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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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脾气没多说什么，大家也就把这件事淡忘掉了。谁知道，当天回台北以后，蒋经国找来负责主管，劈头就问：“是谁叫你们站得那么近啊？你们以后隔我远一点，不要再有今天的情况发生！”
蒋经国对握错手的事显得相当震怒。毕竟，在那样的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发生握错手的尴尬事，堂堂台湾“最高行政首长”之尊，竟然连地方士绅的手都会握错，简直严重损及“领袖”尊严，自然是一肚子恼火。
这次握错手的事件以后，每次他出巡，侍卫人员再也不敢过于靠近他的身旁，警卫组从此只要是派勤务，一定是派一些蒋经国认识的熟面孔侍卫人员，陪他一块儿出巡，以免再因老板不认识，而发生握错手的尴尬事。就是因为每次出动，他们老是找一些固定的人出去，所以难免引起不能跟着蒋经国出巡的人一些抱怨，认为出动的人老是那几个，有什么好处总是轮不到自己，不公平云云。这些事，自然多多少少影响了侍卫人员的士气。
其实，侍卫的职责在保护他的安全，如果禁忌愈多，自然工作上的困难度也愈高，然则蒋经国是不会管这些事的。侍卫人员开始有人抱怨工作，也有人对老板的作风心生不满。
试想，一个“领袖”人物，他每天要应付多少人？他当然要以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否则，他何以立威？
侍卫们慢慢了解蒋经国的个性，他和老先生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老先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军人，个性直率显明，而蒋经国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在外人面前是一副面孔，在面对我们或是侍卫时，又是另一副面孔。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人前笑脸可掬，称兄道弟，而只要一分手，马上会翻脸不认人的两面人。
在他的身边，让侍卫们理解到什么是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但是，即使侍卫人员在背后有
这样的批评，毕竟蒋经国不是神，我觉得他还是有他至情和人性化的一面，这是不容否认的。
“回锅”副官
我在蒋经国家服勤，最早是在1950年长安东路时期，会“回锅”成为他的贴身副官，则完全又是一种机缘巧合。
那是1976年阴历新年的事，在老先生过世以后，我一直在慈湖守护陵寝。新年的某日，我在值班，到慈湖守灵的蒋经国不知怎的，突然无缘无故地生了一场怪病，发冷发热，有点像老人家说的“打摆子”，身上盖了两床棉被还连声喊冷，我们大家都不知所措，侍从医官只好先替他做抽血化验，看看他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病毒之类的，然后帮他加床棉被保持体温。可是，他身上盖了两床棉被，还是不停发抖。我看这样不是办法，只好用身体扑在他的身上，压住不停在发抖的他，一方面为了防止他把棉被抖落，另外也希望用我自己的体温，保持他的体温，这样照顾了他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看他病情还是没有显著转好的迹象，知道非送医院不可，就由侍从医官联络荣民总医院，准备当天立刻给他办理住院手续。
如此，我就赶早为他准备一些衣服，可以在去“荣总”的路上穿，以免再度着凉。我在慈湖陵寝找到一件当年老先生常穿的丝棉袍，给他套上，然后外面再罩一件老先生生前穿的马褂。那件丝袍看起来长了一点，大小倒很合身，就这样，我们用这样厚的衣服，将蒋经国裹得紧紧的，坐上座车，一路直奔台北“荣总”。
我记得那天是阳光普照，气温也还适中，我一路跟去“荣总”，路上我已经觉得蒋经国的气色似乎慢慢在恢复，果然到了“荣总”一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而且，一路上，蒋经国一直在冒汗，大概是路上的阳光加上身上还穿着厚衣服，所以体温很快恢复正常，体力也逐渐复原，“荣总”为他预备的病房根本没派上用场。因为他本身也坚持要马上去处理公务，于是，在检查结束以后，护理人员便为他换了衣服，随后就赶回“七海”官邸去了。我们也在任务完成后，再回到慈湖守护陵寝。
后来，据医生的推测，蒋经国那次所以会有发高烧的情况，应该和他的糖尿病有关。
当我将他送达“荣总”后准备离去，他还很诚恳地对我说：“谢谢你！”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在他就职前夕，他的二公子蒋孝武建议他父亲，应该和老先生一样，在身边有几个贴身副官伺候他的起居生活，蒋孝武想了半天，没有什么现成的适当人选，他于是想到我们在慈湖的这几个人：“为什么不叫慈湖两位阿爷的副官来照顾父亲？”
蒋经国对这个建议始终不置可否，蒋孝武知道他父亲的个性，如果不置可否的话，就是表示他已经默认同意了，因而，就在蒋经国就职的第二天，给我们下达了调职命令，并且当天就到“七海”报到。
我们带着简单的行囊到“七海”报到后，我和王文浩副官采取隔天轮班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人轮一天，每次值班的时间是24小时。因为我们到了“七海”，原来“七海”的老管家汪妈，没有房间住，只好搬到阳明山蒋孝武住的地方去，顺便也替蒋孝武料理些家务。
可是，在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手的时候，有一天，蒋经国忽然通知侍卫长，要我们再回慈湖守护陵寝，我们也被弄得满头雾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犯了什么错，可是，上命难违，只有乖乖收拾行囊准备走人。
不久，蒋经国特别找了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原因：“总统特地要我来告诉你们，绝对不是你们做不好，或是犯了什么错，而是他看到你们就会联想起老先生，怕自己徒增感伤，所以，只有把你们再调回慈湖，他特别要我来慰勉你们，向你们做解释。”
后来据说蒋孝武也问他原因，他也是说同样的话。
我们很清楚，蒋经国并不习惯用贴身副官，在心态上，他以前就一直想改变士林官邸老先生时代的那套老作风，何况，他在以前，几乎所有的私事都是自己打理的，从不假手他人，我们到了以后，为他处理一些私人的事情，当然让他觉得很不自在。我们也清楚，错并不在我们，而是蒋经国没有办法调适当“总统”处处有人服侍他的情况。
1979年，蒋经国因为摄护腺开刀，荣民总医院建议他最好能够有几位护士到官邸，照料开刀后他的生活起居，可是蒋经国对这项建议表示难以同意，但是，那时他刚刚开完刀出院，也确实需要人照顾他的日常生活，然而，他却对护士到官邸服侍心存排斥，两相权衡，他想想倒不如再把我们两个在慈湖守灵的副官派到他身边服侍他。
有一日，我们接到“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周应龙的通知，要我们立刻“去六号报到”。我们起先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蒋经国开刀的讯息，所以，得到要我们“去六号报到”的命令，我根本有些莫名其妙。后来，去了“荣总”的六号病房，才晓得里面这次是住了刚刚动完摄护腺手术的蒋经国，要我们去报到，其实就是要我们去服侍蒋经国。
蒋经国见了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我要请你们帮一阵忙，因为我刚开完摄护腺，需要休息一段时候，至于如何轮班完全看你们方便。”
开始那几天，蒋经国不论是大小便或是洗澡，都要我们帮忙照料，从这一天以后，蒋经国再也没有向我们讲过说不要我们了，因为这次的开刀休养时间，他也慢慢习惯了有人照料的生活，从此，我就留在“七海”，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因此，我就这样成了“回锅”副官。
*第十一章：没有声音的“第一夫人”
其实，蒋方良是一个非常质朴而和善的女人，她具有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性格，所以，老先生曾经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她一则贺词，上书“贤良慈孝”四字，可见老先生对她的疼爱。
蒋方良好酒量
和蒋宋夫妇相比，蒋经国夫妇间的感情，可以说是另一种典型，有些官邸的同事认为他们是相敬如“冰”，我想这是一个政治家庭在所难免的。在外界的传说中，总有一些人认为因为蒋方良生活太过苦闷，所以染上了酗酒的习惯。
其实，俄国人原本就擅长喝酒，欢喜喝酒，外人对方良女士嗜酒如命，甚至借酒浇愁的说法，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渲染过头了。
刚到台湾之初，当时台湾还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知道方良喜欢喝伏特加，特地想办法从香港弄来大批的伏特加，送到蒋经国的家里。所以，当时蒋经国的家里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只要有兴致，夫妻俩总不忘在自家饭桌上，斟酒对酌。
论酒量，方良的酒量绝对不输给蒋经国，可是蒋方良从来不在公开场合与人较量喝酒的能耐，而蒋方良若是真要跟蒋经国一较高下的话，方良不见得会居下风。
当然，蒋经国因为公务的关系，必须经常和同僚或是部属喝酒应酬，久而久之，也练就了一身好酒量。
50年代，岛内的“国军”部队大力推动所谓的“克难运动”，每年都要选出“克难英雄”，做公开表扬。
当年只要是选出了“克难连队”之后，照例蒋经国要到那个部队去和全体官兵吃顿饭。所谓“克难连队”，大概都是以连为单位，一个连队总有100来人，照例，蒋经国会逐桌敬酒。当年的蒋经国喝起酒来可一点都不含糊，要喝就干杯，绝不拖泥带水，几桌敬酒下来，他却脸不红、气不喘，由此可见他的酒量确实十分可观。
蒋经国的酒量况且如此惊人，何况是蒋方良。
烟酒不分家，蒋方良早年也会抽烟，她的香烟多半是放在衣橱里，防止小孩子拿到，可是她的儿子们还是精明有加，不久就发现妈妈放烟的地方，经常趁人不备，偷烟到学校抽。
学英语学京剧
五六十年代，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趋于和好之际，蒋经国和美国一些官员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但是以前蒋经国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为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军方和情报单位的官员搞好关系，蒋经国在英文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不但自己在语言方面痛下苦功，连蒋方良他也为她请了一位美国驻台“大使馆”某“参事”的太太，到家里来教蒋方良英文，后来，又请了一位英国人去长安东路官邸教他们夫妇英文，两人可以说在英文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蒋经国夫妇后来的英文程度都不错，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以后，美国西方公司的克莱恩到台湾来，经常到蒋经国的家里做客，大家都是用英文交谈。
蒋经国生病后，蒋方良就很少出门，上午就坐在客厅看看英文报纸，像《CHINAPOST》（《中国邮报》）、《CHINANEWS》（《中国新闻》）之类的书报，聊以打发时间。
蒋方良喜欢喝酒的传闻此起彼落，但是，她这个俄国女子竟会喜爱上中国的京戏，恐怕更是让人不可思议。
早在40年代，蒋方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京戏，只是那时还是跟着纯欣赏的阶段，但是，却因为蒋经国的缘故，结识了不少京戏界人士倒是不争的事实，除了梅兰芳这样的大牌演员之外，像后来来台后红遍半边天的顾正秋、焦鸿英等人，都和蒋家大少爷夫妇结下了不解的戏缘。
来台之初，台北不像当年上海那样的十里洋场，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消遣，何况在官宦家庭，先生经常不在家，蒋方良当然必须要懂得自我排遣的方法，否则难免生活单调难耐。
早期，在军中对国剧推行最不遗余力的，首推那时的“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在他的催生下，台湾部队中的京戏团先后诞生，如“大鹏”就是王叔铭将军一手栽培起来的，在他的刻意培植下，也出了不少名伶，像徐露、郭小庄等。
蒋经国和王叔铭因为同系留俄同学，而且老先生对王叔铭的忠心，又是十分激赏，因而两家的关系向来不差。在长安东路时代，两家就时相往还，有如通家之好，所以，蒋经国夫妇便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京剧。后来，经国先生夫妇有意想学唱京戏，有人介绍了一位名角——有“美艳亲王”之称的焦鸿英小姐，给经国夫妇认识。蒋方良对这个新鲜的艺术活动，很感兴趣，相当用心地学了一阵子。
三分钟热度球迷
蒋方良年轻时代对运动向来是很热衷的，对球类活动亦不例外。
最早，蒋方良对保龄球很有兴趣，她在运动方面也确实颇有天赋，玩什么就精通什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她经常到距离士林不远的圆山保龄球馆去打保龄球。
没多久，她就打得相当出色，可是，却不知何故中途停辍。
保龄球不打了，在王永澍夫人、媳妇蒋孝文夫人徐乃锦的教导下，蒋方良学会了打高尔夫球，从此蒋方良就对高尔夫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大概只要有空，她就会在王永澍夫人和长媳徐乃锦的陪同下，一起去老淡水高尔夫球场打球。
可是，后来打没几个星期，她又不打了，大概和她本身有气喘的毛病，以及球伴不易寻找有关。毕竟像王永澍夫人和徐乃锦等人，还是有自己的工作要做，若是偶尔找球伴不好找，蒋方良就没办法打成球了，几次下来，蒋方良大概自己也渐渐失去对高尔夫球的兴趣，于是，她又把球具束之高阁，从此再也没听她提过高尔夫球。当时蒋经国是蛮鼓励她常做这类有益身体的活动。
座车事件
蒋经国当上“总统”之后，“总统府”第三局计划给蒋经国更换座车，可是却碰了一鼻子灰。
一向以节俭自期的蒋经国，向来不喜欢浪费铺张，他在“行政院长”时代，坐的是一部旧的美国别克轿车，当了“总统”以后，照当时首长座车的有关规定，蒋经国应该可以更换更大的七人座凯迪拉克豪华轿车。“总统府”三局就依照这个规定，要为蒋经国换车，可是蒋经国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马上告诉承办人员，他的座车不必更换，他强调，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那部别克车。相关人员听他这么说，只有连连说是。
可是，新上任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却因为老的座车被蒋经国开走了，没有“院长”的专属座车，只有把原来在当“经济部长”时的一部裕隆汽车，开到“行政院”，作为“院长”座车。然而堂堂“行政院长”还是坐“经济部长”时的老车，似乎还是不太妥当，有相关的幕僚人员就此事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一听，觉得对孙运璇有些过意不去，就告诉自己的幕僚：“这样的话，干脆就把总统座车给孙院长坐吧！”
幕僚人员一听，知道他还是希望继续坐他的旧的别克座车，执意不肯换车。
蒋方良从来不过问蒋经国的公务，所以她并不清楚丈夫拒绝换新车的原委。有一天，蒋经国下班回“七海”官邸，在车子进官邸大门的时候，一眼瞧见怎么车库里停着一辆簇新的凯迪拉克七人座，就问侍卫那是谁的车子，侍卫当然据实以告，说是夫人的新座车。蒋经国当时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他当然也知道错不在蒋方良，可是当他知道太太是坐这部七人座，带着大批侍卫和随从，一行浩浩荡荡到老淡水高尔夫球场去打球。他就告诉蒋方良，他自己的座车还是原来“行政院长”的那部老车子，他不预备换新车，为了不要太招摇，他要太太不要再坐那部新的“总统”夫人座车。
但是，蒋方良还是要有专有的座车，蒋经国隔天就要“总统府”三局为蒋方良买部福特千里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