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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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对严家淦的尊敬和礼遇，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官样文章，可是，这其实也是严先生深谙当年台岛政治的机敏之处。在蒋老先生去世以后，体制上，他有充分的权力，去扩张自己的空间，但是，他却从来不曾这样做，而且谨守分寸。
在老先生卧病的那段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向老先生简报台湾时下的政情，包括人事布局都在蒋经国的主导和建议下，做他“接班”的准备。我们从来没见过严家淦出现在士林官邸或是到老先生跟前，向老先生报告政务，反而都是蒋经国在处理一切的问题。从这一点可做旁证，蒋经国时代早就默默启幕。
蒋介石为儿子找房子
七海新村时代，为蒋经国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他在这幢精巧而别致的小洋房里，为台湾写历史。
七海新村主建筑兴建于50年代。是时，正是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风雨飘摇的时刻。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签订以后，为了向当时的美国示好，并且基于“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必要性，政府当局特地在台北市郊的大直，规划兴建一处度假别墅，供那时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邓普上将来台下榻之用。
由于只是一处度假别墅，所以，并不是特别豪华宽敞，完全是以实用为出发点。这幢美军的度假别墅后来给蒋经国使用，老先生特别为它命名为七海新村，一方面有海军的意味，而且美国人一向也对“七”这个幸运数字比较有好感，所以就以此命名，兼容并蓄，讨个吉兆。
事实上，不管是史邓普上将本身，或是其他的美军将领，几乎没有几个人来台湾住过七海新村的，所以，落成以后，这幢小洋房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空在那里，没有人去住。
1967年，台北市长安东路在实施拓宽工程，施工期间难免到处灰尘蔽天、噪音隆隆，蒋经国住的长安东路18号刚好就在旁边，自然蒋家的生活起居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附近也有几幢大楼正在兴建，如果这些大楼盖好，蒋家那栋日式平房自是有被人居高临下、一览无遗之虞，在安全上，长安东路18号已经慢慢暴露出短处。再者，那时，蒋经国的子女也逐渐成人，每个子女都需要有各自的房间，维护本身的隐私，而且子女一旦结婚成家，每个人有各自的房间，更是理之必然。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蒋经国自己也觉得有搬家的必要性。可是，节俭成性的他，并不积极准备搬家，反而是有一次老先生去长安东路18号时，发现这个房子竟然连他的大型凯迪拉克轿车要掉头时，都有无处回车的困扰，他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儿子住的地方居然这样“寒碜”，简直不能和士林官邸相比。老先生当场就要为儿子找地方搬家，并且把这件事情交给“总统府”三局去处理。
“太子”要住好房子，“总统府”三局焉有不戮力以赴的道理，经过一番审慎的评估，当局觉得距离士林官邸不远的大直“七海新村”，似乎蛮合乎这样的条件，于是，就向老先生以及蒋经国报告了这个事情。老先生曾经亲自到“七海”看过，他也觉得这个房舍建筑本身，和坐落的地方都可以称得上是上选之地，何况，它位处士林官邸东方，在安全上，附近驻扎有保护老先生的宪兵部队，且山峦起伏，也很适合作为军事要塞基地，可以保护蒋经国的安全，而且一旦发生战争，亦可以立刻进入掩体。
基于种种原因，老先生父子就正式决定将“七海”定为蒋经国的新官邸。
蒋经国官邸要塞化
和早期的士林官邸一样，“七海”同样是台湾地图上永远不会标明的神秘地带。民间地图所以不将这两个地方加以标明，其原因当然不外是因为它是“总统官邸”，其次是它的左近还是军事重地，全台湾最神秘的战时指挥部，没有人清楚那边的地形状况。
以老先生住的士林官邸为圆心，涵盖了包括阳明山和大直“七海”在内的蒋家家族官邸，这些地方全是当时有关方面，要将之要塞化的地点，在军队方面，有整个“国军”部队最忠诚且精锐的卫戍部队；在宪兵方面，有一个以训练最严格著称的宪兵营，它的指挥部又叫福山指挥部。而士林、阳明山和七海官邸，基本上都有“总统”专属的侍卫和警卫系统人力部署，是这些官邸“内卫”系统的安全兵力配置。
这些官邸的安全工作，基本上全部是由“联合警卫安全指挥部”简称“联指部”统辖，而“联指部”实际上又归“国家安全局＂指挥，“国家安全局”的顶头上司是“国家安全会议”，而“总统”又是“国家安全会议”的主席，所以，归结到最后，“总统”等于是生活在这个防御工事坚强的要塞中心，安全上称得上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在士林官邸和七海官邸旁边，还各有一条地下隧道掩体。最早，士林官邸附近还驻扎了一个战车排，那个神秘的地下隧道，据信是早期台湾的战时指挥所。但是，近年，这个地下神秘基地已经被其他更新的地下工事所取代，而“七海”附近的那处地下隧道，位处“海军总司令部”内，据说可以直通台北松山机场，供战时紧急情况时随时应用。
当时，台北市政府知道蒋经国有意搬到“七海”住，并且正在整建“七海”，然而，就在“七海”的南边，有一大块空地是市政府公地，为了配合蒋经国官邸的搬迁，市当局索性拿大笔一挥，把这片空地直接“拨”给了“海军总司令部”，而大直通往圆山的马路，在行经“海军总司令部”时，只好绕了一个大弯，绕行“海军总司令部”的外墙，再通往圆山。
这样一来，“七海”就可以远离马路，不会有太过嘈杂的缺点，在各单位全力配合下，七海官邸终于在1968年2月完成了整建工程，蒋经国一家人，便从暂时借住的阳明山的前山招待所，搬进七海新村。
在建筑风格上，“七海”和士林官邸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典型，士林的特色是气势恢弘、建筑气派，而“七海”则全然是以实用朴素为原则，两者的基调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如果看过了士林官邸，再将两者做一比较，就会觉得蒋经国的节俭朴实。
基本上，“七海”的建筑体是呈一个“L”型，为了让蒋经国一家大小能够共聚一堂，“七海”当然做了小范围的改建，但基本格局还是不变，内部家具和装潢也都相当简单，绝没有一般巨商大贾或是现在政府高级官员那种豪门大户的阔气。
就以“七海”的客厅为例，墙壁上挂了一幅张大千晚年送给蒋经国的水墨画“钟馗捉妖”，还有一幅书法家赵恒惕写的对联，中间摆着一对由泰国华侨赠送的象牙，以及一些瓷器和手工艺品等，外表看起来和一般的台湾家庭绝对没有什么两样。
从蒋经国选择“七海”作为他的官邸，到整个建筑完成，有几位功臣是蒋经国相当赏识的，像经手的钟湖滨、夏龙和当时的“行政院”办公室主任叶昌桐，这些人都为经国先生的乔迁尽心尽力，后来，他们都是军、政界相当有成就的人物。
蒋经国迷路
早年的蒋经国是一向以平民作风自诩的，由于他年轻时留学俄国和共产党员的资历，蒋经国打心眼里很反对政治人物有什么随从人员。一方面，他觉得有随从跟在旁边做事没有隐秘感；另方面，他总觉得背后成天有群人簇拥着跑，实在有违他一贯主张的平民化风格，所以，打从长安东路时代，我就意识到，蒋经国在许多方面和他的父亲，在作风上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一次虚惊一场的迷路事件，却让这位“太子”被迫慢慢改变了不带随从的习惯。
那是1968年间的事情。当时，蒋经国是“国防部部长”，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说要去台北七星山上面的一个空军雷达站视察。于是，他就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司机邰学海，由他开着部长座车，直接上阳明山后面的七星山。上去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车子开到了公路的尽头，只有走路上去才能到那个雷达站，蒋经国就吩咐司机邰师傅，要他在山下等候，他只要上山到那个部队视察一下防务就马上下来。
说完，蒋经国已经消失在羊肠小径之中，这位老驾驶在车上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天都黑了，雾气包围了整个七星山区，看看手表，竟然都已经快晚上8点钟了，却还没见到“教育长”（蒋经国命令所有的下属称他为“教育长”）下山。邰学海心想这下麻烦了，天已经暗了下来，连他都看不清山上的路了，何况是蒋经国，如果他再在这里傻傻地等，八成是凶多吉少。于是他毫不迟疑，拿起车上的无线电，呼叫“国防部”的电台，向“国防部”报告蒋经国可能已经迷路的消息。“国防部”向山上雷达部队查证，证实蒋“太子”迷路了。这还了得，立刻向官邸老先生报告。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相当吃惊，他立刻命令“国防部”连夜组成一支搜索队，这支搜索队是由介寿馆的宪兵警卫营所编组，带队官是介寿馆警卫组长唐茂昊，集合队伍之后，便立即上山进行搜索，在照明灯具的照耀下，沿着山路一路找寻。
那时，老先生还没有把主要的权力全部交给蒋经国，但是，他事实上一路在做给儿子蒋经国接班的准备。所以，蒋经国的切身安危远比一切事情来得重要，听到儿子迷途失踪，岂有不紧张的道理。那个晚上士林官邸灯火通明，老先生彻夜等在电话机旁，等候蒋经国下落的进一步消息。他一面等，一面抱怨儿子为什么平日老是不喜欢有人随从，如果今天有人跟着他上山，至少不会在山中起雾的情形下，找不到下山的路来了，老先生在官邸来回踱步干着急。
宪兵找了一两个小时，终于在一条小路上，找到正坐在小路旁休息的蒋经国。当宪兵找到他时，蒋经国可说是一脸倦容，在宪兵们的扶持下，蒋经国走下山来。在这同时，老先生也从无线电中，知道了儿子已经被宪兵寻获的消息，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老先生隔天就找蒋经国到面前，他坚持从今以后，蒋经国出门去任何地方都要有随从跟着，不准再发生像那晚发动大批宪兵搜山的事情。这时，蒋经国才开始接受随从人员做他的跟班。
迷路事件过后，老先生直接叫侍卫长郝柏村，在警卫官里挑选几个优秀军官，作为蒋经国的随从侍卫，强迫蒋经国接受。但是，后来蒋经国觉得以军官作为侍卫，似乎阶级太高了些，所以，他没有接受为他挑选的两位尉官，而要郝柏村为他找两个士官就可以了，后来就在警卫队找了两个士官，一个叫陈烈，另一个叫王乃之。
除了两个士官每天轮班跟随他以外，蒋经国住的七海新村也加派了几个卫士日夜轮班维护安全。
尽管蒋经国在名义上有了自己的随从副官，可是，由于他一向独来独往的性格依旧不改，有时行踪根本不让部属知道。所以，经常发生随从被他蓄意摆脱的情形，而随从又要肩负保护他的重责大任，因而总是让随从忙得团团转，追着他跑。但是，假如他刻意要隐瞒自己的行踪，能不能追上他，就要看随从的本事了。
保护儿子蒋介石亲自督办
1970年4月，蒋经国奉老先生之命，赴美国访问，当时他已经是“行政院副院长”。让国民党当局意外的，是蒋经国的访美之行，却发生了郑自才、黄文雄以手枪谋刺他的事件。虽然蒋经国只是虚惊一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可是，在台湾的老先生已经为此惶惶不可终日，连忙命令为蒋经国成立“七海”警卫组。
“七海”警卫组在组织编制上，属于联合勤务指挥部，从“总统府”侍卫队里面，以及宪兵、警官队里面精选了一支侍卫部队，专门维护蒋经国的安危。在蒋经国还没从美国回到台湾，这个警卫组已经编配完成，并且立刻被派遣到大直的七海官邸布建，在蒋经国住处，布置了重重严密的安全网。
记得“七海”警卫组成立的时候，为了要找警卫组的组长，让有关方面煞费苦心。最初，大家听说是要选一位组长负责蒋经国的安全，都知道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所以征询了老半天，居然没人愿意去。上面正在发愁找不到人，这时，有一位中校军官叫吕宝福，他说既然没有人要去，那么我去好了。
上面查了一下他的资料和经历，觉得他确实还蛮合适的，就同意派他为第一任的“七海”警卫组组长。
其实，吕宝福中校也的确是相当适任的人选，他在担任组长以后，受到上级的赏识，到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乃至“总统”以后，“七海”警卫组的地位，自然取代了“总统府”侍卫室的地位。在层级上，当然也相对提高。最早，“七海”警卫组组长职缺是上校缺，吕宝福去了不久就升官，而且，他退休的时候还升上了少将，因而羡煞当时没有去争取组长位子的人。
等蒋经国从美国回来后，吕组长就开始负责他的安全任务。因为“联指部”的编制配属在“安全局”的下面，在经费上绝对不成问题，“七海”警卫组共有60名定额的安全人员，经过蒋经国核准同意后，还在“七海”成立了一支专门负责蒋经国日常交通勤务的车队，无论是安全警卫或是车队单位，都是24小时待命。最早，“七海”不过只有4名侍卫负责门禁和安全警戒，警卫组一成立，俨然成了另一个小型的侍卫室。
一向主张不得招摇的蒋经国，在“七海”成立警卫组以后，也对警卫组的成员做了各种教育，而且逐渐成为蒋经国人马的一项传统作风。
在蒋经国的调教下，“七海”警卫组的人员在形式和实质上，做了相当程度的改革，以期和老先生的士林官邸侍卫室有所分野。
比如说，在衣着方面，老先生的侍从人员一向是穿中山装，侍从人员的衣着和老先生的衣着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自从成立“七海”警卫组以来，“七海”警卫组的侍卫人员也好，车队人员也罢，在穿着上一律是跟着蒋经国的衣着而定，他穿西装，大家就穿西装，他穿青年装，大家也穿青年装，他冬天老是一袭夹克，那么我们也都是穿夹克。
但是，这么一来，也因此间接闹了一些笑话。
有一回，蒋经国搭飞机去南部视察基层，下机的时候，照例侍卫人员为维护安全，会先在机场停机坪安全布岗，在专机四周围成一个圈子，以免有任何突发状况。可是，就是因为他并不习惯侍卫人员的保护，加上侍卫人员为了安全因素，经常要更换若干人选，所以，难免在侍卫人员当中，有一大半是蒋经国所不认识的人。
那一次，蒋经国从飞机下来，他见到有一位满福态的人，从密密麻麻的人潮中朝他的方向走来，他也不知道那人的身分，只见那人衣着光鲜，很像是来接机的地方人士，蒋经国一个箭步上前，满脸笑容握住那个青年的手，没想到那个年轻人本能地缩回已经被蒋经国握住的手，连退了几步，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蒋经国的随从知道是老板误把侍卫人员当作是来迎接他的地方人士，连忙向蒋经国说，他是我们的侍卫，这时，蒋经国立刻收敛了笑容。因为真的地方人士这时也混在人潮中，蒋经国按捺住脾气没多说什么，大家也就把这件事淡忘掉了。谁知道，当天回台北以后，蒋经国找来负责主管，劈头就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