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故事-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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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女人的出现，“或者换一句话说：只有有重大缺陷的人，才需要打扮。”
　　　　

　　　　“可她毕竟有一条心爱的裙子。如果不是太贵的话。”郭夏恋恋不舍地放下裙
子。
　　　　“你买吧。算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常锐受到刺激，作为一个男人，必需保
障妻子的消费。
　　　　“就是。我一年不才一个生日吗？”常锐的话立刻得到反馈。郭夏付了两百元。
　　　　幸亏你一年才一个生日。

　　　　郭夏去接电话时，常锐擦完汗，光着上身来到客厅。
　　　　他的岳父郭天谷正襟危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
　　　　按道理它早该完了。他是一个不看中央台新闻的人。这样的人在S市大有人在。
可郭天谷却是一个必须看的人。不过这并不矛盾：录像机正在录着“亚洲台”的新
闻节目。高技术才能够缓解和掩盖矛盾。
　　　　“你应该、也完全可以少穿一些衣服。”常锐对他的父亲一向是以“你”相称
的，而对郭天谷却从来冠以“您”：岳父毕竟是岳父。血缘就是血缘，它的最大特
点就是不可替代，不可置换，并且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血缘关系是完
全一样的。
　　　　郭天谷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他是前G省财政局的副局长，多年身居高位，
使之养成了不动声色的习惯。而且要处理好和女婿的关系，是能否安度晚年的关键，
必须保持距离。
　　　　“您的意思是我应该多穿一些？”常锐从岳父的脸上读出了潜台词。中国是一
个潜台词丰富的国度。
　　　　“我没有这样说。”
　　　　“如果我这里有空调机的话，就可以穿上毛衣。”常锐这话是有所指的；一个
月前，他的朋友刘科拿来一台空调机，日本东芝牌，开价一千。“为什么这样便宜？”
他至今后悔这句话。“没有上过税。”刘科坦然地回答。
　　　　郭天谷因此就不同意买。在没有税务周时，这项工作就归财政局管，而他正是
分管者。
　　　　“如今有谁不偷税？”郭夏说，“这里的夏天没有空调是很难过的。”
　　　　郭天谷没有再说话，只是在第二天说要去曾经搞过地下工作的上海转一转，看
看老朋友。于是郭夏退却了：“空调机以后可以再买，而我只有这一个父亲。”
　　　　“更何况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女儿。不就是买一部上过税的吗？”常锐宽宏地说。
任何一部成功之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妥协的历史。妥协就是进步。
　　　　“我看过一本小说：一个——”常锐把“很封建”三个字删除掉。“父亲甚至
不肯当着女儿的面洗脚。”
　　　　“如果这个家里没有康定的话，自当别论。”郭天谷本想说：等到我死了之后，
还要你们来给我洗身呢！
　　　　“康定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子而已。”这个康定是他们雇的小保姆。有一个很复
杂的藏族名字，因为她是康定人，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就直呼她“康定”。
　　　　“一个十八岁的小女孩。”郭天谷关了电视。
　　　　康定及时地开出晚饭来。因为七点钟郭夏要去夜校上课。她是S大学法律系的讲
师，同时兼任夜校的老师，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要去上课，每堂课能挣四十元钱。
而这笔钱是这个家庭必需的：从北京调到S市来后，他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幢
房子，连利带本压得他们够呛。
　　　　在一般情况下，郭夏总要对饭菜评论一番。一个过于能干的女人是不适宜雇保
姆的，更不能雇来自康定的保姆。可今天她沉浸在“皮尔·卡丹”制造出来的欢乐
中，无暇它顾。
　　　　“皮尔·卡丹”是伟大的。尽管它只有二百元钱，不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个伪
“皮尔·卡丹”依然能制造出巨大的欢乐来。
　　　　“刚才是谁的电话？”
　　　　“我的一个学生，是工商局的科长。他的法律课得了五十九分。想要改分。他
先托了我们系主任，我不给他改。他又转托了分管后勤的李校长，我还是不给他改。
刚才他打电话来，苦苦求了半天。”
　　　　“你给他改了没有？”郭天谷问。
　　　　“没有。”郭夏说了一句违心的话。
　　　　郭天谷赞许地点点头。“南下从小就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他一直叫她“南
下”，虽然自从嫁给常锐后，因他嫌“南下”太有战争色彩，就改了。
　　　　一个人活得比他所属的时代长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他想。“你应该给他加上
一分。三十八岁的科长，之所以上你们那个夜校，还不是为了那张文凭？怪可怜的。”
常锐说。“其实破文凭有什么用？”他不禁想起自己来：正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
生，到了S市不也只是在保险公司当一个小小的职员？
　　　　“有些东西是有它没有用，没它不行。”五年前是郭夏提出要来这个新兴的S市
的。因为一来这离父亲比较近，二来这在当时的传说中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
可来了之后，不过是物价和工资作了一次同步调整而已。去开公司作买卖吧，没有
资本不说，主要是没有背景。弄得常锐一副灰溜溜的样子。对此她常感内疚。“他
跟我说的开篇词才有意思呢：郭老师，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咱们是不是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谈一谈？亚园酒店怎么样？”她学S市人说普通话，实在是惟妙惟肖，连
“一笑黄河清”的郭天谷也动容了。
　　　　郭天谷虽然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但牙齿很好，胃口很好。吃得特别快，而且吃
完就径自下桌去了。
　　　　深夜常锐还在阳台的躺椅上。
　　　　“不去睡？”郭夏关心地问。
　　　　“不。”回答是简短的。
　　　　郭夏走后，常锐又回到“伪睡眠”状态中。
　　　　几十年来，时尚变过来又变过去，可记录在常氏家族遗传密码上的进取心却没
有变：它只是潜伏着、等待着、渴望着。
　　　　整整一夜，在常锐的耳边都响着各种资本在高速流动中发出的尖锐啸叫声。

　　　　郭天谷也没有睡。他的卧室就在阳台旁边，女儿女婿的对话听得相当清楚。他
在黑暗中隔窗看着常锐。
　　　　你不要看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可我总是觉得他的内部有一种不安静的成分：
他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以出身来决定一切虽然是不对的，但是出身也是能说明一
些问题的。必须设法控制这种成分的比例。当然不要超出自己的权限：任何事情都
是“过犹不及”。

　　　　　　　　　　　　　　　　　　　　　　　　　　　　　　　　　第二章

　　　　S市市长会议室。
　　　　方市长是一个有一张典型南方人脸形的中年男子。他先是在G省作秘书长，后来
到国务院经济改革办公室作副主任。当S市的经济改革一度陷入低潮时，北京把他派
来了。“京官南下，必有作为。”当地的一批报纸这样评论。可没有多久，报界就
对他失去了兴趣。而他似乎对成为一个新闻人物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即使不能操纵舆论，起码也不能被舆论所操纵。“舆
论是民众的呼声，可呼声是不是就是民众内心真正所想的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当一个司机驾驶一辆载满乘客的车时，后面不停地有人说该向左拐、该向右
拐，或者是该刹车、加速。然而作为一个合格的司机，他心里应该清楚怎么做才是
对的。”这是他在一次小型的会议上的讲话，并且禁止与会者披露给报纸。
　　　　此刻他正约见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董一。
　　　　“我有一种感觉：近来S市的经济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全国的经济形势也不好。”
　　　　“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办法，刺激它一下。”董一是方市长从北京带来的干部，
也是唯一一个——只有那些没有本事的领导人，才带很多属下到一个新单位去——
董一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头脑，虽然直到现在，他还不是党员。
　　　　“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在去年就提出过：企业没有活力，其主要原因就是资金
不足。而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成立一个真正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S市一九八五年
就有，可是因为没有动力，一直是不死不活的。
　　　　“用股票市场来吸取全市、以至全国的闲散资金是一个好办法。”
　　　　“然而我记得你当时在我的计划上是这样批的：不符合政策。暂不议。”
　　　　“请注意我用的这个‘暂’字。”方市长和董一之间起码在私下里没有上下级
关系。对于一个优秀的知识分中，你只有“国士待之”，他才会“国士报之”。
“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我这样作。”
　　　　“你考虑政治方面的事是太多了。”
　　　　“我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我必须这样做。同样一件事，在某些时候不能做，而
在另一些时候却非做不行。这就是辩证法。”
　　　　“你报告中央了？”
　　　　“当然。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要你拿出一个具体的、可行的方案来。”
　　　　“我的方案都是具体的、可行的。”
　　　　“我顺便告诉你：马上就要开政协会了。我们议了一下，准备增补你为政协副
主席。”
　　　　“我记得在一九八三年就对你说过：当把一部分知识分子驱逐进市场时，有一
部分搞纯理论的知识分子必须留在市场外面。只有这样，才可以比较完全地保留他
们对人类的关心。现在是一九九○年，我仍然是这个观点。并且把它推广到官场的
范围内。”
　　　　“你的理论是矛盾的：现在你就是一个副局级干部。”
　　　　“我只有在职务有利于工作时才接受它。如果你真有一个空缺，那就把它给需
要它的人吧。如果你是在因人设事，那就把它废除，从而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方市长递一支烟给董一。他是一个适量的吸烟者，从不超越安全的上限。“你
就没有做过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
　　　　“不能这么说。但是我做事和你吸烟一样：把不愿做的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董一把“555”牌香烟堂而皇之地揣在自己的口袋内。
　　　　“我也仿效你这种形象思维的方法打一个比喻：你的脸上的五官，都是按照市
场经济的原则自由发展起来的，各自强调独立地位。而你的躯干却是严格服从中央
政府的约束。”董一是一个小个子，可头却出奇地大。
　　　　“一个上乘的幽默。可我告诉你：我这是五短身材，按照相面理论，就是福相。
另外从能量角度讲也是一个低耗高效的典范。”董一站起来。
　　　　“不用我给你批一些钱和人？”
　　　　“我认为一个竭力鼓吹‘小政府，大社会’的人是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
什么时候我们停止扩大机构了，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我到刘科那去一趟。他搬家了，约我吃饭。”常锐对郭夏说。
　　　　“房子好吗？”
　　　　“不清楚。”常锐明明知道，可不愿意说。别人的成功往往是本人无能的反证。
　　　　“少喝一点酒。”郭夏嘱咐道。
　　　　大概只有极其得意和极其不得意的人才配听到这样的嘱咐。常锐心想。

　　　　常锐在路边招呼出租汽车。可司机们一听他说话，就表示不去华侨新村。他明
白内中的理由：他们只喜欢拉外币持有者。而他一口普通话，一听就像是“内地人”。
他忽然记起郭夏对他说过：如果你拿人民币坐出租，开始千万不要说话，先上去再
说。
　　　　他依法炮制，果然很灵。
　　　　上车后他只和司机说了一句话，司机就探知他的底蕴，硬是走了三角形的两条
边。他没有去争，因为争也没有用。更何况S市的方言三年来他只学会两句“这个多
少钱？”和“厕所在什么地方？”S市的方言与普通话根本不是一个语系，有许多已
经死亡的名词和动词在这里依然存在：比方此地不是说“七角一分”而是说“七毫
一”。毫：银元的单位。他之所以不学，并不是学不会；他的英语说得极好，以至
于不止一个人以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而是不愿意学，普通话是国语。在某种意义
上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当然目前它似乎有没落的倾向：北京的年轻人在表示惊讶
时，往往使用“哇”，这是标准的S市方言。而更使人悲哀的是一些从明清起就存在
的老字号饭店，现在也改用“酒店”和“酒家”之类的了。
　　　　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他按照司机开的价钱付账下车。“汉堡包”有什么好
吃？“肯德鸡”又有什么好吃？可就是门庭若市。因为它们是美国的。S市是“特区”，
有经济实力，于是它的文化就蚕食了伟大悠久的中原文化。
　　　　他取过明显不合理的报销凭证，暗自记下了车号。他对数字的记忆力特别强，
几百个电话号码就和刻在他头脑里一样。将来有机会，我就写封信到他的公司。
　　　　当走到拐弯处时，他又改变了主意，把单据扔到垃圾筒内。只有小人物的报复
才是这种办法。

　　　　“你给常锐打一个电话，让他回来时到银行把我的工资取回来。”郭天谷在房
间里来回踱着步。
　　　　“我不知道对您说了多少次：S市的银行是电脑化的，您的工资只要一到，它就
自动存入您的账户。再说就您……”郭夏本来想说：就您那两个工资，取不取关系
不大。父亲以前是十级干部，离休后变成九级，可总数不过三百元。而在S市即使是
饭店洗碗的女工，每月也赚四百块钱。这话太伤人，故没有说。
　　　　“还是取回来好。”钱总是见见面才放心。当年在设立储蓄网点时，他竭力主
张多设。有人以费用大反对他时说：“只要有利息，远一点人们也会去。”“如果
你做这样一个假设：有一个银行的利息高，可是远。而另一个利息低而近，你会选
择哪一个？肯定是近的那一个：既然钱不能放在家里，不能放到床底，那么只有放
在一个离家近一些的地方才能放心。”实践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我劝你不要大
相信电子计算机：那个东西也会出错。有一次邮局来算我的电话费，一看把我吓了
一跳。”
　　　　“把三十元错写成三千元了不是？”郭夏截断父亲的话。这是一个听滥了的故
事。“我给他打电话就是了。”

　　　　刘科是S市外贸局畜产科的科长。专门分管“牛”。所以常锐戏称他为“牛科长”。
　　　　此刻的刘宅从外表到内容呈现出严格意义上的焕然一新：
　　　　“分配给我的是三楼，可我偏偏要了这个底楼。”
　　　　“怎么？”常锐问。S市是亚热带气候，以潮湿著称全国。越高级的干部、越是
有身份、有钱的人就越住得高，这已是真理。
　　　　“以前人们常说：热是大家的，而冷是自己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热、
冷、潮湿都变成自己的了。”刘科带领常锐参观：地板是用方木支起来的，并且配
备着抽湿机、空调机。整个房间的墙壁都是用若干种类似棉织品的材料贴过；地上
铺的是土耳其地毯；墙角蹲着一个红木的黑人孩子像；过厅处是一个酒吧。一条纯
种狗正在酣睡。这是那种“观赏狗”，一条就能值台电视机钱。拐弯处是一个能装
一吨水的鱼缸，养的是名叫“龙吐珠”的鱼，这东西吃小鱼，而且必须是活鱼。
　　　　“你这东西挂倒了。”常锐指着墙上挂着的抽象派的大理石雕说。
　　　　“没有这个可能。我专门请教过美术家。”
　　　　“美术家也会出错。”常锐坐到真皮沙发上，“一切行头都是新的，只是人是
旧的。”
　　　　刘科按动一个很小但很艺术的钮。“出来见见。”
　　　　他的妻子出来了。
　　　　常锐以前对她非常熟悉，而此刻不禁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