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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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蒋经国大概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可是，他的这个形容，却具体而实际地说明了蒋经国性格上的某些特征，这句话表示，千万不要得罪蒋经国，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不客气的。
　　“总统府”有某位科长，平日对外交际很有他的一套办法，有半年时间，突然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大家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后来，大家才晓得原来他被关在警总保安处，也就是台北西宁南路的一处神秘处所，至于他为什么被关在保安处，大家都是一头雾水，最后还是他自己出狱后，向大家隐约透露了一些原因。
　　这位科长本来是跟着老先生的军职人员，后来转到文职工作，他的社交一般认为是比较复杂，平日处理事情又喜欢超越自己的职权，可能因而触怒了蒋经国，可是他自己却不自觉，被警总“请”去半年，后来查不到什么犯罪的证据，才无罪开释的。
　　出狱之后，这位科长再也不敢提起被关的这段往事，后来索性离开公职，到一个民间机构去工作，远离是非之地。
　　可见，蒋经国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有很强的威权性格，这也是中国的政治人物一个很平常的通病。
　　表面上，蒋经国时时刻刻一副“亲民爱民”的形象，在外面和人接触，也一向是笑脸相迎；可是在家里，他永远是下人心目中的君王。甚至到晚年，他的侍从医官为他治病，都受到他的威权心态的影响，必须随时留心，深恐一时让他不称心而遭受调职处分。就以他的眼睛为例，1986年6月，他从陆军官校参加校庆活动回台北后，到达官邸，他照往例往床上一躺。哪知他刚一躺下去，突然觉得左眼眼前一片漆黑，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病变，眼球上方新生小血管破裂，使眼球内水晶体充满鲜血，而阻碍视线，他大惊失色，高声叫喊：“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
　　喊声立即惊动大家赶快通知眼科大夫前来诊治。
　　就因为左眼的充血事件，他的眼科主治大夫就这样被他撤换，原因便是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否则怎么会让他左眼失明呢？
　　他会这样处置眼科的主治大夫，其实他还是觉得医生应该是万能的，他根本忽视了医生只能治病，不能样样有把握。如果不是他的威权性格作祟，他应该会了解这一点的，可是，他的强势作风和威权性格让他蒙蔽了这方面的自觉。
　　在眼科主治大夫被撤换之前，还有几位医师也是被毫无预警地撤换，引起官邸一些医生的许多猜测。
　　例如有一位管新陈代谢的医生，人很好，医术很高明，是“荣总”很有名的医生。就因为这位医生对蒋经国讲话时，比较直率，不会拐弯抹角，一再向蒋经国强调，糖尿病不是光靠吃药就可以断根的。可是，蒋经国并不认为如此，在蒋经国的观念里面，医生除了“医病”之外，还要能够“医命”，而且一切还是要和其他的文武百官一样，要听从“总统”的指示办事。可是他忘记了，医生是专业人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去当一个只会讲好听话的“政治医生”呢？
　　在他的威权性格之下，当然有不少医生受不了他的脾气，而蒋经国向来是先发制人，在医生表现出一丝不悦时，他就先把他给撤换了。
　　还有一个医生更是被撤换得莫名其妙。这位周姓大夫，从来没犯过什么过错，就是一个嗓门特别大，随护蒋经国出去的时候，大概是讲了几句话，让蒋经国听见了，蒋经国心里不高兴，过了不久就把他给撤换了。
　　可能就是这许多的个案案例，对人起到了警觉作用，所以他的医生后来行事说话，甚至开药处方都格外小心谨慎，因为没有必要为了一件小事和自己饭碗过不去。所以，蒋经国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吃什么药就开给他好了，在他面前绝不说个“不”字。


不念故旧铁心肠



　　中国人是一个讲究情面的民族，然而蒋经国却在许多方面丝毫不讲情面，让许多人对他含恨不已，这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他的从政性格。
　　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王正谊的“贪污案”，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
　　王正谊是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老先生主政时，对王正谊信任有加，大家一般也都将王正谊当作是老先生这个系统的人看待。
　　后来，老先生卧病，蒋经国想做一些锐意革新的事，就多方整顿。中国人所谓新人行新政，没有新人似乎新政就无从推动，所以，蒋经国就要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马，我想这方面，老先生也是相当理解和支持他的。当时就有一种传闻，指蒋经国有意让他的人——曾在“国防部人事次长室”服务的宋某来接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之职。这是蒋经国的想法，可是，当时大概王正谊一方面还想继续在人事行政局的位子上，发挥所长。加上自己错估形势，认为还有老先生在背后支持他的施政，所以，并不理会外面的一些风言风语。
　　不久，爆发了所谓中央国民住宅的舞弊案，被捕的人赫然包括了王正谊。到底王正谊的涉案程度有多深，大概除了情报单位，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王正谊后来被判刑入狱，被判的是无期徒刑，一直到蒋经国卧病的时候才假释出狱。后来蒋经国不知道是怎么打听出来王正谊出狱了，还曾经问人：“是谁把他放出来的？”当然，以王正谊的脾气，出来以后逢人还是说：“我是天大的冤枉，根本是被栽赃的！”
　　对犯错的人，或是“不听话”的人铁面无情，对一些所谓的亲朋故旧，有事情去向他求情游说，蒋经国还是从不懂得什么“网开一面”。
　　在祖国大陆的时候，老先生有位侍卫长姓王。这位老侍卫长，对老先生的忠心可以说是没话说，在1949年，老先生一家撤退溪口的时候，王侍卫长当时早已退休在溪口养老。在此之前，特别是抗战时期，王侍卫长可以说是跟老先生寸步不离，老先生到哪里，他就跟到那里，以前，老先生既不叫他的名字，也不叫他的职衔，就叫他“卫兵头”，为老先生的安全工作，王侍卫长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
　　从祖国大陆撤退的时候，王侍卫长扶老携幼、变卖家产，然后跟随老先生来到台湾。可是，王侍卫长身无长技，在台湾又是人生地不熟，眼看就要坐吃山空，没有办法，就想到去找老先生帮忙。可是，他想老先生成天忙于政务，哪有时间去处理他的私事，就去长安东路找蒋经国帮忙，他当然是希望蒋经国能给他介绍一份工作，可以让他糊口度日。
　　当时，为了找工作去麻烦蒋经国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不轻易替别人介绍工作的。蒋经国那时大概只是敷衍地答应帮他介绍工作，可是一直没有下文。王侍卫长碰了几次钉子，心中实在气得不得了，心想，我为了追随蒋介石，最后连家产都变卖了跟到台湾来，怎想到连个糊口度日的工作都没法为他代为安排一个，气得从此不再来往。
　　另外一位王姓军官是“安全局”的高级首长，王从“安全局”下来以后，一直没有一个比较有实权的职务，他太太和蒋方良关系一向不错，而且经常一起打高尔夫球，有空还时常在一块儿聊天聚会。她想，先生职务之事请蒋方良去和蒋经国讲讲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于是，王太太就直接去找蒋方良。蒋方良一听，这个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她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蒋方良一口答应了下来。等蒋经国下班回官邸，就向他转述这个事情，没想到蒋经国第一句话便说：“你不要管这个事！”一方面，他不愿意蒋方良插手公事，另方面也等于拒绝了王姓首长的关说，不准备给他做任何安排。
　　王姓首长对这件事情，到底心里作何感想，当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以他在蒋经国身边那么久，加上服务蒋家那么多年，为了谋求一官半职，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回复，当然是满腹不是滋味。
　　对故旧的态度是如此，对亲戚的态度其实也是一样。
　　蒋介石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就是蒋经国侄子，他的父亲与蒋经国是堂兄弟关系，孝文他们几弟兄都称这位长辈伯伯，是官邸老一辈的侍卫，官拜少将高参退役。这位孝字辈的侄儿在老先生去世之后，无所事事，他的母亲蒋太太就以堂嫂的身分，去找蒋经国，想请他为儿子帮帮忙，能够安排一个适当的职位，好歹这位蒋先生也是老先生的秘书，论学问、论人品，谋个职位自忖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哪知这些全是蒋太太一厢情愿的想法，蒋经国根本不理会蒋太太那一套，就直截了当地回绝说：“你叫他参加考试啊！”
　　这位蒋太太所以会去找他，主要的因素也是以为蒋经国对自己人说不定会比较照顾，谁晓得他还是铁面无情，说不帮忙就是不帮忙。
　　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对他们很关照，给他一个相当于侍卫室内卫组主任的位子，后来，因为蒋经国不肯帮忙，这位孝字辈的侄儿只好在士林官邸等退休。
　　蒋经国从来不曾为了亲朋故旧的私事，以公家的名义下条子做什么指示，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为了陈立夫。
　　记得陈立夫回国，蒋经国知道他进出没有车子，十分不便，马上下了一张条子给士林官邸车队，要他们拨一部凯迪拉克五人座的汽车给陈立夫。这是我所知道的蒋经国惟一的一次为了故旧的私事，下条子叫下属办，这算是例外中的例外。
　　廉洁不阿
　　在台湾如今这样一个日趋腐化贪婪的社会，对蒋经国在世时期的廉洁作风，不得不让人兴起一股怀念和景慕的心情。
　　蒋经国一生忙于公务，是一个大家都普遍认同的看法，但是，对他的廉洁自持，大概一般人还很难去体会出来。
　　在“七海”时代，“行政院”或是“总统府”都会派专员，每个月固定时候把他的月俸、眷粮等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和经费，送到官邸给蒋方良签收。然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逢年过节都有送礼的习惯，在他主政时期，他一再强调，要革除送礼浪费的恶习，所以，他是极力反对公务人员或是民间送礼的。
　　可是，在现时社会当中，送礼好像早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没有办法在一时半刻的时间内彻底革除。但是，他不能禁绝别人送礼，他却坚守了自己不收受任何礼品与馈赠的基本原则。
　　如果，他的办公室收到了任何的礼品，诸如外国朋友送的高贵礼物、金门酒厂固定送给“总统”或“行政院长”的高级金门高粱酒，全部都在年终举办一个全体员工（他自己除外）摸彩大会，把所有的礼品提供大家摸彩同乐。记得有一年，有一位宪兵抽到大奖，是一块劳力士金表，那个宪兵抽到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蒋经国自己到死为止，手上都还是戴着一块普通的石英表。
　　一丝不苟，是蒋经国从赣南当专员以来，就养成的一种习惯，这方面是任何人都不容置疑的。


细说蒋经国的政治性格



　　从整体来看蒋经国的政治性格，我觉得他之所以和他父亲在性格上截然不同，是因为他独特的成长背景因素，这些是不容忽视的。到底有哪些个背景因素呢？
　　第一，蒋经国早年在苏联艰困的生活经验。
　　我们要知道的，他早年在苏联，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前，中俄关系并不好的那个阶段，为了蒋经国的家世背景，他备受俄共的歧视和打击，甚至被当作人质，生活非常艰苦；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求生存，当然要有一套生存哲学，这套生存哲学的养成，对他后来的人格发展，乃至生活方式，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制约作用。
　　第二，蒋经国早年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党员。
　　共产党讲的是唯物主义，在思维方式上，讲究的是唯物辩证法，他的意识形态是不是受到这套辩证法则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推敲的问题。当然，在共产党的生活环境里面，要懂得利用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蒋经国在俄国的时代，刚好是苏联宣传这一套东西最厉害的时候，他作为那个年代的人，对人生乃至政治都有他的一套思维逻辑，这是后来的一代人不能轻易了解的。
　　第三，老先生的刻意培植。
　　最早，老先生会答应让蒋经国这个儿子去远方的苏联，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当然最大的原因也是为了培植蒋经国，将来能够独当一面，或者继承衣钵。后来既然回来了，当然更要好好栽培一番，要不是祖国大陆的政权被共产党所夺取，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凭蒋经国在国民党党政军内部的资历，要想那么快就蹿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兵败大陆，无异也是蒋经国得以更快继承大统的契机。
　　在蒋经国继承老先生的权位之前，老先生当然给了蒋经国最好的一些学习机会，让他懂得去操作国民党的党政军这部大机器，并且了解在操作过程中的一些诀窍和技巧，让他能够更得心应手地去掌控这个权力。
　　由于蒋介石在释放他的权力之初，是先把国民党引以为豪的“情治系统”的这股力量，交给蒋经国，他在“情治系统”这个圈子里浸淫那么久的时间，当然在个性和作风上，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个影响。
　　综上而言，他的双重性格、神秘性格、翻脸无情、威权性格等等，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固然已经显得有些格格下入，可是毕竟当时的时空背景不一样。何况，他的年轻时代乃至他的家庭背景，也和外人不同，特殊的主客观条件，特殊的个人际遇，当然会塑造出特殊的性格，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十四章：蒋经国的私人生活


　　蒋经国在政治上似乎有着争权夺势的天性，他能用“有点厉害”的手段在重重路障中发展自己的政治实力、收编人马，将宋美龄“夫人派”和所谓元老们“斩”于马下。但他从不奢华，他虽为台岛第一号人物，却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去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烧饼、油条即美味



　　不论是和老先生相比，抑或是和后来的李登辉相较，蒋经国的日常生活都是够得上是平民化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点滴来验证我所说的是否属实。在吃的方面，蒋经国从一早起床，吃的三餐和一般平民是毫无二致的，有时候恐怕比平民还要节俭。
　　他基本上在身体还好的时候，起床很早，一起来，就打开厨房的门，向内叫唤老管家阿宝姊：“阿宝！预备早餐！”阿宝于是立刻为他准备早餐。这时，门口的侍卫人员也知道蒋经国起来了，便立刻骑着摩托车，到官邸路外面去买报纸。
　　“七海”向来没有订报纸，所以蒋经国爱看的报纸，全部是早上由侍卫人员到官邸外面的店铺，为他赶早买来，然后在阿宝姊的早饭端到餐桌上之前，就把买来的报纸放到餐桌上，让蒋经国能够一面等早饭上桌，一面浏览一下报纸上的重要新闻。
　　他经常看的几份报纸，包括台湾的《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晚报在早期则以《民族晚报》为主。
　　后来他的身体差了，我们把他要看的报纸固定放在他的卧室，让他一醒来就可以看见。早上，蒋经国习惯吃简单的东西，通常是一杯咖啡，两片土司面包，外加两个他最喜爱的荷包蛋，有时有食兴的话，偶尔还会吃一点水果之类的，这就是他的早餐。
　　他的生活完全不像他的父亲蒋介石那样讲究精致，也不像老先生那样要求凡事要能尽善尽美，讲究品质。
　　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