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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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女儿。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心和金钱欲，他牺牲了全部家私，结果却被她们遗弃，在贫困和疾病中死去。高老头这种悲惨的结局，使拉斯蒂涅再一次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生活教育，促使他最终地决定他的道路：决心用一切卑鄙手段向上爬，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当一名“英雄好汉”。
拉斯蒂涅伶俐狡猾，头脑冷静；在邪恶的诱惑面前，他并不是毫无顾虑的，有时甚至也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羞愧，可是他每次内心斗争的结果，总是邪恶占上风。为了添制一套漂亮衣服，他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急；回信来了，他感动得流泪，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狠心利用至亲骨肉的感情，他很想不拿这笔钱，但是转眼之间，想到能够穿上新衣出入交际场中，他又得意非凡，觉得整个世界已经是他的了。伏脱冷向他建议谋害维多利小姐的哥哥，使她成为唯一继承人，如果他和她结婚，他就可以弄到一百万陪嫁。他虽说拒绝了这个罪恶的计划，但并没有停止对维多利小姐谈情说爱的勾当：只要罪恶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之手，也未始不可以享受罪恶的果实。他在觉察到高老头的悲剧以后，便成为伏盖公寓中唯一同情高老头的人，他护理高老头的疾病，央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来给父亲送终，他典当自己的表来给高老头办理后事，他差不多是唯一参加高老头的葬仪的人。但是，向上爬的野心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在安葬高老头以后，就上纽沁根夫人家里吃晚饭去了。拉斯蒂涅从外省到巴黎，不是非走邪路不可，但他在巴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步腐化堕落。后来当他在《纽沁根银行》中重新出现时，他是个搞银行假倒闭的帮手；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他已经获得爵位，当上部长了。
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世界一名凶残的掠夺者，因为遭到追捕，他对社会进行猛烈的反抗。从巴尔扎克后来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当时在巴黎给一批犯人管理一笔暂时不能公开的财产。在伏盖公寓的房客中，他看准了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千方百计地对他加以诱惑，私下和他畅谈为人处世的秘诀。他骂尽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卑鄙龌龊，但他自己所追求的却是要捞一笔资本到美洲去贩卖黑奴。他把自己置于道德之外、法律之上，用不道德来反对不道德，用无法纪来反对无法纪。他和其他掠夺者作斗争，采用了毒蛇猛兽互相咬啮对方咽喉的方法，谁是强者，谁就获得胜利。伏脱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是由于掠夺失败的个人仇恨而产生的，只要个人野心得到满足，他就可以不再抨击。后来，在《娼妓荣辱记》中，伏脱冷已摇身一变而为巴黎秘密警察厅长。
高老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靠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面条商人，他原想爬得更高，但是在金融势力统治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他的幻想不能实现，因而他在妻子死后，就把全部希望和感情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两个女儿十五岁时便有自备马车，生活非常奢华，像一个有钱的老爵爷所养的情妇，只要一开口，最荒唐的欲望也会得到满足。后来高老头为了给这两个嫁给名门贵族的女儿挣面子，结束了他的面条生意。当他知道两个女婿不愿意公开接待他，他竟像乞丐一样，从旁门偷偷地去探望女儿，或者守候在马路旁，窥伺女儿乘坐华丽的马车走过去。他是伏盖公寓里大家取笑的对象，能够从拉斯蒂涅那里打听到两个女儿寻欢作乐的情况，是他的无上的快乐，而拉斯蒂涅也就因此成为他推心置腹的朋友。至于他的两个女儿，她们只有在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跑来找他，而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她们的需要，为的是有机会看她们一眼。他病重垂危时渴望看看自己的女儿，可是她们都不肯为了给父亲送终而牺牲一次参加舞会的机会。高老头临终时，在他的嚎叫和诅咒中，夹杂着对两个女儿的凄惨的呼号。他甚至曾经发狠要再去做面食生意，赚它几百万回来，因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买到女儿。当他看出自己已经完全被女儿抛弃时，他不由得叫喊起来，他要去抗议：如果做父亲的给踩在脚底下，国家不就要亡了吗？高老头的殡葬，仅仅由于拉斯蒂涅及其朋友青年医科学生皮安训四处奔走，才得以草草了事。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没有参加送葬，却派了他们有爵徽的空车，跟着灵车一直送到公墓。
《高老头》还成功地描写了许多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纽沁根男爵和皮安训等。伏盖太太是一个城市小市民的代表人物，她可以从舞女那样的笑容满面，一变而为债主的冷酷无情。她想尽办法在房客的膳食上节省开支，把房客喝剩的酒用瓶子收集起来，年年望着自己园子里的苹果树发愁，惟恐苹果收成不好。高老头的悲惨的死亡，只有当她害怕由此而给她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时，才引起她的不 安。纽沁根田爵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人间喜剧》中多次登场，是《人间喜剧》的主要主人公之一。他在《高老头》中虽说只是初露头面，但我们已能看出这个资产阶级强盗的实质。皮安训是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他刻苦勤学，和拉斯蒂涅所走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同样在巴尔扎克的另一些小说中出现，却没有成为任何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典型性远不如《人间喜剧》中的反面形象那么突出。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广阔的反映。他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中心图画，以金钱统治原则为这幅图画的线索，描绘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的历史，并以批判态度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阐明隐蔽在这一大堆人物、激情和事件中的意义，暴露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罪恶，为我们认识当时法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伯爵、皮安训等）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这些小说明确地反映出他们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阶段及其相互联系，从而加深了《人间喜剧》这幅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尽管巴尔扎克唯心地认为“欲念”是人的基本要素，强调“欲念就是整个世界；没有欲念，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但他总是把体现某一“欲念”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过程，从不孤立起来描写它。而他要求通过生活环境来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又是和他深信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相联系的。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中心人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都极为鲜明突出。葛朗台老头不同于十七世纪莫里哀笔下的守财奴阿尔巴贡，也不同于《人间喜剧》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任何其他守财奴和资本家的形象。
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璜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对什么样的人就安排什么样的环境。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1848年6月革命以后，雨果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虽然并不了解这次革命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一深刻意义，但是对革命的要求这一点，雨果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当很多作家陷于悲观消极，远离社会斗争，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雨果却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走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政治立场。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对政变的起义，并因此遭到迫害，开始了历时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他最初在比利时首都避难，不久由于比利时政府的干涉，迁到英吉利海峡英属哲尔西岛，后来又由于英国政府的干涉，转往格恩西岛。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垮台，才回到法国。流亡期间，他拒绝接受拿破仑三世的大赦，宣称“篡夺者在位一天，就在海外流亡一天。”
流亡期间，雨果恢复了创作活动。1852年发表抨击拿破仑三世政变的政治讽刺小册子《小拿破仑》，并写了另一本政治讽刺小册子《罪恶史》。1853年发表政治讽刺诗杰作《惩罚集》。这部诗集以此次政变为中心题材，对拿破仑三世扼杀共和、背信弃义，作了辛辣的讽刺和诙谐的咒骂，表达了对政变中广大受难者的同情和对蒙受耻辱的法兰西民族的悲愤，以及正义终将抬头、光明一定到来的乐观信念，并记述了捍卫共和、宁愿流亡、决不屈服的决心和流亡中对故国的思念。
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全书共五部，开始写作于1845年，发表于1862年。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是拿破仑时代一个穷苦农民，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捕判罪。后来由于几次越狱，被判加刑，因而坐了十九年的监牢。冉阿让出狱后，无家可归，米里哀主教留他过夜。他在当天晚上又偷了主教家里的银器。主教不予追究，反而加送给他一对银烛台，对他说：“但愿你从此做一个老实人，我把你的灵魂买了下来，而且送给了上帝。”主教的“仁慈”使冉阿让深为感动。从此，冉阿让就成为一个“弃邪归正”的道德家。
八年后，冉冉让化名为马德兰，在蒙特猗城开设工厂，救济贫困，促进了该城的繁荣，因而被推选为市长。在他的工厂里，有一个名叫芳汀的女子，遭到情夫的遗弃，她把私生女珂赛特寄养在小酒店主德纳第家里，自己则出来做工。当她的身世被发觉后，她被厂方解雇，而流氓德纳第夫妇又乘机敲诈勒索，她为了自己和女儿的生存，被迫沦为娼妓。当马德兰知道这一情况时，芳汀已经病入膏盲。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马德兰答应负责抚养她的女儿。
在蒙特猗城，唯一敌视市长的是警官沙威，他一直怀疑马德兰就是他当年看管过的犯人冉阿让。有一次官方抓到一个窃贼，狱中两个老犯人错误地咬定这个窃贼就是失踪已久的冉阿让，法庭就要给他判定终身流刑。马德兰不愿嫁祸于人，毅然前去自首。当时法官不敢给他定罪，警官沙威却不肯放过，于是冉阿让又被投进监狱，但不久他又越狱逃跑。
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冉阿让路过孟费郿村镇，认出了在德纳第家备受虐待的珂赛特，便把她赎买下来，当作自己的女儿来抚养，住在巴黎郊外一所古老的修道院里。
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反对路易—菲力浦政权，冉阿让参加了起义的巷战，并极其英勇地从阴沟中救出在战斗中受伤的共和主义者马吕斯（珂赛特的爱友）。这时沙威也混进街垒。他被起义者抓住，而冉阿让却把他放了。沙威深受感动，他思想里发生矛盾，不能继续执行逮捕冉阿让的司法职务，遂投河自杀。
不久，马吕斯和珂赛特结了婚。冉阿让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实，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马吕斯。马吕斯不能理解他，反而认为他是一个一贯犯法的坏人，对他日渐疏远。后来马吕斯间接了解到冉阿让一生行事的难能可贵，痛悔自己态度粗暴，马上和珂赛特一起去探望他。这时他已病重垂危。但是在临终前能得到一对青年人的谅解，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整个故事是以冉阿让对米里哀主教的回忆而结束的。
《悲惨世界》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苦阶层的不幸，也集中表达了雨果在过去许多作品里已经提出的“仁慈”、“博爱”可以杜绝邪恶，改革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想。冉阿让因饥饿而犯罪，资产阶级法律对他的不公平的惩罚，使他变得凶狠粗暴，敌视社会；可是当主教用道德感化他时，他却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沙威是统治阶级的忠实鹰犬，后来也为冉阿让的“宽大”、“仁慈”所感动，“天良”发现，投河自杀。雨果力图通过这些事例，说明作为“仁慈”化身的米里哀主教精神的伟大以及企图用刑罚来消除社会罪恶的资产阶级法律之无用。雨果宣扬“仁慈”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是提高个人道德、化罪恶为善良和医治社会灾难的根本途径，而资产阶级的严刑峻法，依他看来，非但不能杜绝邪恶，反而使“人性”愈益败坏。
尽管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也歌颂战斗，赞扬革命，用许多篇幅去描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和共和主义英雄形象（如八十岁的老翁马白夫，十一岁的流浪儿伽弗洛什等），但在雨果思想中，革命斗争只占次要地位，主要的仍然是人道主义原则。这个原则的实质是阶级调和论，它能麻痹和瓦解被压迫人民的斗志，使他们照旧处于被怜悯的地位，而无损于资产阶级的统治。
雨果在流放期间还写过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6）和《笑面人》（1869）。前者歌颂海上渔人战胜自然的顽强斗争，后者描绘十八世纪初英国贵族的腐化残暴。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政权崩溃，雨果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回到法国。在反对普鲁士默武主义的斗争中，雨果一方面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另一方面也大力呼吁德国人民起来反对普军的侵略罪行。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雨果最初反对起义，认为国难当前，不应发生内战，对凡尔赛分子和巴黎公社双方均有所谴责。公社失败后，他却毫无畏惧地站出来为遭受残酷迫害的公社社员辩护，呼吁赦免公社全体社员，并让流亡的公社社员在比利时首都他的住宅里避难，但是雨果并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他只不过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受迫害的人们表达他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罢了。1872年发表的《凶年集》，反映了雨果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全部思想感情（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其中最好的作品，是那些谴责普军暴行、激励爱国热情的诗篇。
1874年，他发表了充分体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九三年》，其中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