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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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细微的心理活动，对以后的抒情诗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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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俄国文学和普希金
十九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农奴制度瓦解的征兆日渐显著。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利用人民的力量，打败拿破仑，爬上欧洲霸主的宝座，对外主宰“神圣同盟”，疯狂镇压欧洲民族民主运动；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农民不满情绪日益强烈，起义频繁，士兵暴动也时有发生。在资本主义要求发展、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的条件下，一些进步贵族青年军官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组织秘密团体，于1825年12月率领3000名士兵，发动反专制农奴制度的起义，即历史上所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14年，列宁说：“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是与影响过运动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段就是：（1）贵族时期，大约从1825年到1861年；（2）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1861年到1895年；（3）无产阶级时期，从1895年到现在。”十二月党人“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他们的活动唤醒了后来的革命者。
俄国人民对拿破仑的胜利以及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兴起，增强了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促进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是俄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与贵族革命运动紧密相连，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对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他们重视本国历史，提倡民族文学。作为积极浪漫主义对立面的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诗人茹科夫斯基。他的诗歌大都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主义。
与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盛行的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在迅速形成。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要求文学揭露现实的丑恶，探求社会黑暗、腐败的根源，这促使一些作家走向了现实主义。十八世纪讽刺作家和拉吉舍夫的创作，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十二月党作家要求表现民族独特性的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尽管它这个时期带有温和的贵族倾向，反映的生活面还不够广，但已初步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如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包耶陀夫的戏剧《智慧的痛苦》和普希金的作品。
十二月党作家包括雷列耶夫、丘赫尔别凯（1797…1846）、、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和别斯土热夫即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他们继拉吉舍夫之后，把文学当作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工具，使文学同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诗人首先应当是一个热爱祖国、争取自由的公民，民歌是文学的源泉。他们的创作从民歌吸取营养，充满着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创造了爱祖国反暴政的英雄形象。他们常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情，但由于他们远离人民，而历史观又是唯心的，所以他们所选择的人物多是王公贵族，并往往加以美化。
康德拉季·费陀罗维奇·雷列耶夫（1795…1826）生于贵族家庭，参加过1812年抗法战争，后来领导秘密团体“北社”，策划了1825年起义，是被沙皇绞死的五个十二月党领袖之一。他的第一首名诗《致宠臣》（1820）所痛斥的，就是当时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耶夫：
傲慢的宠臣，无耻又阴险，
狡猾谄媚之徒和君王卑鄙的伙伴，
祖国残暴的统治者，十足的恶棍，
你仰仗钻营而攫取了显位！
诗人相信“被暴政激怒的人民一定会无比严峻”，他鼓动人们去推翻专制政权。他起义前不久写的《公民》一诗，谴责对“祖国灾难”漠不关心，号召年轻人参加起义，不要“玷辱公民的称号”。这些诗在进步贵族青年中间流传甚广。诗集《沉思集》（1825）赞扬了一些历史人物，但由于不符合史实，当时就受到普希金批评。《沉思集》中以《伊凡·苏萨宁》一篇最有名，描写的是一个热爱祖国的民族英雄。雷列耶夫的作品一直被沙皇政府查禁，但他的热情昂扬的诗句仍然传播开去，为俄国进步作家所推崇。
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克雷洛夫（1768…1844）是欧洲文学史上著名的寓言作家之一。他出身贫寒，少年时代在市议会和税务局当职员，以后任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馆员达三十年之久。十八世纪末，他办过讽刺杂志，写过喜剧和小品文。从1806年开始，他写了二百零五篇诗体寓言，共九卷。他的寓言反映的生活面很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四类：暴露专制农奴制度的罪恶（《狐狸和土拨鼠》、《村会》、《杂色羊》等）；反映1812年抗法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梭鱼和猫》、《猫和厨子》等）；歌颂人民的辛勤劳动（《鹰和蜜蜂》、《池沼和河流》等）；批判对西欧文化的模仿和迷信（《小狮子的教育》、《蜜蜂和苍蝇》等）。
在《鱼的跳舞》里，狮王因受理子民的控告而出巡，遇到一个统管水族的“乡下佬 ”在煎鱼。狮王问“乡下佬”，鱼为什么在锅里乱蹦乱跳？“乡下佬”谄媚地回答说：“他们见到你，高兴得跳起舞来了。”于是狮王认为他的水族子民生活得很好，不会有什么不公正的审判，便满意地走开了。这则寓言直接影射亚历山大一世的昏庸，指责他纵容宠臣阿拉克切耶夫鱼肉人民，讽刺性很强。《农民与河》写小河泛滥，冲毁庄稼，淹死牲口，给农民造成巨大灾害。农民去找小河的首脑大河主持公道，但发现他们损失的东西半数都漂浮在大河上。
在《树叶和树根》里，作者更明确地肯定下层人民的作用，谴责贵族上层人物，指出树根如果枯萎，树叶一定也活不成。
克雷洛夫在寓言中抨击专制农奴制社会的腐朽，同情农民。但他的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例如认为法国革命过激，他本人又未能摆脱封建等级观念（《青蛙要一个沙皇》、《马和骑师》、《一棵麦子》），等等。
克雷洛夫的寓言（包括他所译的伊索寓言和根据伊索寓言等改写的作品）力图反映现实，针砭时弊。他进一步使寓言这种体裁成为具有巨大概括意义的讽刺艺术。他的作品富于生活气息，戏剧性强，角色的社会属性鲜明，而又有个性特点，语言熟练，诗句流畅。他大量采用谚语和俗语，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使书本语言和民间口语融合起来。克雷洛夫对后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很有影响。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包耶陀夫（1794…1829）出身于贵族家庭，1806至1812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开始接近未来的十二月党人，思想上与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在1812年参加卫国战争，战后在外交部工作。
1818年格里包耶陀夫任俄国驻波斯大使秘书。1822年调到梯弗里斯，任高加索总司令叶尔莫洛夫的外事秘书，那里的军官中间有很多十二月党人。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了《智慧的痛苦》。剧本立刻以手抄本流传开来，对反农奴制思想起了宣传鼓动作用。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格里包耶陀夫因受牵连而被捕，但是查无实据，于1826年获释，接着便被任命为俄国驻波斯大使。但正如作家本人认为的那样，这是一次“政治流放”。
1829年，波斯人民不满沙皇对外政策，袭击俄国大使馆。格里包耶陀夫就是死在这次事件中。
《智慧的痛苦》描写进步贵族青年恰茨基从国外回到莫斯科，发现俄国社会仍旧是一潭腐臭的死水，儿时的女伴也已堕落。他向这个社会发出猛烈抨击，结果被上流社会污蔑为疯子，他一怒之下再次出走。作者通过恰茨基的遭遇，说明了有才智的人在俄国所遭受的痛苦。
《智慧的痛苦》写于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夕，反映了俄国贵族革命开始阶段的上层社会中的尖锐冲突。一方以法穆索夫为首，是代表“过去的世纪”并顽固地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势力；另一方是以恰茨基为首的，代表“当今的世纪”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强烈地反对农奴制度。这正是俄国贵族革命阶段的中心问题。
剧本对法穆索夫集团作了鲜明的刻画。这是心中没有祖国和人民的反动的一帮，他们的人生目的全在功名利禄。最反动的农奴主法穆索夫仇视一切文明与进步，随时准备将农奴发配到西伯利亚；武夫斯卡洛茹布是典型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军阀，他要让所有的学校不教科学，只教军事操练；小官僚莫尔恰林为了升官发财，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这些形象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俄国反动官僚社会的面貌。
恰茨基则与这一切反动势力恰恰相反。他仇视农奴制度，愤怒谴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蹂躏；他痛恨俄国大官僚贵族毫无民族气节、匍匐在西欧脚下的丑态；他反对愚民政策，推崇文化教育。恰茨基具有十二月党人的某些特征，但是没有达到后者的高度。他在遭到上流社会的诋毁后，所想的是：“我要走遍全世界！去找一角地方，让这被侮辱的感情得到安歇。”可以说，恰茨基是一个有代表性、有典型意义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
《智慧的痛苦》虽然仍有古典主义三一律的痕迹，但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之一。剧本语言准确、生动、口语化，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谚语。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学于沙皇政府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立的皇村高等学校，和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很接近，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卫国战争更激起他的民族意识与爱国心。1817年皇村学校毕业后在外交部供职，参加过十二月党人团体的活动，形成了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进步思想。1820年因所写政治诗被政府流放南俄。1824年与上级发生冲突，被遣回他父母的领地米海洛夫斯克村，由当地长官监督。次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发生后，普希金被召回莫斯科，此后便定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出入于上流社会，同时受到密探的监视。1837年，政府纵容一名逃亡的法国保皇党人在决斗中杀害了他。
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后不久，连续写了一些反对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诗，如《自由颂》（1817）、《童话》（1818）、《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819）等，在当时进步贵族青年中间广泛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致恰达耶夫》。这首诗抒发了贵族先进分子的共同感受，充满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必胜的信心。诗的结尾是：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升起，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的名字。
当然，普希金并没有达到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的结论，他只主张君主立宪。他抽象地把“法”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看到“法”不过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自由颂》）。
普希金的政治诗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明朗清新的抒情风格，体现了十二月党人那种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热情，语言通俗活泼。有的政治诗还以现实主义笔触，展示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村的悲惨图景，充满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普希金流放南俄后在总督公署供职，和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更加频繁。当时欧洲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他在1821年所写的《短剑》一诗，称颂历史上暴力谋反的人；《希腊的女儿》歌颂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但不久，意大利、西班牙革命相继遭到挫折，俄国政治生活也日益黑暗，他对贵族革命运动的前途发生怀疑。南俄时期，他写过不少浪漫主义抒情诗，如《囚徒》（1822）、《致大海》（1824）。此外又写了一组长诗，包括《高加索的俘虏》（1822）、《强盗兄弟》（1822）、《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1824）和《茨冈》（1827）等四篇，反映了二十年代进步贵族青年探求社会出路的不安情绪。
《茨冈》描叙贵族青年阿乐哥不见容于政府，跟茨冈人一起流浪，并成为茨冈姑娘真妃儿的丈夫。两年后，他发觉妻子另有新欢，怀着嫉妒和复仇的心理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在这首长诗的前半部，作者采用浪漫主义所常用的“返回自然”的主题，描写阿乐哥愤慨地批判城市文明的虚伪和对金钱的膜拜，在茨冈人中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半部写阿乐哥与茨冈人的冲突。在长诗中，诗人以浪漫主义情调把茨冈人的生活和老茨冈的道德加以理想化，用茨冈式的自由生活对照文明社会，用老茨冈的道德对照阿乐哥的利己主义。但在长诗的结尾，诗人又指出，茨冈人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并不自由、幸福。这表明，作者已意识到浪漫主义主人公返回自然的愿望也是虚幻的。
1824年，普希金在米海洛夫斯克村过着幽禁的生活。他钻研俄国历史，搜集童话和民歌。这一切，丰富了他的创作，加强了他的作品的民族特色，对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起过良好作用。
历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1825）是他最著名的戏剧作品，描写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俄国动乱年代的故事。据当时民间传说，奸臣戈都诺夫在1591年害死了年幼的皇储季米特里。戏剧开始时写1598年戈都诺夫登上皇位。1603年，一个青年僧侣葛里戈里偶然知道了戈都诺夫篡位的内幕，怀着个人野心，僭用季米特里的名义，投奔波兰。次年假皇子季米特里在波兰贵族地主支持下，举兵反叛戈都诺夫朝廷，人民不堪戈都诺夫的苛政，拥戴假皇子，使他取代了戈都诺夫的地位。悲剧虽然涉及争权夺利的宫廷纠纷和俄国与波兰的民族矛盾，但着重揭示的是戈都诺夫失败的社会原因。戈都诺夫杀死皇储，篡夺皇位，取消“尤利节”，使他失去了人心。作者让假皇子的一个近臣加夫里拉·普希金点明全剧的中心思想：
……我们厉害的是什么？
并不是军队，不是的，也不是波兰的援助，
而是公意，是的！人民的公意。
作者以古喻今，在剧中指出沙皇和人民相对立，人心向背是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对历史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俄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也有规劝沙皇施行开明政治的意思。这部历史悲剧打破古典主义的陈套，分为二十三场，剧情发生的地点不断变换，前后经过七年，人物众多。戈都诺夫和假皇子的性格比较鲜明。剧中有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这在俄国戏剧史上还是第一次。全剧用无韵诗体写成，为了符合人物身分，作者有时采用俚俗的语言，有时采用高雅的语言，有时用诗，有时用散文。
十二月党人失败后的次年，新即位的居古拉一世为了收揽人心，把普希金召回首都。普希金对他抱有幻想，曾写过《绝句体诗》和《致友人》两首诗，把争取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的“慈念”上。这是普希金思想上软弱的一面。但他又不能忘怀旧日的朋友十二月党人。1827年，他写了《致西伯利亚》一诗，向十二月党人说道：你们“悲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