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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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1866）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的深刻矛盾。小说叙述贫穷的法科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杀害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起初他觉得“杀死这百无一用、像虱子一般的老太婆”算不了犯罪，后来受到“良心”谴责，陷于半疯狂的痛苦中。他遇到醉汉马美拉多夫的女儿索尼娅，得知她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竟走上街头卖淫。她那种以自我牺牲来解救人类苦难的思想，感动了拉斯柯民终夫。于是他去官府自首，并走向“新生”。这部小说描叙了彼得堡社会中穷人们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悲惨生活，反映了贫富的对立，其中主要部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犯罪动机的分析。作者指出，主人公受到“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掠夺心理和“超人”哲学的支配，同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反抗情绪的影响。但作者的批判是从基督教的顺从、忍耐、爱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而把信仰宗教、忍受人间苦难的女主人公索尼娅的形象写成黑暗社会中的一线光明，实质上是宣扬同黑暗现实妥协、甘受奴役这一反动思想。作者还企图以拉斯柯尼科夫的形象来影射当时的革命平民知识分子，这是毫无根据的。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小说有《白痴》（1869）、《群魔》（1871）、《卡拉玛佐夫兄弟》（1880）等。《白痴》通过女主人公娜斯塔西雅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当作商品拍卖的处境。另一方面通过男主人公梅希金公爵的形象，宣传用道德伦理来感化人们和改造社会，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群魔》集中地攻击和诽谤革命者，虽然它也讽刺了自由派。《卡拉玛佐夫兄弟》是作者最后一部作品，它刻画贵族地主卡拉玛佐夫一家贪财好色的卑劣性格，鼓吹只有基督教的宽恕和仁爱才能解除人类苦难，洗涤人间罪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文学有很大影响。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他的作品中的反动思想的危害性显得更加突出。但也必须注意到，虽然他为读者设计了一条错误的屈从的道路，但他那些反映现实的篇章仍可以使人看到俄国的黑暗面，激起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1826…1889），笔名谢德林，生于地主家庭，青年时代钻研过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和别林斯基的著作。后来他作了政府官员，1848年发表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中篇小说《矛盾》和《一件错综复杂的事》，遭到流放。七年流放使他熟悉了俄国外省官场的内幕，接触到在官僚制度统治下人民的痛苦生活。1856年，尼古拉一世死后不久，谢德林回到彼得堡，曾先后任梁赞省和特维尔省副省长，惩办贪官污吏，保护农民。1863…1864年与涅克拉索夫合办《现代人》杂志。1868年辞去官职，与涅克拉索夫合办《祖国纪事》，专门致力于文学工作。《祖国纪事》在七、八十年代始终捍卫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谢德林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杂文、小说、寓言性的童话。1884年《祖国纪事》被查封后，谢德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又用童话的形式与沙皇制度进行斗争。
《外省散记》（1856）是谢德林在流放归来后发表的一部特写集。他用幽默讽刺笔法勾画了许多外省官吏的肖像，暴露他们掠夺人民的种种无耻行径。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评〈外省散记〉》一文，对它评价很高。
农奴制改革后，谢德林的创作进入成熟时期。他写了许多讽刺特写和小说。短篇小说集《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夫人》（1863…1874）揭露自由主义政客在维护祖国利益、发展文化的幌子下掠夺人民，成为专制政权的帮凶。《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是一部用县志形式写成的讽刺作品，以夸张和幻想的艺术手法概括了俄国专制统治者的典型特征。
长篇小说《戈洛夫寥夫老爷们》（1880）是谢德林的代表作。他通过一个地主家族三代人命运的描写，真实地展示了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腐化堕落和必然走向灭亡的前途。女地主阿林娜·戈洛夫廖娃掌握大权，是全家唯一精明能干的人物，她的生活目的就是掠夺土地，扩充家业。农奴制改革后，她不能适应新的经营方式，当权力被次子犹杜什卡骗取后，她感到精神空虚，不久死去。长子斯捷潘是个无赖，幼子帕维尔是阴郁的厌世者，他们放荡酗酒，先后凋亡。犹杜什卡的形象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在他身上集中了剥削阶级的许多特征：贪婪、伪善、阴险、堕落和精神空虚。他逼死了家庭的不少成员，整天盘算着吸吮农民的血汗，是一个“话匣子、撒谎者和流氓”，“彻头彻尾的俄国式的伪君子。”列宁常用这个形象批判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第三代的地主子女更加无能和堕落，相继夭折。全家只剩下犹杜什卡一人，他的家业衰落了，他的精神也趋于崩溃，最后暴死。
这部作品写于改革以后，和屠格涅夫写贵族之家时所用的柔和笔调不同，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彻底暴露了地主阶级的腐朽性，辛辣而深刻地描述了其心理状态和精神特点。小说写到这个家庭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死亡；书中对庄园风景的凄凉暗淡的描绘，以及笼罩着全书的阴郁紧张的气氛，都烘托出地主统治必然崩溃的主题思想。
谢德林晚年发表了三十多篇寓言。《一个庄稼汉养活两个将军的故事》（1869）写两个将军漂到荒岛，不肯劳动，几乎饿死，后来发现一个农民，便命令他去找食物，又怕他逃走，叫他自己把自己捆在树上。作者揭露了官僚贵族掠夺和寄生的本性，同时也不满意那个任凭将军奴役的农民。谢德林在作品中时常描写这一类的农民形象，为此曾遭到一些人民“保护者”的攻击。他则反驳道，对于不觉悟的农民“谈不上同情；而假如他们愿意摆脱不觉悟的状态，那么同情他们就完全正确了”。应该说，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写到农民的“愚昧”时，既有低估人民群众的反抗性的一面，又有“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想以此鞭策人民觉醒起来的一面。《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1884）写一条鲫鱼宣传博爱，向残暴的梭鱼乞求和平，结果还是被梭鱼吃掉。这则童话戳穿了自由主义派向反动统治者谋求妥协的丑态。谢德林的童话主要作于黑暗的八十年代，富于政治色彩和战斗精神。
谢德林是继果戈理之后俄国文学中又一位杰出的讽刺作家。他的作品中对俄国专制农奴制社会的揭露具有深刻的意义。因此，列宁说：“不时在《真理报》回忆、引证并解释谢德林及‘旧时的’民粹民主派的其他作家的作品，是很好的。对《真理报》的25000名读者说来，这是恰当的、有意义的；而且可以从另一方面、用另一种口吻阐明工人民主派的许多当前问题。”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了1905年革命前的旧俄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且拥有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
列宁高度重视托尔斯泰，曾专门写过七篇文章，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的观点出发，分析和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批判对托尔斯泰的各种错误论点；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把托尔斯泰同俄国革命联系起来，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并指明，这面镜子恰恰反映了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非常突出地晃示了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又充分体现了它的弱点和局限。
托尔斯泰生于图拉省亚斯纳亚·波良纳一个伯爵家庭，长大后承袭了爵位。1844年他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开始对学校教育不满，三年后退学，回家经营田庄，并实行一些自由主义的改革。1852年他到高加索从军，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亲眼看到沙皇军事机构的腐败，对贵族社会表示厌恶。1856年退役回家，次年和1860年两次赴西欧旅行，探求俄国社会问题的答案。西欧的现实促使他同样地憎恶资本主义的“文明”。此后直到他八十二岁去世，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主要是从事创作，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农村改革，继续探索俄国社会的出路。
按世界观来说，托尔斯泰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五十至七十年代是他创作的前期。1852年他发表第一部作品《童年》，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这部小说和后来的《少年》（1854）、《青年》（1857）合成自传性的三部曲，体现了他早期的思想探索。三部曲描写贵族少爷尼古连卡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尼古连卡一方面沾染了崇尚虚荣的恶习，接受了贵族阶级的一些偏见，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阶级的虚伪与自私。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洗涤自己的灵魂，追求“人生的真谛”。作品从道德的角度揭露贵族社会，同时却又美化地主庄园中的宗法关系。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也具有某些自传性成分。它描写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从“博爱”出发，为农民盖房子，实行减役减租，幻想用这类办法把农民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终因得不到农民的信任而失败。
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使托尔斯泰获得了声誉。他用俄国士兵的勇敢去对照贵族军官的腐败，以表现他对贵族社会的不满。但他对战争的性质缺乏正确理解，同时，他只是从贵族立场出发来赞扬士兵的爱国精神。
1855年末，托尔斯泰前往彼得堡，认识了《现代人》杂志的一些进步作家。1857年，他发表短篇小说《卢塞恩》。这是他根据旅行西欧时在瑞士风景区卢塞恩的见闻写成的。小说谴责了英国绅士们对一个流浪歌手的欺凌。作者认为，资产阶级的文明和理性都是虚伪的。但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全盘否定了资产阶级带来的进步。
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从创作活动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俄国社会里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民、贫与富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既对贵族阶级的寄生和腐朽表示不满，又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但是他幻想靠所谓的“世界精神”使人们“互相亲近”，使矛盾变为“无限的和谐”。正如他在《卢塞恩》中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毫无错误的指导者”，那“就是深入我们内心的世界精神”。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围绕着农奴制问题的斗争日趋尖锐。托尔斯泰同革命民主派发生了严重分歧。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主张发动农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托尔斯泰反对这种革命观点。1860年，他同屠格涅夫一起退出了《现代人》杂志。但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他大为失望。他说，改革“除了许诺以外，别无他物”。他在担任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调解人时，“对农民表现了特别的偏袒”，引起保守派贵族的“切齿痛恨”。1862年，他的家受到政府搜查。
改革以后，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推行启蒙工作。因此，他在他的庄园中兴办小学，发行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良纳》（1862…1863）。1863年他发表中篇小说《哥萨克》，描写贵族青年奥列宁抛弃城市的安乐去高加索从军，决心同哥萨克一起过朴素的山民生活。但不久他在同一个哥萨克姑娘的恋爱事件中暴露了他的自私本性，为山民们所鄙弃，只好重返城市。作者把山民生活理想化，希望贵族青年脱离上层社会，返回自然。这说明作者对贵族阶级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诉诸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境界。奥列宁这个形象，同作者已往的自传性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于俄国社会问题和贵族出路问题的痛苦探索。
1863年起，托尔斯泰停止办学，埋头于文学创作。六十和七十年代，他接连写出两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俄法战争为中心，从1805年彼得堡贵族沙龙谈论对拿破仑作战的事写起，中经俄奥联军同拿破仑部队之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1812年法军对俄国的入侵、鲍罗金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法军全线溃退，最后写到1820年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酝酿为止。全书以包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个豪族作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展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的无数画面；描绘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上至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了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它又是一部歌颂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揭露和谴责了宫廷官僚和上层贵族的腐败。在国家危难时期，他们照样寻欢作乐；“舞会仍旧在进行，还是同样演出法国戏。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还是同样的争名夺利和钩心斗角。”书中对库拉金一家的丑行劣迹，特别是对库拉金的女儿爱伦的荒淫糜烂生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否定整个贵族阶级。他竭力美化罗斯托夫一家那种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的“品德”和包尔康斯基一家那种忠贞为国的老贵族的“古风”。他还着意塑造了两个理想的贵族青年形象——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出身名门，但他鄙视上层贵族的庸碌，决心成就自己的功名。他当库图佐夫的副官，作战英勇，后来受伤躺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仰望天空，领悟到大自然的宏伟和神秘，感到个人功名的渺小，产生了厌世思想。1812年战争时他又为爱国激情所推动，投入鲍罗金诺会战，身受重伤，临死前信仰了博爱主义。彼尔·别祖霍夫向往理想的道德生活，但是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使他痛苦绝望，他被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所吸引，从事慈善事业，在自己庄园里实行改革。在战争中，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企图刺杀拿破仑，被俘后，受到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示，形成了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世界观。后来他和罗斯托夫家的娜塔莎结成美满幸福的家庭，从此更致力于宣扬博爱精神，但周围的社会现实仍然使他不满，最后他参加秘密团体的活动，接近了十二月党人式的判逆思想。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着重宣扬的是“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他企图以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同革命民主派抗衡；就连他用诗意笔调描绘的娜塔莎终于以贤妻良母为归宿这一情节，也是为了说明他反对革命民主派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这一切都表明作者仍然是站在贵族立场去寻求社会问题的答案的。
小说很注意描写人民群众，赞扬他们在抗击法军入侵时的爱国精神。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行伍出身的军官图欣指挥炮队英勇奋战，鲍罗金诺会战中士兵的高昂斗志，敌占区农民在游击战中的英雄行为等等，都被刻画得细致而生动。托尔斯泰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群众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