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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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着不可克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是不全面的，大部分作家只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贵族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作品中往往借助个人同社会的冲突表现出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被渲染成时代的“英雄”。劳动群众反抗剥削者的斗争没有得到反映，有的作家即使涉及这个题材，也只是作了零星、局部的描写，甚至加以歪曲。作家对劳动人民往往止于怜悯同情，工人和农民大都被表现为消极的受难者。批判现实主义在揭发社会罪恶时，往往通过伦理道德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即或提出一些社会改革方案，也大都未触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能给社会指明真正的出路。无论西欧或俄国的多数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 改良主义思想，并由于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社会改良的不可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彷徨悲观情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虽然强调用革命手段摧毁沙皇制度，但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空幻的，看不风通向“理想世界”的具体道路，因而他们的乐观精神也只能给人以空泛的印象。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他们塑造的正面人物多数是脱离人民的个人主义“英雄”、忏悔的贵族、“改好了的”资产者、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上的“多余的人”，以及温和驯良的“小人物”等。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本时期的文学中虽占主要地位，但在法国和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仍继续发展。法国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如雨果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其中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增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的作品仍有较大影响。俄国的莱蒙托夫创作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但也写过许多浪漫主义诗歌。在德国，青年时代一度倾向于浪漫主义的诗人海涅，随着德国革命的发展，创作中的批判精神增强，写出了一些优秀的政治诗。
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无产阶级强烈要求运用文学来表现并鼓舞自己。本时期产生了光辉的英国宪章派文学和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诗人维尔特。无产阶级文学表达了广大劳动群众的要求，充满着向剥削制度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政治鼓动力，但还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艺术上也不够成熟。然而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对海涅、琼斯、维尔特等人的思想和创作有过很大影响。四十年代末，在欧洲各国民主运动中产生一些来自人民群众的革命歌谣，它们在本时期的文学中也放出了光彩。
在中欧、东南欧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中，许多国家的文学都有较大发展，出现了裴多菲这样重要的作家，他们利用文学这一武器来反封建、反民族压迫，对这些国家的革命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不少作品在当时的欧洲流传，后来又受到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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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巴尔扎克
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法国社会进入金融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同时法国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31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是法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48年革命结束了七月王朝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尽管革命以失败告终，但是工人阶级所显示的巨大力量已经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惧，而反动统治集团对工人运动的阻挠和迫害也日益加剧。
1851年12月，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宣布解散国会，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嚣张一时，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是六十年代后，工人运动又重新兴起，为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高涨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虽然还存在着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逐渐成为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在资产阶级内部，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暴露出来。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不但压迫无产阶级，使劳资冲突日益加深，而且也压迫中、小资产阶级，使他们在经济上陷于贫困破产，政治上受到排挤。
在文化方面，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继续传播，人道主义思想广泛流传。此外，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哲学、达尔文（1809…1882）的进化论、克罗德·贝尔纳（1813…1878）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等，也开始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他们只把人作为生物来研究，认为人和生物一样，其生存和发展是由环境决定的，但他们看不到人的阶级本质。
随着社会形势和文化思想条件的改变，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学也起着重要的变化，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它反映了法国封建社会瓦解和资本主义胜利的历史过程，抨击了资产阶级金钱统治的罪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民群众抱有一定的同情，但对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始终未能抛开幻想。巴尔扎克是一个保皇党人，司汤达在政治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范畴，梅里美晚年作了拿破仑三世宫廷的座上客，福楼拜对人民群众的恐惧远甚于对他们的同情。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同法国十八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分不开的。狄德罗不论在描写当时的社会生活方面，或在叙述手法方面，都给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提供了榜样。巴尔扎克对作为小说家的狄德罗推崇备至，从某些人物形象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十八世纪以前的拉伯雷、莫里哀和拉布吕耶尔等一直是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喜爱的作家，他们从这些作家对现实的观察和严峻的讽刺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十九世纪初风行一时的通俗小说，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本国文学传统以外，法国批判现实主义还接受了外国文学的成果，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英国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司各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着重描写人物活动的环境和曲折的情节，他的小说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巴尔扎克从司各特作品中得到的启发尤为显著。
在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主要流派出现于文坛的同时，积极浪漫主义传统也在继续发展。1850到1877年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写成他的代表作的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正好是积极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创作活动的重要阶段。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之下，虽说雨果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比前一时期大为增强，但在艺术风格上，他始终保存着充满抒情气氛的浪漫主义特色。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深，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出现了戈蒂耶、波德莱尔等颓废派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对生活采取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态度，他们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看作一种固定的、永恒的现象，否定人类进步的可能，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从基督教“原始罪恶”的观点出发，深信人本身就是邪恶的、腐朽的，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罪恶不可避免的结论，嘲笑提倡社会改革和宣传人类进步的活动。颓废派的主导倾向是逃避现实，否定生活，把人引进象牙之塔或神秘主义世界，对日后巴拿斯派和象征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颓废派在反功利主义的口号下，一直是同十九世纪中叶人道主义思潮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相对立的。1840年雨果在《诗人的任务》一诗中，指出诗人在民众苦难深重的时刻，不应逃离社会，独善其身；这是雨果对戈蒂耶所宣扬的唯美主义的严正谴责。1842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全面提出现实主义的纲领，强调作家应该同时是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这实际上也就是对颓废派一种有力的答复。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1783…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出生于一个反动、保守的律师家庭。他早年接受启蒙思想，同情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十七岁时加入拿破仑的军队，把拿破仑看作唯一能击败封建反动势力的英雄，崇拜他的魄力和才干，赞扬他打破等级界限，从平民中大量选择军官。复辟以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1821年因和烧炭党人交往被驱逐出境。
司汤达侨居意大利期间，深受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曼佐尼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同德、法消极浪漫主义不同，后者宣扬唯心的神秘主义，前者则强调文学要写真实，要提倡民族传统。用曼佐尼的话来说：“戏剧人物的可信与否，全在他的真实性”，“最伟大的诗人都从民族传统中吸取题材”，目的是为当前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在意大利期间，司汤达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和艺术家评传。二十年代初回国后，他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发表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他举罗马凯旋门同法国的凯旋门为例，说“罗马的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刻画的是当时的真相，因此感动了他们的同胞”；法国作品完全模仿罗马，而“各个时代的模仿者都是古典主义者”。可见司汤达所谓的“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现实主义，而“古典主义”在他的词汇里则是没有生命力、衰落腐朽、供宫廷取乐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和拉辛都是浪漫主义者。“这两位伟大诗人都模仿自然。”在艺术形式方面，司汤达提倡朴素自然的散文体诗剧，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反对夏多布里盎式的矫揉造作和夸张。司汤达的理论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他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理论文献，对这种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司汤达的主要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主人公于连·索瑞尔是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怀有强烈的向上爬的个人野心，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想靠建立军功而飞黄腾达。但在复辟年代，他的希望不能实现，他看出只有通过教会的道路，才能达到目的。他把一部拉丁文《圣经》背得烂熟，当地神甫很信任他，介绍他到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不久，因和德·瑞那夫人恋爱，他被迫离开市长家，到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去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得到侯爵的赏识重用，和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发生爱情关系，侯爵只好赠给他土地、金钱、贵族封号和军衔。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德·瑞那夫人在教士威逼下写来一封揭发他的信，使侯爵取消了女儿和他的婚约。于连野心未遂，一怒之下用手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因而被捕，最后被判死刑。
于连代表当进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右翼，他们和当权的贵族、教会有矛盾的一面，因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他们想爬到上层地位的障碍；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和上层妥协的一面。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根本不要推翻封建制度，只想自己爬到上流社会，满足权势和财富的欲望，和贵族、僧侣一道维护封建制度，统治人民。于连的形象就是这一阶层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典型形象。
于连不满封建等级制度，但向上爬的欲望又使他依附于特权阶级，冒着生命危险为贵族秘密会议递送情报。他把全部《圣经》看成谎言，却又把它熟读，立志当教士。他声言巴黎是个“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但又竭力想钻进巴黎上流社会，羡慕他们的权力、财富和豪华的寄生生活。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然而又极端蔑视他们。于连的反抗性取决于贵族上流社会对他的态度，他的主导方面是向统治阶级投靠。他对社会作了某些批判，仅仅是由于他个人向上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每当他受到提拔重用时，他总是对赏识他的主人感激涕零。司汤达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对于连的个人野心、利己主义和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行为，作了肯定的描绘，最后法庭上的一段更把于连渲染成一个反对统治阶级的英雄。实际上，于连的一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一生，他在法庭上短短的发言是个人野心未遂的怨恨的发泄，他的死也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失败后悲观绝望的必然结果。
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反映了贵族和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教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对封建贵族和教会作了一些揭露，描述了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的恐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情绪，因而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红与黑》并没有表达出七月革命前夕，广大法国劳动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反贵族、反教会和反复辟的时代精神，只不过是塑造了一个出现于革命浪潮中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形象，并且在美化这个人物的同时，宣扬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观和幸福观。
司汤达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巴马修道院》（1839）。主人公是意大利巴马公国的贵族法布利斯·台尔·唐戈。他青年时代参加拿破仑军队，拿破仑失败后返回意大利，在他姑母的帮助下，到神学院学习，被任命为代理大主教，后来因为几次恋爱失败，隐居到修道院，不久死去。司汤达笔下的法布利斯和于连一样，也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他也企图通过从军和出任教职来满足个人野心，并想在爱情中求得个人幸福。作者着力描写了巴马宫廷的政治阴谋和斗争，反映出“神圣同盟”时期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和混乱。
司汤达又写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和自传体小说《亨利·勃吕拉的一生》，都未完成，还留下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集》。这些作品都在他死后很久才出版。
《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拥护七月王朝。吕西安最初倾向于共和主义，他父亲叫他从军，他同于连相反，对从军不感兴趣。在镇压工人起义时，他遭到工人的仇视，又看到同伍军官的卑鄙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