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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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做体检时一样，也有严密的警卫人员24小时警戒，光是所有的警卫人员和车队人员，就占住了半间的“荣总”餐厅。
　　虽然人在“荣总”，可是蒋介石吃的特别调制的流质食品和宋美龄等人吃的餐饮全是由士林官邸烧好送去的，而我们则是由“荣总”代办餐饮，吃在“荣总”，睡也在“荣总”。
　　在余南庚的领导下，成立了“总统”医疗小组，连同原来的5位医官，加上6位新任医官，“总统”医疗小组一共有11位，当然是以心脏科的专家为主体。从7月22日到8月6日，我们副官整整忙了两个星期，几乎是24小时随侍在侧，大家早就忙得精疲力竭。以我来
　　说，我的牙床在8月初就感觉浮肿疼痛，所以，一到“荣总”的隔天，我就到“荣总”牙科挂号，和医生约好时间，便立刻去看病，医生看了看我的牙齿，毫不迟疑地说：“你怎么了，牙床肿到这样才来？”我只好苦笑，说大概自己的火气太大了吧！结果，医生的诊断是需要立刻拔除以免后患，牙拔了人也比较舒服，可是，照顾蒋老先生的任务却才刚刚开始。
　　


*第九章：蒋介石之死


　　1972年可以说是蒋介石健康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不是“总统”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官邸上下同心协力的尽心照料，他的年寿不可能会延长到三年后。但是，无可讳言，老先生本身的强韧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求生意志，是他能够从昏迷险境苏活转来的重要契机。


“总统”医疗小组



　　曾经不只一次有外国医学专家告诉“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地区或国家，能像你们这样，为了拯救“国家元首”的生命，可以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使美国总统恐怕也不可能有像蒋介石这样近乎像帝王般的医疗照顾。
　　或许，美国人这些话里还隐藏着一些别的含意在里面，可是，如果从正面去设想这句话，应该是毫不夸张的。
　　到台湾来以后，老先生最信任的两位医官，当然首推熊丸和陈耀翰，他们两位是在1972年“总统”医疗小组成立前，老先生最常咨询的官邸御医。
　　在1972年时，熊丸还兼任中兴医院的院长，但是，所谓的中兴医院院长，其实只是一种便宜行事的做法，熊丸有很大一部分心力，是放在为“总统”治病的上面，他实际上是“总统”的随从医官。至于陈耀翰，他曾任军医医院胸腔内科主任，后来一直在官邸专任随从医官，老先生病发以后，熊丸和陈耀翰两人轮班照顾老先生，两人对蒋先生可说忠心耿耿，做
　　出全部的贡献。
　　后来，在余南庚主持下，成立了“总统”医疗小组。余南庚由于是客卿的身分，而且他在美国还有教学工作，只能利用休假的时候，暂时回台湾替蒋介石治病，不可能久留台湾，所以，这个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是由“国防医学院”借调来的王师揆负责担任，王医师同时也是劳人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师是没有编制限制的，所以，在最鼎盛的时期，“总统”医疗小组的医生就有13名左右，几乎比较重要的科别都齐全了，所以有人讥讽，官邸完全成了一间大医院。这虽是一句嘲讽的话，可是，和实情也相去不远。光是这个小组的名医名单，大概就可以羡煞平民百姓。
　　在小组之下，主要医官包括：
　　召集人：王师揆，专长是神经外科。所谓召集人就是负责实际的医务工作，并随时要负责向蒋“总统”或是夫人宋美龄报告病情发展，提供宋夫人决定之参考。
　　骨科：邓述微，兼任“三军总医院”院长，后来曾任振兴复健医院院长，后因院务理念和孔令伟不合而离开振兴。
　　胸腔外科：卢光舜。
　　胸腔内科：陈耀翰。
　　心脏内科：熊丸、姜必宁、李有柄、董玉京。
　　心脏外科：俞瑞璋。
　　肾脏科：谭柱光。
　　麻醉科：王学仕。
　　新陈代谢科：赵彬宇。
　　牙科：曾平治。
　　泌尿外科：郑不非。
　　眼科：林和鸣。
　　官邸对医师是相当礼遇的，尤其是对专门回国医治老先生的余南庚，更是礼遇有加，不但让他住新盖好的圆山大饭店豪华套房，而且还提供一部凯迪拉克专用轿车，当然，来回机票和一些相对的高报酬亦是难免。余南庚对老先生的病情，实在可以说得上是鞠躬尽瘁、不舍昼夜，几乎是全天候在看护老先生。
　　但是，余南庚以外的医疗小组成员，每个人的待遇和境况，便不尽相同了，加上官邸在“总统”病笃之后，大小杂务可以说是大部分掌握在孔二小姐和宋美龄手中，她们有各自的立场和看法，和医官们专业的立场又有所差异，因而，难免在某些问题上，容易发生争议的情况。
　　大体而言，医疗小组的医官们在医学界都已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可是，当他们处在官邸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际生态环境中，难免有许多格格不入。人说古代御医难当，可是现代“御医”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然而可贵的是，不论是官邸工作人员或是医官，在“总统”病重的那段时间，大家可以说是发挥了高度的吃苦耐劳精神，这就是老一辈的使命感，即使大家的肉体再怎么疲惫，大家多半是抱着咬牙强忍的心态，希望老先生的身体能够尽快痊愈。
　　在医疗设备方面，当时只要是各个军公医院，有任何新的进口医疗器材，一定必须先送到荣民总医院六病房使用；如果需要添置什么新的器材、药品，更是由各军公医院无止境提供。甚至为了“总统”长年使用六病房，六病房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有关方面又嫌它太小不够新颖，另外又要“荣总”编列预算，兴建一处新的“总统”病房，可惜这个新的大型“总统”病房，还没落成，老先生就已经病逝。
　　


医官、副官为蒋介石掏粪



　　许多罹患冠状动脉病变的人，如果遇到昏迷的情况，最初的两个星期，通常是最具关键性的时刻。假如熬不过两个星期，就只有准备后事。然而，像蒋介石这样昏迷时间长达半年的，恐怕在一般病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个案，堪称奇迹。
　　在这段昏迷的日子，蒋介石身上至少插了三根管子，包括供给氧气的氧气管、供给流质食物的胃管和手上的点滴管，就是这些药物和营养品，在维系他脆弱的生命。可是，进入“荣总
　　”之后，也就是余南庚博士来台后的这段时间，老先生的各项检验报告显示，已经有日渐好转的迹象，一切情况慢慢稳定下来。
　　为了让蒋介石的病情稳下来，我们付出了相当可观的代价，而老先生强烈的求生意志，则更是他得以转危为安的主要原因。
　　但是，蒋介石因长期卧床，已经使得他的肌肉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状态，我们守候在一旁的人，早就发觉他的右手首先有了蜷曲的现象，这大概是因为长期吊打点滴的关系，此外，由于血管硬化，腿部肌肉也有萎缩的情形，所幸，老先生的肠胃一向很好，所以，经过胃管灌食营养流质食物，吸收的状况十分良好。孔令伟孔二小姐为蒋介石的起居照顾问题，动了不少脑筋，她在这方面还真是小有天才。
　　譬如，老先生在昏迷时期，我们为了怕老先生久卧病床身上长褥疮，大概每隔两个小时要为他翻一次身，并且做全身按摩，以活络血脉。可是，每次我们为他翻身时，他的小便就因膀胱失禁而不自觉流出来，所以我们为他按摩之外，还经常要给他换床单和衣裤，一天总要换个好几次。
　　除小便失禁外，解大便更是一大问题，所以，大概每隔一两天，就要由医官为老先生“掏粪”。所谓“掏粪”，其实就是由医务人员戴手套，然后用手指直接伸到老先生的直肠内，将已经结成颗粒状的粪便，一粒一粒地挖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身体维持正常的排泄循环。但是，每次的“掏粪”工作，总要忙得医官满头大汗。
　　当时，做“掏粪”工作的主要是邓述微院长。他在做这件工作时，通常我是他的重要助手，我们做这个工作一直做到蒋介石苏醒后还是要继续做，原因无他，就是医官考虑到蒋“总统
　　”的心脏负荷的问题。因为，根据医学临床证实，有许多心脏病患者，是在解手特别是解大便时，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亡。所以，即使他已经醒来，医官还是不敢让他自己解大便，还是由邓院长和我们副官人员，亲手为他继续“掏粪”。
　　孔二小姐见到医官每每为了解决老先生的排便问题，忙得团团转，她就动脑筋，何不叫木匠，把病床的床垫略作改装，是不是可以把问题变得轻松一些？
　　她动了一阵子脑筋，终于想出一个妙法，她叫官邸内务科的木匠，把老先生病床的床板做成活动的，可以在我们要为老先生更换床单或是衣裤的时间，把床板抽出呈一个“L”形，这样换起床单来，既方便又省力，而且，孔二小姐去订做了一个海绵制的床垫，在床垫中间，也就是老先生躺卧时靠臀部的地方，挖了一个碗口大的洞，每当医师和副官要为老先生“掏粪”时，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床垫的小洞，进行这项向来被一般医师视为畏途的工作。
　　此外，在为老先生翻身时常见的小便失禁情况，孔二小姐也想出一招妙招，便是使用长条型的塑胶袋，套在裤子里，这样就大致解决了小便失禁问题。
　　蒋介石在陷入昏迷之初，体温曾经一度高达40度以上，而且，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已有积水现象，只有三分之一的肺部尚在正常运作。所以，他从一开始昏迷到最后，始终是套着氧气管，一刻不能中断氧气。
　　医生给他打了大量的盘尼西林针剂，目的是希望把肺脏积水的部位，控制在原有的那三分之二的区域，不要再进一步扩大。
　　有位医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就好像是官兵围堵强盗，假如官兵的人数比强盗少时，惟独把强盗全部挤压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让强盗四散，侵蚀到其他正常的部位，这样是一种最保险的治疗方式。
　　换言之，当时，“总统”医疗小组的见解和处置，是希望用一种比较消极但是却很稳健的诊疗方式，把蒋“总统”从极端不稳定的阶段，慢慢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下，这样才有可能使得“总统”苏醒过来。他们不赞成给类似老先生这样的心脏病患者太强烈的猛药，或是过于剧烈的治疗手段，以免弄巧成拙。
　　我相信，医疗小组会采取这种方式，倒不是投鼠忌器，而是基于病患实际情况，而下的一种处置。
　　最早，医疗小组这个策略，确实有着一定程度的成效，而且可以说是老先生半年后得以苏醒的主因。可是，到老先生真正醒过来之后，宋美龄那边却有了另一种看法，她急切地希望见到蒋介石能够很快恢复往日的活动力，并且马上就和正常人一样，能够回“总统府”上班。
　　然而，在“总统”医疗小组的眼中，这样急切的心理，反而会乱了整个的治疗计划，不但对“总统”的健康无益，甚者反而会为他带来难以逆料的后果。
　　这样两种格格不入、全然不同的医疗见解，为日后老先生的治疗工作，投下一团阴影，也在宋美龄和医疗小组之间，预设了双方矛盾的伏笔。
　　


苏醒之后



　　1973年的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的苏醒，给宋美龄以下的官邸人士极大的兴奋感，尤其教人不敢置信的，是老先生苏醒以后，除了身体体力明显大不如前以外，他的脑力特别是记忆力，竟然未受到昏迷的影响。对
　　于老先生的身体渐渐健朗，大家都非常欣慰，可是，毕竟他依旧是有病在身，尤其是因为手脚肌肉的萎缩和变形，在行动上有诸多不便，所以，在日常生活上更加依赖我们官邸和医疗小组的工作人员。
　　就拿1973、1974年每年的夏天来说，因为老先生平常就是个既怕热，却又忌讳吹电扇、吹冷气的人，这样的状况下，就苦了我们这些副官。
　　以往他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我们早已习惯帮他在夏天用蒲扇给他打扇子扬风，可是，他从昏迷中醒来后，似乎较以往更为怕热，要我们不分日夜为他打扇子扬风，否则他就睡不着觉。
　　那一段时期，大家因为要轮番照顾他，体力和精神上都感觉有些吃不消。我们吃在“荣总”、睡在“荣总”，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假日时间，长久下来，焉有不疲惫困顿的道理？原本
　　，我们是八个小时一班，然而这个时候的八个小时，和老先生健康时的八小时的班，是完全不同的，服侍病中的老先生，不但要帮医官护士做医护助手，还要兼做一般医院所谓“特别看护”的事情，举凡只要是医护人员不做的任何杂务，不论那个工作是否污秽肮脏，我们都没有任何选择不做的机会。
　　因为我们处理的工作，多半是和老先生切身起居有关，若放在以前，如果我们谁有什么病痛的情况，官邸的医官还不会太注意我们会不会影响老先生及其家人。可是，自从他病了之后，我们这些副官，只要有人患了感冒，即使是很轻微的感冒，也要向医官报告，医官立刻会为我们诊治。最初，医官比较紧张，凡是有一个下人感冒了，他们总是立刻叫这人离开病房，以免传染给体弱的老先生。有次我们已经连续有好几个副官感冒，几个人都不能服勤，最
　　后连我也感冒了，还发着高烧，还是要继续值班，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就叫惟一没感冒的李振民副官睡到老先生旁边值夜，白天时，我工作只好戴上口罩，以免散布病菌。
　　我为什么会患感冒都还要照顾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不少副官都因太劳累而生病，另一方面，老先生那时上下床都要有人抱他，而偏偏李振民的个子矮小，老先生怕李振民抱不动他，每次李振民主动要去抱他下床，老先生马上制止，并说：“我不要你抱，叫其他人过来
　　！”医官知道我感冒了，可是老先生指定要我去服侍他，医官只好叫我戴上口罩，不要把细菌传染给老先生。
　　当时这段抱病照顾蒋介石的经历，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蒋先生向来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自从生病以后，活动的机会少了，但在心理上，他还是一直想活动一下，可是又偏偏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就只好由其他的方面去满足，好比是按摩。他苏醒后，也许是神经比较迟钝，有时候明明我们已经用了相当的力道，为他按摩已经萎缩的右手或是左手，纵使我们再怎么用力，他也似乎没有什么感觉，有时候他误以为我们按摩不够用力，还大声斥责：“叫你们力气大一点，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即使我们拼老命使出更大的力气给他按摩，可是他依然不满意。
　　本来是好动的人，一下子给疾病绑在床上，毕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长时间躺在床上，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候他情绪不稳，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几乎已是家常便饭。
　　在病房里，他身上至少插了三根以上的管子，而且手脚肌肉都有萎缩的情况，每次起身，都要由我们连身体和管子抱上轮椅，而且，照官邸的老规矩，他起床后，侍卫官就要通知所有的侍卫人员，叫大家起来待命，即使在“荣总”住院，也是按此老规矩行事，所以，他起来几次，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轮班的医护人员就要被折腾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