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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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茂是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正人君子”，有钱有势，也很疼爱妻子；娜拉贤良温柔，活泼可爱，一向以丈夫为自己的生活中心。但易卜揭开了甜蜜温柔的动人纱幕，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玩弄。娜拉一旦识破这种屈辱的地位，对于保护这种关系的宗教、法律和伦理道德都发生了怀疑。娜拉以做玩物为耻的态度和追求解放的决心具有积极意义。但她在深夜出走，外面一片黑暗，剧终前的最后一瞥也象征着娜拉的前途非常渺茫。
《人民公敌》通过一个小城镇发生的事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反人民的本质。斯多克曼医生从一个兴建中的疗养区矿泉里发现危险的传染病菌，主张重新改建矿泉管道。但是，这个建议会影响资本家的利益，遭到市长（他的哥哥）、报界、房主等有产者的激烈反对。医生不肯妥协，并且举办演讲会，想向市民说明真相，宣传自己的社会主张。市长却利用这次集会煽动听众，以表决的“民主方式”宣布医生是“人民公敌”。
易卜生选择事关健康的病菌毒害问题为题材，尖锐地暴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丧心病狂的本性，也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质。易卜生用疗养区比喻他所处的社会，这个社会打着疗养胜地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散布害人的毒菌。
斯多克曼医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感到官僚和资产阶级掌握实权，成为社会上“结实的多数派”，是自由和真理的最大敌人。但他不懂得，他们是虚假的多数，真正的多数是人民。他把人民也包括在虚假的多数中，一起加以抨击，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像他那样既无同盟、也无依靠的“最孤立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才能管理世界。这段台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易卜生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最孤立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斯多克曼医生的形象总是带着一厢情愿的精神胜利法的气味。
易卜生后期的思想比较悲观。《野鸭》描写一个不幸者把精神寄托在自己明知是谎言的希望上，以维持他的生命。一个自以为负有救世使命的人对他指出这是谎言，想要挽救他，但是却粉碎了他的精神支柱，使他悲惨地死去。这个剧本表明，易卜生对他自己多年来大声疾呼的“人的精神反叛”感到了痛苦的幻灭。
易卜生的创作发展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一生都想寻找出路。他早年在历史中寻求力量，在哲学中探索人生的宗旨。后来随着对现实认识的加深，他着重表现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但这个矛盾得不到解决，他只能陷入神秘的悲观主义。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是欧洲戏剧的新发展。当时，欧洲盛行结构精巧而内容贫乏的取悦上层社会的戏剧。易卜生发扬了欧洲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把剧场从娱乐场所变为激发观众思考社会问题的教育场所。
他的社会问题剧针对现存的社会问题，抓住典型人物和事件加以解剖，进而推翻公认的道德准则。它的论争性的构思不露痕迹地体现在生动的情节和真实的人物形象中，有时还得到诗意的渲染，达到了思想内容和戏剧性的统一。在戏剧高潮中，易卜生自然地展开说理的“讨论”，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严肃的探讨，向观众揭示其中的意义。“讨论”的戏剧性很强，人物的性格在讨论中获得了更充分的发展。“讨论”的台词有很多警句，大都精辟锋利，发人深思。但有的“讨论”也生硬勉强，有说教的弊病。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瑞典比较重要的作家是斯特林堡。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的父亲是破产商人。他一生贫困，做过小学教师、图书馆职员和化学试验员，著有五十多部多幕和独幕剧，六十多部小说、诗歌和散文集。
斯特林堡早年写过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如小说《红房间》（1879）和《新国家》（1882），对瑞典上层社会有比较深刻的揭露。但他又受到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时而关心妇女解放，时而采取尼采的仇视女性的态度；他有时以现实主义手法揭露社会黑暗，但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深地陷入变态心理，用反理性的哲学观察世界。
斯特林堡的自然主义戏剧主要有《父亲》（1887）、《朱丽小姐》（1888）、《伴侣》（1888）和《死魂舞》（1901）等。这些剧本直接描写变态的社会关系和充满极大痛苦的激情。例如，《父亲》写一个妻子为了和丈夫争夺女儿的好感，不择手段地用诡计把丈夫逼成疯子。这些人彼此虎视眈眈，时刻打算扑过去割断对方的咽喉。他们因为自己痛苦，就以使别人更痛苦为快。这些剧本充分贯彻了作者的自然主义主张，把人生描写成本能和欲望的冲突，对生活作了歪曲的解释。
1902年，斯特林堡写了《梦的戏剧》，又成为欧洲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这部剧本以无逻辑的梦魇的形式，描写天帝因陀罗的女儿为要了解人类而来到人间，结果发现“瑞典是一所疯人院”；人间有剥削和压迫，但这位神的女儿认为人们痛苦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欲望造成了自身的堕落。她和被折磨者一起呼号，期望上天拯救。剧本表现了作者渴望摆脱痛苦的思想，但又充满由于痛苦而失去常态的绝望情绪。
在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衰落和分化的时期，北欧无产阶级文学有了发展。自七十年代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北欧的影响逐渐扩大；各国都掀起了规模比较大的罢工斗争，取得组织工会的权利；但另一方面，机会主义思潮也开始在北欧泛滥。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八、九十年代相继成立，它们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放弃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妄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北欧无产阶级文学是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主要的旗手是丹麦的尼克索。
尼克索（1869…1954）原名马丁·安德逊，父亲是石匠，母亲是铁匠的女儿，他自幼做过牧童、报童、农场雇工、石匠、鞋匠和水泥匠，后来勉强进了大学。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的。1888年，他参加了丹麦工人运动，开始接触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后来，他在朋友的资助下出国养病，到过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有了广泛的了解，参加了反对正在各国滋长的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尼克索找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正确道路。他谴责右倾机会主义，退出社会民主党，成为1930年正式成立的丹麦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被丹麦社会民主党列入交给德国法西斯的黑名单，不久被捕入狱。1943年逃出监狱时，尼克索已经七十四岁，但他仍旧顽强地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奋斗，直到八十五岁逝世为止。
尼克索自1893年左右开始写作，在六十余年内发表过大量的政论、演说、诗歌、剧本和小说。他的早期作品基本上是批判和暴露现实的，但带有悲观主义和自然主义色彩。
尼克索最著名的作品是三部曲《征服者贝莱》（1906…1910）、《普通人狄蒂》（1917…1921）和《红色的莫尔顿》（1945）。这三部曲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者莫尔顿和机会主义者贝莱这两个中心人物的活动而展开。第一部《征服者贝莱》包括四卷，第一卷《童年》和第二卷《学徒生活》以贝莱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为线索，描写丹麦城乡劳动者在七、八十年代的贫困生活；第三卷《伟大的斗争》和第四卷《黎明》，以贝莱成为工人领袖并蜕化为机会主义者的过程作线索，描写丹麦无产阶级在九十年代的英勇的罢工斗争，和此后机会主义思潮在丹麦的泛滥。
贝莱是农场雇工的儿子，父子同在偏远的半宗法式的小岛上给农场主放牛，生活艰难。以后，贝莱雄心勃勃地去到一个小城，幻想“征服世界”，做了鞋匠学徒。他在这里看到更多的穷人的悲惨遭遇，并结识了石匠的儿子莫尔顿。年少的莫尔顿严肃地思考穷人为什么会受苦的问题，使贝莱受到很大影响，成人以后，贝莱抱着新的希望前往首都哥本哈根做鞋匠，遭到把头的剥削，在莫尔顿的启发下，他开始认识到工人必须团结起来，于是重新整顿了瘫痪的鞋匠工会，和把头进行斗争，经过几次失败，终于打破了把头的控制。从此贝莱在工人中有了威望，进而领导首都五万工人的大罢工，迫使资产阶级让步，并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罢工胜利后，贝莱思想里固有的个人野心大大地滋长了。他得到了高官厚禄，害怕触怒资产阶级，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社和争取议会多数等合法途径，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在这整个过程中，莫尔顿支持罢工，但是怀疑合法的途径，他继续寻找革命真理。
第三部《红色的莫尔顿》的情节紧接第一部，描写二十世纪初年的丹麦社会状况。贝莱这时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内阁部长，生活舒适。他宣称，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丹麦立即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但他所开创的合作社运动彻底失败，工人中已经有一部分认清贝莱的面目，开始探索革命的道路，也有一部分走上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邪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完全瓦解。贝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勾结，用欺骗手段把丹麦工人送到德国军火工厂做工，为帝国主义效劳。莫尔顿这时成了一个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他坚决反对阶级合作，主张发动革命的内战，以夺取政权。他进行宣传活动，在演讲中说：“用饥饿来杀人，由于肺结核而造成慢性死亡，千百万人做着资本主义利润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难道比战争好吗？”但是丹麦还没有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的工人也没有组织起来，莫尔顿的革命主张不可能变成现实，他陷入深刻的苦闷。有一年莫尔顿在瑞典听说，列宁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把老资格的修正主义者驳得体无完肤。他庆幸俄国工人“撕掉了眼罩”，抛弃了欺骗他们的人。不久，十月革命成功，莫尔顿访问苏联，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成为成熟的无产阶级战士。
第二部《普通人狄蒂》，是第一部和第三部中间的独立的插曲。莫尔顿和贝莱的活动在这一部中退居为背景。尼克索通过劳苦的农妇狄蒂从生到死的遭遇，广泛地描绘了丹麦城乡劳动人民在和平条件下的悲惨处境，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叙述了狄蒂的勤劳善良的品德和对光明未来的向往。
尼克索的三部曲回顾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丹麦历史，生动地揭露了丹麦工人运动领导集团背叛工农群众，投靠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歌颂了丹麦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所代表的革命道路。
尼克索采用对比手法，深刻地揭示出机会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尖锐对立。全书通过上百个人物的遭遇，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忧患。例如，贝莱的父亲，老一代的农民拉赛幻想凭着辛勤的劳动创立家业，但他的劳动果实被地主所剥夺。这个一向安分守己的农民忍无可忍，忿怒地表示要把压迫穷人的官吏全部扼死。他晚年投靠自己的儿子贝莱，仍然没有着落，只好上街行乞，最后悲惨地饿死在一个阴暗的地下室里。人民的苦难历历在目，但机会主义者视而不见，竟然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吹嘘丹麦是一个“富人不多，穷人更少”的幸福国家。广大的工农群众开始懂得，穷人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只有依靠自己的拳头”，而机会主义者却说，应该放弃阶级斗争，和有钱人合作，以便“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后来劳动人民逐步摆脱掉宿命论思想的束缚，忍受着巨大的牺牲，坚持长时期的罢工，在斗争中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但是机会主义者却瓦解并出卖了工人运动，他们公然吸收资本家加入社会民主党，开除并迫害参加过斗争的老战士，把人民更深地投入帝国主义战争的灾难。三部曲清楚地表明，机会主义者的背叛使丹麦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条历史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尼克索描写丹麦工人运动所受的挫折，突出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宝贵和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在当时，革命的客观条件接近成熟，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已经识破机会主义者的本质，但苦于没有革命政党来加以领导。莫尔顿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探索，直到十月革命以后，才找到三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革命真理。
三部曲在社会运动的广阔背景上突出了莫尔顿和贝莱这两个代表不同路线的人物。莫尔顿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泛滥期间的革命者的面貌。他年轻时就决定：他的理想不是要爬到上层阶级，而是永远站在劳动者的队伍中，争取本阶级的解放。他宁可暂时孤立，也不肯和机会主义者同流合污。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派的代表，自称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诱骗他放弃阶级斗争。他立即认出这个“兄弟党”的代表实际上是军事投机家和德国资本家的混合物。他坚定地站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认为有剥削就有反剥削的行动，谁要是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谁就是和剥削者站在一起。在莫尔顿活动的大部分时期内，丹麦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没有成立，人们也还不知道列宁在高举革命旗帜反对机会主义。在这困难的年代，莫尔顿逆流而进，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性，是一个光辉感人的革命者的形象。
贝莱从小抱着往上爬的野心，贪图眼前利益，每当面临重要的抉择，他总是自然而然地倾向机会主义。莫尔顿揭露有钱人剥夺穷人创造的财富，他却认为如果穷人“动手去夺回来，准不会有好处”。莫尔顿指出无产者应该团结，他却以为团结只是为了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在罢工处于僵持阶段，工人们饥寒交迫的时候，他接受资产阶级的引诱，做了资本家的职员。后来他又骗取工人的信任，走上为资本家和军国主义者效劳的邪路。
小说通过这两个人物发展道路的对比，为丹麦无产阶级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围绕着莫尔顿的光辉形象，尼克索广泛展示了工农群众的劳动和斗争。他对群众中的小康思想和宿命论思想提出善意的批评，同时又描写了郁积在他们心头的愤怒和他们日益觉醒的革命愿望。第一部所写的罢工斗争是一曲宏伟的赞歌。罢工如燎原的烈火，各个行业的工人团结成为一股力量，高举共产国际的红旗向警察展开搏斗，使资产阶级心惊胆战。作者相信工人阶级一定能使自己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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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英国文学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到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英国资产阶级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反动性日益显著，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英国在国际上丧失了工商业的垄断地位，尽管它依然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在国内，农业危机和工业危机加深了阶级矛盾。七、八十年代，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对内实行细小让步，笼络工人贵族，对外实行疯狂的殖民政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机会主义在英国工联组织中仍占统治地位，但随着国内矛盾的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