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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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方良还是要有专有的座车，蒋经国隔天就要“总统府”三局为蒋方良买部福特千里马，然后退掉凯迪拉克七人座。
福特千里马买来以后，蒋经国还亲自试乘了一次。那次，蒋经国刚好要到慈湖谒灵，就顺道试搭了一次福特千里马，在车上，蒋经国直说：“我看千里马也不错嘛！”于是，就打算把这部千里马作为蒋方良的座车。
丈夫虽然说福特千里马也不错，但是，蒋方良并不做此想，那部福特千里马蒋方良才坐两次，她就向武官反映，千里马好是好，可是还是没有原来的别克车坐起来舒服。蒋方良要武官把原来的那辆别克车再设法开回来，武官告诉蒋方良，原来的那部别克轿车，已经拨给蒋孝文当座车去了，但蒋方良要车，武官岂有不从之理，只有去想别的办法。
后来，武官还是给经国夫人设法弄了一部新的别克车，就这样平息了一场夫人座车之争。当然，蒋经国也清楚蒋方良不喜欢那部千里马，只是，他不愿再为了座车的事，再和蒋方良有什么争执。
那时，连“副总统”谢东闵和以后的“副总统”李登辉都是坐凯迪拉克七人座，惟独蒋经国不愿换车，蒋经国最早在大陆时期就是坐别克轿车，一直到晚年，甚至当了“总统”，他还是对别克车情有独钟。既然他坚持不肯换车，有关方面只好想别的办法“更新”经国先生的座车。
士林官邸有个交通股，蒋经国的那辆别克汽车就是由这个交通股动脑筋，把它做一次翻新。士林官邸交通股的做法，是向美国别克汽车厂进口一部全新的汽车引擎，等新的引擎进口以后，再把蒋经国那部车的旧引擎拆掉，换上新的引擎，等测试没有问题了，再将这部“新车”交给“七海”官邸。讲它是新车，其实车皮根本是旧的，只有引擎更新了。这样的一部拼装新车，又可以混个几年，蒋经国知道了也很高兴。这样节省公帑，台湾又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内情。
基本上，士林官邸的所有座车和公务车辆，大概不下五六十部之多，这些车子的保养维修，全部是士林官邸交通股自己全部包办。
蒋经国曾经私下告诉一位好友，他只有和老百姓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他生性是一个不爱讲排场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座车到底是什么牌子的汽车，根本看得很淡，因而，在他的“总统”车队之中，根本没有凯迪拉克七人座座车，除了他自己坐的别克轿车，也有裕隆台产车、福特千里马、宾士、宝马，大家当时都爱开玩笑，说他的车队简直是个杂牌军，什么车种都有。
他自己坐的车是旧的别克汽车，可是，如果有前辈需要车子，他却从来都不吝惜，例如陈立夫先生从美国回来后没有座车，就是蒋经国亲自下条子给士林官邸交通股，叫他们给陈立夫拨一部凯迪拉克五人座轿车。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例子，也可见蒋经国的待人宽厚，而律己则甚严。
空头董事长
一个被自己丈夫有意无意间孤立起来的异国妇人，蒋方良心中尽管有无限感触，她都没有任何机会一吐胸中块垒。蒋方良不像她的婆婆宋美龄那样，有一个强势的娘家，可以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候，去自己家里讨救兵。她远离自己的祖国，没有任何亲人可以倚靠，再加上她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对政治毫无非分之想的女人，她在复杂的台北政治圈子里，简直就是一个异数。
在名义上，蒋方良是“三军托儿所”的挂名董事长，可是她从来不曾参与过这个军方幼儿机构的任何活动，她甚至连这个托儿所的大门都没进去过几次。
最早，一些官太太不知道蒋经国的个性，以及蒋方良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冀望蒋方良能够为她们为自己老公或是亲朋讲些情面，拉些关系。蒋方良最早也没摸清楚丈夫的习性，还答应为人说项，可是等她向蒋经国提起，蒋经国的反应相当直率，劈头就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蒋方良当然清楚蒋经国的心意，所以，从此再也不代人说项，对丈夫经手的政务，也不再做任何的干预和插嘴。
蒋经国对传统上夫人干政的情况是深恶痛绝的，在他主控的七海官邸，他当然绝对不允许有夫人插手政务的事情发生。在蒋经国的心目中，还是很执著于传统的观念，就是坚持男主外、女主内，太太对先生在外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少愈好。
自我禁锢患了忧郁症
由于蒋经国并不支持太太经常外出，或者到别的官家去串门子，而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而且又是一个外国人（尽管她一向自认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缺乏外来的奥援，久而久之，她难免走上自我禁锢的道路。
她的长媳徐乃锦和王永澍将军的太太，好意要陪她去打球，她也不去了；早年住在长安东路的时候，有时还会到西门町去买布、逛街，甚至看场电影，后来搬到“七海”，一方面是距离市区比较远，另一方面先生也平步青云，一路做到了“总统”，她再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闲逛。
有段时间，她固定时间去台北统一饭店的美容部洗头发，后来甚至头发都是请人在官邸为她简单洗洗，不再出门洗头。
慢慢地，她可说真正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在身心上难免造成了一些后遗症。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
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十句，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有时蒋经国下班回来，她也是坐在那儿，连招呼都不打。
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阵子，大家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开始发现情况有异。
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发生时，蒋方良就开始在官邸上下到处翻箱倒柜，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楼到处都是。
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子，精神状况时好时坏。
为了治疗她的忧郁症，医官特别给她开了些药，控制她的情绪，但是，她的忧郁症基本上是没有攻击性的，只是轻微的精神衰弱之类的情况。
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不适合参加政治活动的女性，只要是有要她出席公众场合的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是彻夜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通常是她最早起床，穿着要去赴约会的正式服装，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她就是这样一位很容易紧张的家庭主妇，一点也不像是“第一夫人”。
为给她排忧解闷，七海官邸还有一位护士专门陪伴她。这位护士陈小姐，是台湾人，是早在蒋孝文和徐乃锦夫妇生女儿蒋友梅时，请来的一位护士。后来蒋友梅长大了，但是蒋方良觉得陈小姐人很热心，照顾人也很周到，就这样一直把她留了下来，可是，蒋家基本上也待陈小姐不薄，陈小姐是拿的台北市市立中兴医院的薪水，在“七海”一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后来陈小姐自己结婚生子，时间不多，就改为每天下午3点上班，晚上9点离开官邸回家，工作状况可说相当礼遇。
陈小姐名义上是护士，但实际上是在做陪伴蒋方良的工作，让蒋方良白天有个聊天的伴，心理状况不致更为恶化。
蒋方良依赖的两个人
在蒋方良的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除去她的家人，有两个人占去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一个是大管家阿宝姊，另一个则是护士陈小姐。
阿宝姊，可以说是七海官邸内务工作的灵魂人物，如果不是她的苦心经营，不但蒋经国一家的生活步调会大乱，恐怕整个“七海”也会丧失了方寸、不可收拾。我这样的评述，应该是绝不夸大的。
她原先是“立法委员”王新衡家的佣人，1951年王新衡从香港把她带来台湾，把阿宝姊介绍给了蒋经国夫妇。几十年来，蒋经国一家对阿宝姊的倚重，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今，蒋方良和阿宝姊可说是相依为命，没有阿宝姊，七海官邸不会这样有条不紊，当年的蒋经国也不可能无忧无虑，如今的蒋方良也不会如此顺心安度晚年。
从蒋经国时代到现在，凡是官邸的大小杂务，阿宝姊一定是事必躬亲，蒋经国夫妇用的、吃的、穿的，任何物品的采买，她都要亲自参与，从不假手他人，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拿了这份薪水，就要付出劳力。”
有一次，阿宝姊要辞退一个侍卫人员，结果，蒋孝勇不同意，和她的意见相持不下。阿宝姊非常生气，觉得在官邸内不受尊重，就要向蒋经国夫妇辞职。她是蒋方良相依为命的老伴，蒋方良当然不准她辞，可是，阿宝姊很坚持，蒋方良也很坚持，阿宝姊就说：“既然要我留下，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除非先生出面留我，不然我立刻走！”蒋方良知道她的个性，她既然只要求蒋经国出面慰留她，就表示还有留下她的可能性，当然立刻请出蒋经国，亲自向她赔不是，才把阿宝姊留下。
并不是阿宝姊顽固或是她爱耍大牌，而是她一向对蒋经国一家忠心耿耿，她若是受到蒋家家人的误解或是委屈，当然只有从蒋经国夫妇身上讨回公道了。
阿宝姊持家一向主张能省则省、能用则用，七海官邸所以有那么多的旧家具、旧家电，主要是阿宝姊舍不得丢弃的关系。
有一回，阿宝姊用来榨果汁的一部旧式果汁机，就是在使用时，被经过厨房的蒋孝勇看见了，孝勇觉得榨果汁当然要用新的机器，榨的汁比较卫生，一看官邸厨房竟然还在用那种陈年老果汁机，一气之下，当场就把那台旧机器整个砸碎在地上。
还有一次，蒋孝武问阿宝姊，为什么冰箱里有那么多的新鲜水果都不吃，偏偏拿一些快要烂掉的水果给家人吃？阿宝姊十分严肃地表示，坏的水果也是用钱买的，她替先生服务，当然要克尽本分，不能浪费！这就是阿宝姊的执著精神。
一年365天，阿宝姊从来不曾离开过七海官邸，在台湾，她只有一个女儿，她曾经表示，她其实衣食无虞、不愁生活，她所以还要留在七海官邸，原因就是因为要报恩。
一直到蒋经国死后，阿宝姊还是一本初衷，继续在“七海”陪伴蒋方良，在凄凄零落的七海新村，成为蒋方良可以依赖的人。
护士陈小姐，是孝文女儿友梅出生的时候，由中兴医院调来的一位护士小姐，主要希望请她一起来照顾小孩，没想到，陈小姐在蒋经国家待久了之后，蒋方良对她有了深厚的情感，所以便继续留下来直到蒋经国死后，陈小姐都还留在“七海”好一阵子。
以蒋方良成天关在家里、足不出户的个性，当然希望有个人在家里和她作伴，儿女多半有自己的工作要忙，陈小姐既然是护士，自然可以作她的伴。
特别是蒋经国不在家的日子，尤其是死后的日子，陈小姐每天和蒋方良作伴，两人虽然不见得一定有什么共同有趣的话题，毕竟给了蒋方良一段十分温馨的回忆。
现在，陈小姐已经退休回家，蒋方良的生活自然更为凄寂。
*第十二章：蒋经国子女恩怨情仇
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当然，他也清楚，以当时台湾的未来走向，台湾没有充分的客观环境，继续走强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自觉，孝字辈的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
悲剧一生蒋孝文
男人对长子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期许和眷顾，蒋经国自不例外。
蒋孝文，1935年生于苏联，他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夫妇对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孝文，就等于重现年少时代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那段最艰辛的日子。
蒋氏夫妇投下了大量的心力，可是，他们的收获却极其有限。孝文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最艰难的时代里，孝文越过大半个亚洲大陆，跟随他的父母回到祖国，可是，等到在台湾成长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剧。
蒋经国对孝文的管教可说非常的严格，只要孝文犯了什么错误，总是难逃蒋经国的一顿训斥，所以，孝文基本上最怕他的父亲。
记得我们在长安东路当侍卫的时候，晚上时常被孝文叫去为他“推”吉普车。吉普车所以要推，倒不是说吉普车出了什么毛病，而是孝文喜欢过夜生活，和三五好友一起啸聚，那时大概他的玩伴当中只有他家里有车，但经国先生对他管束甚严，只要蒋经国在的话，孝文根本不敢乱跑，可是到了深夜，孝文还是会趁他父亲熟睡以后，偷偷摸摸地溜出官邸，然后要我们守在门口的侍卫为他开门，但是，又怕吉普车在院子里发动，会吵醒蒋经国，就叫我们侍卫几个人一起，为他把吉普车推到官邸外面的长安东路上，大概推到距离官邸大门有好几十米远，才敢发动引擎，然后加速扬长而去。
在年龄上，我们只比孝文大五六岁，所以，那时我们之间还很可以沟通。他经常到我们侍卫的宿舍来，和我们混得很熟，所以，他把侍卫住的地方和门房，当作他日常休闲的去处，下了学不是和同学好友出去玩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活动范围，和卫士们腻在一起。
老先生对孝文这个长孙非常疼爱。老先生毕竟是军人出身，所以只要孙儿们若是喜欢抡刀弄枪的，那他是最高兴的了。而孝文从小就对枪支很有兴趣，从高中时代，只要回到长安东路官邸更是枪不离手，经常见他把玩左轮手枪之类的武器，因为孝文这项“嗜好”是老先生鼓励的，自然没有人敢去制止阻挡他。老先生不但鼓励他多认识武器性能，还鼓励他去打靶、练枪法，因而孝文更是把手枪当作他随身的宝贝，除了去学校之外，常常见他腰间拽把左轮枪。
某日下午，有位便衣卫士李之楚刚好下班，回到宿舍休息，一进门，就见到孝文一个人躺在床上耍弄着他的左轮枪，孝文看见李之楚进门，就喊了一声：“不准动！”然后把枪口对着李之楚瞄准。李之楚平时也和孝文玩得很熟，以为孝文又是在开玩笑，就随口一句：“唉！别随便拿枪对人乱指，会闹人命的！”孝文大概一时失手，或者是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突然不听使唤，只听轰然一声，孝文竟然扣动了扳机，一枪刚好打中了李之楚的胸口，当场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
孝文大概忘了枪里居然装了子弹，更没有想到竟然一枪打中了李之楚要害，当场大惊失色。大家听到枪声，心知不妙，立刻跑到卫士房间探个究竟，结果一看是李之楚给孝文一枪打伤了。大家看到情势非常危急，李之楚中弹的部位是胸前，大家都认为他是凶多吉少，可是情况危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有立刻送他去医院碰碰运气了。这时，孝文知道自己闯下大祸，已经吓得脸色发白，在房间一角沉默不语。
送医急救后，李之楚竟然奇迹般地没有死，子弹距离他的心脏据说只有几厘米远，只要子弹稍微再偏一点，他就没有命了。李之楚和我是同年入伍的，也是浙江人。后来蒋经国大概怕有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