继承。　
　　玛利—若瑟夫·谢尼耶的哥哥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的诗歌也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他的早期作品表现出享乐主义的倾向，以及希腊、罗马抒情诗的影响和造型艺术的特征。《牧歌集》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外他还写过一些科学诗，歌颂科学发明和启蒙思想。1789年革命爆发时，他同情革命，发表了迎接自由的颂歌，但是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他却参加君主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反对雅各宾革命政权，因而被判处死刑。囚禁期间，他写了《古体讽刺诗集》（1794），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对雅各宾政权进行恶毒咒骂和诬蔑，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　
　　安德烈·谢尼耶在诗体改革方面作出大胆的尝试，反对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代作品。他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死后25年，他的诗集才出版问世。他的诗受到浪漫派诗人的重视，对19世纪60年代巴拿斯派也产生了影响。　
　　1794年雅各宾政权被推翻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随之建立；人民群众的处境日益恶化；巴贝夫的秘密组织——平等社的活动遭到失败，保皇党的叛乱不断发生。拿破仑以平息国内叛乱和击退国外封建联军而震动全欧，但随之而来的是波旁王朝的复辟。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查理十世执政，是波旁王朝反动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极端保皇分子进入内阁，天主教教会势力更为猖獗，这样就促成了人民群众反对波旁王朝斗争的高涨。1830年七月革命后，掠夺革命果实的银行家统治着法国，金融资产阶级进入全面胜利和巩固时期，但同时，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折之中，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尖锐。封建势力妄图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渴望实现革命的理想。消极的和积极的浪漫主义流派就是上述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卢梭的学说起过重大的作用。卢梭宣扬个性解放，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肯定感情是人的思想行为最奥秘的源泉。卢梭这种关于感情的学说，成为后来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基础，导致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形成。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也受到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这个时期，其他国家的作品大量地被介绍到法国，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席勒以及意大利但丁的《神曲》、西班牙的民歌。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使法国作家扩大眼界，在促使他们摆脱古典主义法则的束缚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在法国是同时出现的。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是夏多布里盎，而他的同时代人斯太尔夫人则有积极浪漫主义的倾向。他们都反对古典主义，但在政治上并不一致。夏多布里盎是正统王朝的拥护者，斯太尔夫人则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属于消极浪漫主义的还有19世纪20年代开始登上文坛的拉马丁和维尼。　
　　1824年以后，以雨果为中心的积极浪漫主义者开始显示他们的力量。20年代后，法国人民反波旁王朝斗争的高涨和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是促使积极浪漫主义者展开活动的重要原因。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在这个时期的歌曲创作，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理论著作《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1825），都在不同情况下有助于积极浪漫主义运动的开展。1827年雨果发表了《克伦威尔序言》，全面提出浪漫主义的纲领，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史上一件大事。《序言》从戏剧角度猛烈抨击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强调自然中的一切都可成为艺术题材，并提出对照原则，认为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两种不同要素的对比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的任务就在于再现一切事物的对比，他指出古典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只描写“崇高文雅”的一面，而忽略了“丑怪粗野”的一面。同时《序言》也提出艺术选择问题，认为艺术是自然的集中而强烈的表现，不是单纯表现事物本身；艺术的真实是一种高于现实的真实。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必须进行选择，不是选择“美”的东西，而是选择有特点的东西。《序言》还涉及了描写地方色彩、韵文体优于散文体以及吸取普通语言等问题。尽管《序言》有些看法是错误的，例如认为基督教把人类引进新的发展阶段，并根据基督教宣扬的“善”与“恶”两种因素构成人的本性这一唯心主义观点，提出艺术上的对照原则；但就其总的精神来说，《序言》还是强烈地反映了1830年革命前夕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公开决裂，也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继续分化，对当时文坛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积极浪漫主义不但有它的纲领，而且有它的刊物（《地球》）、组织（“第二文社”）和基本队伍，参加这个队伍的除了作家以外，还有画家和雕刻家。1830年2月雨果的《欧那尼》上演，剧本反封建暴君的主题，以及演出时剧院中那场激烈的斗争，显示着积极浪漫主义反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胜利。　
　　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勒内·德·夏多布里盎（1768…1848）出身于旧贵族家庭。法国革命爆发后，他曾至北美旅行，后来因在反革命战争中受伤，流亡伦敦，在那里发表了反对启蒙思想的《革命论》，并着手撰写《基督教真谛》。1800年他发表中篇小说《阿达拉》（《基督教真谛》中一个片段），1801年，正当拿破仑和罗马教皇签订合作协定之际，《基督教真谛》全书出版，对于恢复宗教势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他又将书中另一个片段《勒内》抽出，和《阿达拉》合印出版。　
　　《阿达拉》描写爱情和宗教的冲突，结果宗教战胜了爱情。作者在这里力图使人相信基督教的“庄严伟大”，宣扬原始罪恶、惟有基督教能使人免遭尘世苦难等反动观点。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印第安女子阿达拉爱上异教徒夏克塔斯，但是由于母亲许过愿把她献给上帝，她不敢违背誓言，让母亲在来世受苦，于是服毒自尽。阿达拉临终时，由于传教士对她进行天国的说教，她也就不再感到死亡的痛苦。夏克塔斯曾经因为阿达拉的死而诅咒过天主教的残酷，最后也与天主教和解了。在《勒内》里，夏多布里盎以他自己为蓝本，描写一个没落贵族青年的形象。勒内为了追求“无名的幸福”，焦躁不安，四处飘泊，抱怨宇宙人生，而对死亡和荒凉残破的景物则特别留恋。勒内这种宿命论的、无法解脱的忧郁心情，实际上是被剥夺了特权的贵族阶级对法国革命的不满情绪的集中表现。夏多布里盎对勒内这个人物抱有无限的同情；他把他写成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并认为这种不幸正是出身高贵的勒内与众不同之处。假如说，作者在《阿达拉》里，力图使人相信基督教的“庄严伟大”，那么在这里，就是要挽救那个注定要灭亡的贵族阶级的威望。　
　　夏多布里盎在政治上一直忠于正统王朝，波旁王朝复辟他又恢复政治活动，成为当时法国反动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角色。在创作方面，夏多布里盎还写了小说《殉道者》（1809）、《纳契人》（1826）、《阿邦赛拉琪末代王孙的艳遇》（1826）、游记《巴黎至耶路撒冷之行》（1811）和自传《墓外回忆录》（1850）等作品。　
　　夏多布里盎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些影响，按其性质来说，又是复杂的。他散布了中古基督教的有害的偏见，也对中外文化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扩大了自然描写的范围，使海洋、山岳、森林、陵阙等巨型景物进入文学领域，但他笔下的自然景物都是为他的消极反动思想服务的。他创造了“世纪病”的病态形象；年轻一代的浪漫派作家，特别是拉马丁和维尼，都受到这一病态的意识形态的感染。他提出历史比较的文学批评方法，反对古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但这也不过是为了维护他本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文艺上的改良主义措施而已，因为古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来看，在当时已经不能继续很好地为封建贵族政治服务了。　
　　夏多布里盎的文体，矫揉造作，炫耀辞藻，但这仍然无法掩盖思想内容的虚伪性和反动性。马克思曾对夏多布里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和最反常的方式把18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19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还指出：“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如果说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18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廷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　
　　20年代登上文坛的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阿勒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生于旧贵族家庭。1820年他发表《沉思集》，歌颂爱情、死亡、大自然和上帝。对拉马丁来说，人生是痛苦和失望的源泉，因而他把理想寄托在已经消逝的事物和天堂的幻想上面，或者向大自然寻求安慰。拉马丁在《新沉思集》（1823）和《诗与宗教的谐音集》（1830）中继续发挥《沉思集》的主题，但忧郁的气氛已被作者日益明确的宗教信念所代替。拉马丁在一切现象背后都看到上帝的存在，于是一切现象都成为他赞美上帝的借口。　
　　拉马丁早在20年代就已经开始政治生活，1830年7月革命后，逐渐从保守立场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宣传人道主义思想，强调要使诗歌为宣传自己的思想服务。1836年发表的史诗《若瑟兰》反映了拉马丁在这个时期的精神面貌。若瑟兰是一个年轻教士，为了履行宗教职责，他牺牲了对罗朗丝的爱情，在僻远的山村里，过着隐忍、虔诚的生活，救济贫困，宣传热爱宇宙万物的泛神论思想。尽管《若瑟兰》描写阿尔卑斯山的自然景物和乡村生活，但作品的中心思想却是反动的，作者在这里力图把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用“博爱仁慈”缓和阶级矛盾，美化宗法社会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马丁作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他在1848年2月革命中起了“削弱无产者的革命斗志”的作用。　
　　另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阿勒弗莱·德·维尼（1797…1863），贵族出身。1835年他发表由三个中篇小说组成的集子《军人的屈辱与荣誉》，根据自己过去军营生活的回忆，描述士兵的悲惨命运。同年演出《查特顿》，剧本取材于18世纪英国青年诗人查特顿因贫困而自杀的故事，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统治的罪恶。1837年以后，维尼开始过离群索居的生活，走进“象牙之塔”。遗著《命运集》（1864）是他在诗歌方面的代表作。　
　　维尼是一个反映没落阶级情绪的哲理诗人。他生活在资本主义获得胜利的社会中，眼见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必然遭到灭亡，因此感到绝望（《摩西》）。他悲叹爱情和大自然并不能给人安慰（《参孙的愤怒》、《牧童住宅》），甚至上帝也同大自然一样冷酷无情（《橄榄树山》）。他这种对旧制度必然遭到灭亡的认识和对旧制度所抱的孤臣孽子的心情，使他摆出一副忍苦傲世、消极沉默的态度，来对抗历史的前进。维尼采用象征的手法，把他个人的矛盾和痛苦说成是全人类的。他的诗给60年代巴拿斯派铺平了道路。　
　　19世纪初，对积极浪漫主义起过重要作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斯太尔夫人（1766…1817），是瑞士银行家、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内克的女儿。她早年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特别崇拜卢梭。斯太尔夫人最初拥护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在雅各宾党开始专政时，她曾怀着惊恐的心情一度离开法国。拿破仑执政后，她在巴黎的沙龙成为不满拿破仑独裁政治的人们的活动中心；另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政论家、中篇小说《阿道尔夫》（1807）的作者班加曼·贡斯当（1767…1830）是这个沙龙中的重要人物。1800年斯太尔夫人发表《论文学》，其中对自由的颂扬，实际上是对拿破仑的公开挑战。1802年发表的小说《黛菲妮》，因为带有反教会的倾向，同拿破仑与罗马教皇签订合作协定的政策相抵触，引起了拿破仑的不满。从这时起，斯太尔夫人开始她的流亡生活，游历欧洲各国。1807年小说《柯莉娜》出版，1810年她写成《论德意志》。在这时期，自由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在斯太尔夫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她力图同拿破仑政权和解，并且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但对拿破仑垮台后的波旁王朝复辟，她还是采取反对的态度。欧洲封建联军进占巴黎的消息，使她感到万分痛苦。她说法兰西是她的祖国，法兰西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　
　　作为小说家的斯太尔夫人，在《黛菲妮》和《柯莉娜》两部作品中，第一次在法国文学领域提出妇女自由权利和社会传统习惯之间的矛盾的问题。黛菲妮是一个天真热情的女子，可是她的坦率的行为，不但为封建道德和教会偏见所不容，而且始终得不到情人莱昂斯·德·蒙多维勒的谅解，最后服毒自尽。柯莉娜是一个渴望个性自由、热情奔放的意大利女诗人，年幼时备受继母的歧视和迫害，后来和英国青年奥斯华尔德相爱。但是奥斯华尔德出身于清教徒家庭，性情拘谨，终于牺牲对柯莉娜的爱情，遵照父亲的遗嘱，和一个符合贤妻良母标准的女子结婚，致使柯莉娜感到绝望，抱疾而终。黛菲妮和柯莉娜二人临死时都同天主教和解了，把实现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梦想上。斯太尔夫人力图证明社会传统势力不可避免地要战胜个人意志和个人热情。两个女主人公对社会传统发出抗议，而最后又屈服于宗教信仰。她用皈依宗教来解决她们的命运问题。在这里她所表现的摇摆和软弱立场，对当时自由资产阶级来说，是有代表性的。　
　　斯太尔夫人对文学理论和批评也有所贡献。她在这方面的许多见解，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和19世纪资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