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卫赌下一颗子弹-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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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神经外科是对我国这一学科的创立发展，和军队的军事医学建设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而毛主席的指示是具有战略意义和历史远见的。共和国初创，面临内忧外患，战争危险无时不在，西方国家在医学技术上卡我们的脖子，‘老大哥’也同样有技术保留的情况。傅院士——我父亲有着深切体会，在基洛夫学院留学时，同样受到学术排挤和尖端技术的封锁——这不是听他说的，而是我的合理想象，他完全是靠人更勤一些、脑更快一些、手更灵巧一些。一句话：志气更大一些，才学而有成的。那时我们必须自力更生，不遗余力地把医学主干学科搞上去。”
傅潮声先要把老爷子的阵营稳住，猛扣一阵大高帽子。
“当前的情况已经和半个世纪前有所不同。一是医学分化更细，专有技术发展更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急性颅脑火器性穿透伤的手术死亡率，平均为50％～60％。由于应用了Harvey Cushing的治疗原则，在战争中期死亡率便有了明显的下降。首批44例的死亡率达54。5％，第二批44例的死亡率为40。9％，第三批45例的死亡率下降到28。8％。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美军欧洲战场两个野战军5个月内的手术死亡率来看，平均为14。5％。这种进步不能归功于任何单一的治疗方法的革新，手术治疗的基本原则并无重大的变更。这显然是军事医学综合技术和整体卫勤保障水平提高的作用。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我军的抗美援朝、边境反击战以及中东战争中的以军、马岛战争中的英军的同类救治成功率……”
傅潮声一连报出了20多组数据，会议秘书连记录都来不及，这不得不使大家佩服他的记忆力。也许有人以为他为此专门准备过，但实际上这些数字全是他平时阅读资料时记住的。搞科研的本来对数字就有职业上的敏感，更不要说像傅潮声这种勤奋和有心之人了。他注意到专家教授们在这一串数字攻击下有的张口结舌，有的频频点头，总的看注意力都相当集中，心中暗想往往最简单的是最雄辩的，最枯燥的是最生动的，不禁有种越战越勇的气势。
“大家可以看出，军事医学向着战场化、综合化和高技术方向迅猛发展。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的边境反击作战是一场局部规模的常规战争，我们在座的好几位专家都曾带医疗队上过前线，可颅脑伤外科救治率和抗美援朝期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尽管说受到‘十年动乱’的破坏，但这和国内整体神经外科发展势头相比，仍有鲜明反差。而国外那时的水平就比我们高得多，更不要说近期的几场高技术战争了。这就说明，在临床医学快速发展，已与国际水准接近或持平的同时，军事医学，包括组织理论、救治技术、保障条件等进展缓慢，制约了卫勤保障效能的发挥。军事医学建设是个系统工程，一项一项一流技术的组合，并不意味着整体效能的提高。军事医学必须遵循自身规律加速建设，才不致在关键时刻拖其他学科的后腿。”
傅潮声略作停顿，第二轮语言轰炸又跟了上来。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上科技、资讯出现国际化倾向，我们的通用学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借鉴吸收和交流合作机遇，这些学科建设的战略重点，应适时向交流化、国际化调整，纳入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当中去。而军事医学相对来说，对外交流是困难的，要使之同步发展，必须予以较大的政策倾斜，这与当年的神经外科面临的情形相似，需要给予优先考虑。而且这与主干学科的发展不仅不矛盾，并且存在更强的互促关系和双赢关系。在通用医学为军事医学提供有力支持的同时，军事医学也能够为之提供一个发挥优势的平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傅潮声讲这番话的时候，一直小心地斟酌着词句。讲完后正待观察一下大家的反应，那边病理学的郝院士咳嗽两声，发话了。
“刚才傅老说过，发展军事医学谁都没有意见。这种发展应该是重在学术水平、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可是为什么说到建设就要盖房子？面积两万，资金上亿，军事医学不像医院，是个非赢利性的领域。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要是用在仪器设备上和人才引进上，效果将是何等惊人？我们教研室用的还是1958年盖的房子，我并不觉得会影响出人才出成果。国外许多大学研究所照样拥挤不堪，甚至在楼道里办公。我们基础学科这些年日子过得特别艰苦，我倒要呼吁一下，有那么多经费去增砖添瓦，还不如先救济救济我们吧！”
郝院士边说，边用两个指头点击着桌面。
病理学属整个医学体系当中的基础部分，一个医学生今后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从很大意义上说，取决于他对医学基础理论掌握和感悟到什么程度。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中实用主义的风行，就像一度造原子弹的不如煮茶叶蛋的一样，由于医学体系各部分与社会和经济直接接触距离与效果的不同，效益、社会关系、知名度也各不相同，便有了“床边（临床）比床腿（基础）吃香、床面儿（外科）比床里儿（内科）来钱”的区分。基础医学和军事医学一样，是属于嘴上重要、手里没钱的领域。所以郝院士的困恼多半是2M型的：Money（缺钱）和Men（缺人），是基础领域“红心向党（红眼病、嫉妒心，向党要钱要翻身）”的首席发言人。
因为他反映的是整个基础学科经费不足的问题，引来好几位教授的赞同声。
等着大家发完牢骚，傅潮声笑笑说：“1958年的房子不一定就不好啊，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就是1958年盖的，现在不也挺好用的吗？”见大家没什么反应，知道这一“幽默”有点不合时宜，就自己干咳了一声，“事实上，当时的基础部大楼，还真被评为本市的十大建筑之一。我上大学的时候，郝院士那里是比较宽敞的，记得乒乓球室就有两个，现在是全堆满设备了，如果当年没有点超前思想，它也早就不够用了。基础学科的硬件建设，包括用房和设备，政委我们反复议过，必须加强，但这里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
“如果从房子说起的话，军事医学的用房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迫切地步。各位专家算一算，大学基础、临床、药学、军事几大块，临床不必说，财大气粗，有几十万平方米的用房，基础粗算接近十万，而军事这块也有二十六个教研室啊，可总共只有万把平方米，还包括教室。因为军事医学建设得较晚，这些年又发展得较快，这些用房中有三分之一属寄人篱下，东占一块儿，西借一块儿，有房子漏水的，有干脆没水的，有的一个教研室分三下里，相距八百米，他们多么期盼早日完成统一大业呢。可以说，这是学校欠他们的。如果把学校比作一只鼎，谁也不愿看到有一条腿是小儿麻痹的吧？不仅如此，为了今后的发展，我们还必须慎重地适度地超前建设，形成规模优势。”
何懔越来越感到担心，这个会开得太不协调了。本来是座谈会，现在成了辩论会了；本来是征求意见听取建议，现在成了忙于解释疲于应付了。傅潮声太着急，也太丁是丁、卯是卯了。的确，专家们提到的多是涉及军事医学发展的基本原则问题，必须讲清楚说明白，但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往往不是一朝一夕、三言两语就能完成的。傅潮声的许多想法曾向他谈过，他也没有彻底理解和认同，凡事总有个消化过程。虽说在座的都是些大教授名专家，可他们也是普通人——有弱点、有私心、有倔脾气。对待他们，有时可以借鉴幼儿园教师怎样对待孩子：哄、逗、夸、奖并用，讲道理未必是最佳办法。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情况正好相反。这些管理艺术往往是傅潮声这种专业技术领导想不到做不到的。
看到专家教授们气势渐盛，何懔想替傅潮声解释几句，细想又提醒自己过早过浅表白观点乃是当领导的一忌，便侧过头去，低声对旁边的林副校长开玩笑说；“我倒想起我们家乡有句土话：一套犁耙，先耕张家，后耕李家。哼哼。”
虽说何懔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题外话，林副校长却领悟了他的意图，略一踌躇，待傅潮声说完，马上接着说道：
“郝院士，经费的问题，有的是分期付款，有的是预先垫支；还有军事医学本身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或是以前争取到实验室建设经费而没动用，自身节省的；各医院也大力援助，学校准备再向上级要一些，这样就尽可能化解了经济上的压力。且不说军事医学是军医大学存在的前提条件这类大话，就算是个人购买经济适用房，找父母和兄弟姐妹赞助一下，也是常情呢。对基础医学的建设也要走这条路，校党委已列入议事日程，下一步加紧论证。”
又有几位专家发了言。因为大家的疑惑、不满都是针对学校军事医学方向调整的，所以仍旧只有傅潮声最有条件解答沟通。
这时，一个声如洪钟的声音在会场中炸响：“投入要看产出，办大学也应该遵循一点经济规律！我们看到的是军事医学摊子越铺越大，成果越来越小，他们能保证有了大楼就有大奖吗？”
这个声高气壮的是龙教授，四十开外年纪，发黑密，面如柚，精力充沛，虎步鹰视。他是药理学专家，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何梁何利大奖获得者，也是学校下一步最有希望的院士候选人。
“龙教授，我以为，军事医学作为学科建设，首先应该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前面也有大嗓门说话的，那是因为人家听力不好，怕大家听不清，可年富力强的龙教授不是这样。当地有句方言叫作“马倒”，或称“马干吃尽”，可以作为龙教授为人处事的注解。“马”在这里的意思，类似于《说文·马部》“马，武也”，即强迫欺压之意，有一次经他“马倒”了，就有可能一直被他压着一头，直至“马干吃尽”。前任校领导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傅潮声也陡然提高了声音。他注意到莫主任在向他微微摇头，但他坚持认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偏颇的观点就是不能纵容妥协。
龙教授是从地方医科大学以30万年薪，外带一套房子引进的，聪明能干。他在新药的研制、设计和开发上颇有一套，手里光国家一类新药的研究项目就有两三个，并且均与国内大型集团企业谈判联合开发，引进资金近亿元。投资公司为了鼓励他加快研究步伐，不惜以可观的奖金及高级轿车相赠。他的办公室、轿车的豪华程度及个人支配的资金力度，就是校长也望尘莫及。可以说他们是医学行当与市场关系最为密切、最先富裕起来的部分之一。
医学教授可以粗略分成这样几类：
有理论型学者。例如郝院士，擅长逻辑思维，总能够在他人看似平常的地方，总结归纳出经典论断，著述等身，就像论文印刷机。
有技术型学者。集科学家的严谨和艺术家的天赋于一身，普普通通的技术方法一经他的手，便可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活，就像精密车床，张主任就是杰出代表。
有公关型学者。科学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而研究越是深入，回报的难度就越大，适时以适量的成就交际于学术圈子之间，以关系挣头衔，以头衔求地位，以地位揽成就，可提前超额进入省时省力的良性循环，就像蜘蛛轻盈而致密的大网。
有求索型学者。如莫行健之流，智慧多到不知怎样使用的地步，一般情况下不愿多踩前人一步脚印，就像挑战自我的攀岩。有这样一个笑话描述他们的特征：世界医学大会上，甲上台介绍断头移植，赢得一片掌声；乙推出头颅再生技术，满堂叫好；丙要谈一谈切除扁桃腺，差一点儿被轰下台来，只见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切扁桃腺无血无痛，且从肛门进刀，顿时全场震惊。
还有一种教授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敢于冲浪的财富型学者。他们就像一把量金的魔尺，以知识的眼光瞄准社会需求和经济效益，又以市场的规律内窥医学增长点，往往成为商与医的双料英雄。
当然，以这些学术“老总”们的品性和动机也有一辨：他们有的可称为泰斗，有的可称为学霸；有的可称之为鼻祖，有的可称之为帮闲；有的可称之为创业者，有的可称之为投机者。
龙教授走出了一条市场医学的成功之路，可就是做人太过圆滑，因而是傅潮声个人感觉中不大喜欢的一位。可以这样判断，他的调入，主要是看中了军医大学的品牌效应，也不无想走入选院士的捷径的私念。他原来工作的医科大学是市属院校，现在没有院士，近期争取也难，而江山军医大学有4位院士，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大得多，至少这4票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刚来时，他弄不清傅家父子的矛盾关系，对傅潮声这个普通的学科主任友好得不行，无非是想拉傅院士的关系。后来明白了这爷俩儿真是水火难容，立刻偏向傅院士的阵营，对傅潮声极尽攻击之能事。现在，看到傅老爷子作为资深院士，没有投票权了，来往上也明显地降了温。
院士是一个国家最高学术水平的象征，是学术界最高且终身荣誉享有者，也是国家与民族科学风尚的引领者和规范者。院士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很高的政治和工作待遇外，还得到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如傅老爷子他们除固定领取工资奖金以外，所得到的军队及地方政府月经济补贴均在万元以上，一些学科的院士因学术知名度，所获得的诸如评审、讲学、咨询、顾问等酬劳也是相当可观的。在科技起步较晚的中国厚待院士，本是可贵和必要的，但此种名利诱惑引发的学术腐败现象也应运而生，使得在科学以外投机钻营的花样开始繁多起来，世俗的技巧再加上科学的创新，成为科学界新生的恶疾。
这让傅潮声尤其反感。
对龙教授提出的问题，回答要比承认容易，说到底，是国家对成果认可的机制。许多发达国家并没有从国家到军队到省部到基层层层设奖，原子弹、航天飞机、隐形轰炸机也没听说拿过什么大奖，可谁也不能说那不是科技成果。傅潮声注意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将军装扣子敞开了。的确，屋里感到闷热，但是这一敞怀倒有些赤膊上阵的味道了，于是将两手抱在胸前，支在桌面上，慢条斯理地说：
“军事医学对国家安全所做的贡献，岂是用钱能够衡量的？成果少的问题，我看原因有三，一是我们的军事医学正处在转型期和变革期，新一轮的研究和新开拓的领域比较多，处在成果周期的低线；其二，军事医学研究具有保密性，并不是所有的成果都适宜拿出去评奖；三，正是基于希望能多出成果的考虑，我们才有今天这么个讨论：它建设发展得还不够。要是谁能指出军事医学学科中，有人拿国家的钱不办事、不图产出的，别说不给大楼，就连学校也可以把他拒之门外！”
“三条理由也好，五条理由也好，成果少就是成果少，这是不争的事实。”龙教授进一步激动起来，“我很同意刚才郝院士的话，这些基础学科面临的学术环境要艰苦得多。军事医学中有许多是全国独此一家，他们研究的东西在国内没有多少同行竞争，而我们要搞出东西，必须和全国的最强手去拼！这种含金量能够同日而语么？”
“是呀，和全国的最强手去拼，这个学科拼输了，对国家利益并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