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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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对事情有个轻重的观念，你这样跑去和先生乱讲一通，会影响他的情绪的，这个责任谁负担得起啊？你这样只会让他心里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你知道吗？何况他刚刚就任总统，他怎么可以就这样休息半年，我们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啊？先生是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上，休息半年的，这对台湾政局会有很大的不利影响的，你知不知道？”
从此，只要有任何有关老先生的病情的报告，都要经过宋美龄的允准，才可以对老先生讲，宋美龄的理由很简单：这样是为了老先生的心理着想。
医官的考虑完全是基于蒋“总统”的病情出发，然而他们对夫人宋美龄那掺杂了政治的思考方式，当然也只有默然听命的份。医生的预言很快应验，蒋“总统”的病况的确有了令人忧虑的发展。
几天后，“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突然交代我们，从即日开始，要把每天喝多少水、排多少尿，都要一一记录下来。
我记得那几天老先生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稍稍活动一下，就感觉气喘，喘气时舌头还不停伸出来呼吸，这就是典型的缺氧现象。晚上，老先生经常会因为气喘不止，觉得胸口气闷，医官给的建议是，只要感到气喘不过来时，就到阳台外吸几口新鲜空气再回去睡觉，医疗小组还开给老先生一种药片，只要老先生觉得气闷，就在舌下含一片，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一种心脏病的特效药，叫“麻地黄”，可以强化心脏和使血管通畅。
可是，受陈耀翰被宋美龄当面指摘的事件的影响，所有的医官都再也不敢直接向蒋介石面报病情，必须先向宋美龄报告之后，再会商如何向蒋先生解释病情。当然基于不影响蒋“总统”情绪的考量，透露给他的消息，不外是“没关系”“多休息”之类和病情没有太直接关系或是隐瞒实情的话。纵令如此，医官进出“总统”房间的次数增加了，各种检查项目也明显加多。然而，没有人敢再告诉老先生实情。其实，医官跑“总统”书房跑得愈勤，就是表示老先生的身体已经到了十分紧张的地步，宋美龄不答应让老先生休养半年，老先生自己也坚持继续处理一些比较重要的公务。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医官不断给宋美龄提出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检查报告，迫使她不得不做出一些因应之道。
早在老先生发生车祸那年，“总统府”三局就为他做出了一连串的计划，特别像是“总统府”内加装电梯，可以让“总统”下车后，直通电梯，而电梯到了三楼，只要再走几步远，就是他的办公室。这样的设计，事实上，已经是很大的权变之策，然而，就一个随时可能爆发心脏病的老人而言，这样的办公室设计实际上已经不具积极意义。
几经说服，宋美龄也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她似乎已经了解，假如不立即给蒋老先生更周密的医药处置，老先生的病情是相当悲观的。明白了这一点，宋美龄下令立刻增加了两位台湾当时最顶尖的心脏科权威，一个是姜必宁，另一个是李有柄。姜医生是“荣总”心脏科主任，李有柄则是心脏血管科主任，这两位权威医师加入“总统”医官阵容，其实已经相当程度地显示了老先生病况的严重性。
7月前后，老先生连吃饭都要停顿好几次，要喘几分钟气，才能够继续进食。有几次，甚至吃到一半，竟然会全部吐出来，这都是心脏病要发作的前兆，医官们此时更加肯定老先生的病况已呈一触即发的态势，“总统”医官一方面更加小心观察老先生的病情，一方面准备到海外邀请治疗心脏病权威，能够在最短期间内，尽快找到这方面的适当人选。
当时，台湾十分缺乏治疗心脏病的医学专家，“总统”官邸医官几经讨论，推派卢光舜医官去美国，邀请当时在国际心脏病治疗方面，颇负盛名的权威专家余南庚博士，回台湾来为蒋“总统”治病。
“总统”官邸医官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主要也是希望找到一位可以妙手回春，而且是专家龙头的权威，为蒋“总统”找到一个根本治疗的方法，尽快治好他的心脏病。当然，医疗小组会去美国“取经＂，主要的压力来源，除了老先生病情的压迫感之外，更大的压力来源，无疑的是来自宋美龄那边的急切心理，在几经治疗，然而却仍无起色的情况下，老夫人已经渐渐失去耐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官邸医官除了去海外请“会念经的和尚”外，似乎别无选择，这便是卢光舜远涉重洋去美国请余南庚的基本原因。
余南庚，是我国早年留学美国的优秀医学人才，曾经担任过美国的心脏医学学会的会长，是中国留美医学人才中，少数的顶尖心脏医学专家，他也是经过“总统”医官一致公认当年最优秀的心脏医学权威，如果能够把他请回台湾，蒋“总统”的病情应该还存有康复的一线生机，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再经过宋美龄的允准和支持，才决定尽速派遣卢光舜前去美国，延请他回台湾为“总统”治病。事不宜迟，几乎就在和宋美龄开完会的第二天，卢光舜就赶赴美国，希望尽快找到余南庚博士，并且马上回到台湾，解老先生心脏病的燃眉之急。
那年的7月19日，卢光舜刚离开台湾去美国请余南庚，可是，三天后，台北阳明山中兴宾馆却发生了惊天动地、上下大乱的大事。
7月22日，官邸内务科为欢送即将卸任的侍卫长孔令晟将军，欢迎即将接任的新任侍卫长邹坚将军，于是，就在那天中午，我们举办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迎新送旧餐会。
那个餐会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地方，餐会结束后，因为我已经没当班，所以，我在餐会结束后，坐林武官的车子下山。林武官和我们交情不恶，我坐他的车子下山后，便回家休息。
第二天，我销假上班，在上班车的时候，觉得车里的气氛有异，怎么大家都是一副人心惶惶的样子，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大事，一问之下，才晓得是蒋“总统”突然在22日的下午昏迷了。
据我事后了解，蒋介石昏迷的情况是这样子的：22日中午，副官照顾他吃中饭，没有想到他不但胃口不佳，边吃还边大口喘气，吃到一半，因为反胃，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包括姜必宁、李有柄在内的医官，发现他随时有发病的可能，然而却不知道如何有效防治这样的突发状况，毕竟，医生不是上帝，他没有能力让每一个病人不药而愈，更不可能防范所有疾病的发生。
但是，医官的职责毕竟是在救人，为了防止老先生的心脏有任何突发情况，恰巧陈耀翰那天上午已经去“荣总”安排关于老先生的住院事宜，谁料到老先生的病情恶化到已经没有时间让医官为他办住院的一切事前工作。午睡以后，老先生感觉胸口很气闷，医生得知了这个情况，立刻想把他移到他房间的卧榻上休息，可是，当副官正受命要把老先生抱到卧榻上时，他就突然昏厥过去。这时，中兴宾馆上下一阵混乱，医官和护士人心惶惶，连开氧气装置都弄了老半天，直到陈耀翰被紧急召回官邸后，才在陈医官的指点下，开启了氧气开关，为老先生接好氧气管。
乍然之间，大家是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卢光舜远在美国，一时联络不上，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心脏病治疗权威余南庚博士，而这里蒋介石的病情已经等不及，昏迷在床，情况的危急令官邸上下笼罩在一片焦虑和绝望之中。
那天当班的熊丸医官，本来要连夜把老先生送到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然而又怕在运送过程中，稍一不慎，会让心脏病发作的老先生病情弄得无法收拾，所以，斟酌了老半天，没有人敢下决定把老先生大老远从阳明山的中兴宾馆，送到石牌的荣民总医院，于是，医生们只好当机立断，立刻在中兴宾馆成立了一个老先生的急救站，动员了所有的荣民总医院的医生、护士，来回奔波，要把老先生这条在死亡线上徘徊的生命，从阴阳交界处抢救回来。
夫人宋美龄这时发挥她临危不乱的镇定精神，指挥若定地命令所有的在场人员，从老先生昏迷的那刻起，停止一切休假，而且，所有的文武服务人员，一律不准和家人联络，如果有任何工作人员的家人打电话上山询问工作人员的去处，一律答以到南部出差公干数天才会回台北。所以，那一阵子，有不少医官或是官邸工作人员的太太都以为是丈夫失踪了，后来才知道是老先生病情变生肘腋。老夫人就像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官，指挥所有的官邸人员如何应变急救，而医生除了要在老先生病榻前忙着监测老先生病情、为老先生做性命攸关的急救，还要随时向老夫人报告最新的病情发展。
中兴宾馆的气氛空前凝重，23日上午当我回到中兴宾馆，官邸已处在最紧张的状态中，我见到老先生的鼻子、嘴巴，只要是有孔的地方都插上了各式各样的管子，心电图在滴滴答答地响着。一旁的医护人员全部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忙成一团，一会儿医疗小组的医官要侍卫人员派车去“荣总”拿药，一会儿又是要我们帮忙清理床铺，为大小便失禁的老先生整理床铺。
我们几个贴身副官以车轮战的方式在老先生病榻前服侍着。说实话，我们是真挚地希望老先生赶快好起来的，可是老先生的病情却让人忧心忡忡。
“老先生能不能过这一关，完全看能不能撑过最初的两个礼拜！”这是医疗小组成员对心脏冠状动脉病症一种经验之谈。可是大家心里都有种不祥的预感，医疗小组连续打了几次电话给到美国的卢光舜，催他赶紧找到余南庚，另方面，老夫人宋美龄在失望伤心之余，已经做好了为老先生办后事的心理准备，甚至连怎么移灵的步骤都已经预做了安排，以及模拟演练。
时间分分秒秒地挨过，大家围绕在老先生病榻四周，正在危疑绝望之际，有位医官不经意听见老先生嘴中似乎在念念有词，非常吃惊地告诉我：“翁副官！快来听听看，老先生好像在说什么，你应该可以听出一些什么来吧！”
在大伙全都一阵茫然的这个节骨眼上，医官的这个发现，无异是在最黑暗的世界角落，给大家一线曙光。
我立刻凑近老先生的嘴巴边，细细听着他有如呓语的每一个字……
我把自己听见的毫无保留地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从大家的表情可以发现，大家的眼眶都已经泛红微润。
“总统”六号病房
皇天不负苦心人，卢光舜终于在美国找到享誉中外的余南庚博士，救命如救火，两人不做任何勾留，立刻火急赶回台湾，这已是7月27日，距离蒋介石昏迷，已经是三四天了。
世界顶尖的医生既然已经请了回来，接下来就是要赶快为蒋“总统”做最妥善的处置，让他尽快恢复知觉苏醒过来。余教授的来台，无疑给了“总统”医疗小组最有力的后盾与支持，大家心中原本的那块巨石都不约而同地放下。
余南庚不愧有权威风范，他一到中兴宾馆后，就检视了一遍医疗小组为“总统”做的一些处置，他十分镇定地说：“你们的处理非常好。”接下来一切的医疗计划就由他来统筹策划。
余南庚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医师，来台湾的日子，我们从来没见过他有什么假日，他被安排住在圆山饭店，每天一大早就从圆山赶到蒋“总统”的病榻旁，不仅诊断细心，而且更是全心投入，可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他回来以后，老先生虽然没有马上就苏醒过来，但是，却有了相当程度的起色，使得宋美龄和众医官对他信心倍增。
经过几天的全心照料，余教授认为老先生在阳明山中兴宾馆治病，显非万全之策。第一，这里距离荣民总医院至少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如果有什么急要的情况，比如要到“荣总”拿药，就十分不便。当时，在老先生昏迷之初，官邸特地派了两部车，并且由两位侍卫人员专门负责于中兴宾馆和“荣总”之间，两地来回跑，有时候还是不很方便，况且有些大型器材，实在搬运不便。
1972年8月5日的深夜，我们奉命做好一切工作，准备把老先生送到荣民总医院的“总统”专用六号病房。
之所以选择深夜时间，有两个最重要的考虑，一个是因为深夜时分，阳明山仰德大道的来往车辆较少，比较容易做局部交通管制；其次，也是为保密的考量，毕竟，蒋“总统”是台岛“独尊”，如果他得重病而且正准备做心脏大手术的消息一旦外泄，传到外人或是有心人耳里，难免要制造一些口实，让人做“动摇士气军心”的不利宣传。
移床入院行动，在严密的部署下，默默进行。
5日的晚上大概6点过后，军警已将阳明山到石牌荣民总医院沿路全面封锁，不准任何车辆出入。
为了让蒋“总统”在移动的过程中，平顺安稳，“总统”医疗小组特地调来一部簇新的大型救护车。这部救护车是当时“三军总医院”从国外进口的一部新型车辆，不但设备先进，而且行驶的时候格外平稳，不会有过于晃动的缺点。这部车总医院根本还没启用，就被官邸征调来作为老先生的专用救护车。
夜色中，我们小心翼翼用担架把老先生抬上救护车，戒护的侍卫人员和往常一样，组成车队，保护老先生一路上的安全。
8时许，载送老先生的救护车和随护车队，从阳明山中兴宾馆缓缓驶出，我们奉到上级的任务指示，基于老先生是严重心脏病的病患，所以，在运送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有一丝的大意或是一点点的颠簸，否则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他的病情。
为了慎重起见，余南庚亲自率领医护人员，随车一路护送，以防有任何突发状况发生。
此外，一路上，从前导的开道车，到载送老先生的救护车和随扈车队，全部都保持在车速约10公里以下的超低速前进，那样的速度，真可说是像蜗牛爬行似的。在那条漫漫的仰德大道上，老先生的病榻在深沉的夜色中，缓步向前，短短的十几公里路，以“总统”车队平日的行进速度，根本只须十几二十分钟，可是这一趟的随扈竟然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晚上9点多钟，才抵达荣民总医院的第六病房。当时，“荣总”四周可以说是处在半戒严状态，在一般门诊部门看病的人潮已经退去，去住院部门探病的人们也被支开，必须从另外的门出入；而六病房附近更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其目的就是不希望“总统”蒋介石住院的消息外泄，以免成为别人攻讦的口实。
六号病房是当年特地为老先生而设置的一个特别病房，完全和“荣总”的其他部门隔离，内部的医疗器材可以无止境地添置，如果有任何需要，尚可以从其他医院借调医护人才和新装备器材，供老先生治病之用。事实上，在“总统”身边人的心目中，只要能够把老先生的病治好，即使花个几千万甚至几亿台币，那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在六病房，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经费非常宽裕。
不但“总统”病房的设备一流，就是在病房陪伴的亲人房间，也做了充分准备。老先生住进六病房后，为了方便放置比较多的医疗器材，我们把病床从病房移到客厅，老夫人和孔令伟各自住一间房，蒋经国则住在病房内的另一间小房间，我们当然是因陋就简，就在医疗室摆了6张行军床，连护理台上也有我们的铺位，整个六病房的外围，和老先生去“荣总”做体检时一样，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