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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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面积来说,“七海”的占地大概是士林的十分之一,建筑面积更是不成比例,它位于台北大直,也就是“海军总部”和“忠烈祠”的中间,群山环绕,林木蓊郁,令人有一种远离尘嚣、遗世而独立的苍茫之感。
因为正如前面叙述的,“七海”原先是为美国太平洋司令史邓普上将建筑的一处度假别墅,所以,在建筑的生活功能上,并不是很适合家居,这处原先被称为七海新村的官邸,在蒋经国搬进去之后,曾经略事整建和扩大,但基本的形式仍旧未变,大致上仍然维持原有的“L”形建筑格式。
在人力配置上,“七海”和士林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了内务科的编制。一个官邸没有内务科的人员编制,偌大的官邸和无比繁复的工作要如何做好,这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了。
蒋经国不在“七海”设置内务科的主因,是因为他认为老夫人宋美龄还在,把内务科留给她用。蒋经国自己的官邸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从不在士林调用人力或物力,而由其他单位支援。
蒋经国的观点还是在节省开支,并且也不希望予人有种招摇的感觉。
当然,尽管“七海”在表面上,好像资源不及士林来得源源不绝,可是,它毕竟还是“总统”官邸,在节骨眼上,只要蒋经国觉得有必要,士林的资源也可以拿来弹性运用的。就像士林车队和汽车修护单位,就有义务为“七海”的公务车辆修理保养。因而,“七海”没有必要再设置一个独立的汽车修护部门,浪费人力和物力。
而令外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七海官邸,蒋方良和总管阿宝姊的共同默契是,每天菜钱绝对控制在新台币1000元的范围内,如果有超出预算的情况,蒋方良必定要亲自查账。
七海官邸的建筑本身不但已经早有陈旧的迹象,内部的一些装潢,都还是保留原来蒋经国刚刚搬来时的原样,毫无更新的地方;在我们下人吃饭的餐厅,还放着一台大同公司第一代的老冰箱,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可是官邸还是舍不得丢弃;厨房的厨具,从蒋经国一家搬进去二十几年,从来不曾更新什么设备,从这点点滴滴,可以看出“七海”的节俭传统。
在士林官邸的时候,官邸一个月光是花在吃上面的经费,大概总有二三十万元台币,可是,到了七海官邸,才听说官邸每天的菜钱居然不超过1000元,这实在让人大吃一惊。当然,在我们身上的经验不只是“大吃一惊”而已,还包括了到现在都还刻骨铭心的吃剩菜经验。当然,这里我所谓的剩菜,不是那种隔夜的剩菜,而是蒋经国和他的家族吃过之后的剩菜。
试想,以一天的菜钱居然可以压缩到900元的大家庭,连主人都是随便吃吃了,我们这些被视为下人的工作人员,会吃些什么好菜?因而,我们大致上吃的是蒋经国他们吃过之后的“剩余物资”,可是,我们毕竟人多,有时实在没有菜吃,而且荤菜吃完了,厨房里没什么存货,杨师傅只有炒一两个素菜,让大家果腹,基本上,我们也只求能够吃饱就行,倒也别无所求。
后来大概有人向蒋经国反映,他知道我们居然没菜下饭,惊讶之余,特别命令“总统府”,一个月拨给七海官邸每位工作人员1200元副食津贴,算是对副官和工作人员的“特别照顾”。
一般情况下,假如大师傅出去买菜,一天的菜钱要是超过了1000元的话,上面就要查账,搞得大师傅心神不宁。
*第十五章:蒋经国自己榨干自己
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可以说没有一天享受过。他的职务随着老先生的交棒,而迭有更替,可是,工作职务上的改变,从来没有给他简朴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变化。蒋介石在世的时候,他是幕后强人;蒋介石过世以后,他成了台面上真正的强人。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支配者,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必躬亲的强人,透支了身体40年的精力。这里,我们就来看看蒋经国是如何榨干自己的精力,步入病危期的!
左眼开始失明
蒋经国大概早在60年代前后,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遗传性的疾病。这个遗传性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夫人。
老先生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早晨都要到士林官邸来探望老先生的病情。蒋经国来士林官邸的时候,就由士林官邸的护士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打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蒋经国才在士林官邸吃早餐,然后再去上班。
那时,蒋经国是每天打一剂胰岛素,从不间断。而且基于孝文血糖过低而昏迷,导致卧病的悲剧,蒋家对经国先生的糖尿病非常重视。为了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轮流,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希望把他的体内血糖尽量控制在正常的130个血糖单位之间。事实上根本无法做到接近正常边缘。
70年代,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于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点。尤其是出外视察的时候,只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子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么血糖不血糖。这是他的糖尿病日渐恶化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阶段,医生为了降低蒋经国日渐攀升的血糖指数,只有将原来每天打一次的胰岛素,改为一天打两次,也就是每日早晚餐之前打一针胰岛素。
蒋经国这时还是不能适当地节制饮食,然而医生们已经开始为他的病况前景感到忧虑。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蒋经国在这个时期能够全力和医生配合的话,还是有可能把血糖控制在相当的指数以下,不致过于恶化,然而蒋经国是依然故我,医生除了摇头叹息,就只有坐视情况的发展。
糖尿病又称为清渴症,因为病人体内的血糖过高,所以经常会感觉口渴,拼命想喝水。所以,当蒋经国在办公室或是在家里有拼命想喝水的情况时,医生就开始紧张了,但是除了帮他验血检查一下血糖指数然后注射胰岛素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后来,医生控制他的饮食糖量,他吃的点心因是“代糖”(即糖精)制作的西点根本无法入口,经常要我们拿一客冰淇淋给他吃。我们当然清楚冰淇淋是高糖分食品,不敢随便给他吃,便去向医生请示,医生知道他的脾气只好耸耸肩,说:“他要吃就给他吃吧!那有什么办法呢?等吃了血糖升高了,再来打胰岛素吧!”医生明知吃冰淇淋肯定会提高他的体内血糖单位的,可是因为已经有过几次挨骂的经验,又有谁敢去阻拦他?只有任其吃个够了。
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他讲得那么强硬,又有谁敢直接冒犯?
不改其口腹之欲,所以也只有拼命注射胰岛素,尽量控制他的血糖。当时,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可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而时常要验血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挤血,到末了都已经出现干瘪的现象,连血都挤不出来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蒋经国的糖尿病很快就进入末期,也就是最可怕的并发症时期。
眼睛是人身最敏感的部位,所以,蒋经国的眼睛也最早发病。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液使得水晶体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他左眼的视力也因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有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也就是俗称的“美国仙丹”。尽管消炎的功效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并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做蒋经国医官战战兢兢
在蒋经国已经担任“总统”之后,有一天,原来为老先生治疗心脏病的余南庚博士,为经国先生做例行的身体检查,余博士半开玩笑地安慰蒋经国:“经国先生,你的心脏是40岁的心脏,健康得很!”
但是,医生们都心里有数,蒋经国那时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因为他的糖尿病始终没有好好控制。医生担心,这个原本就被人称之为富贵病的慢性病,如果不好好治疗,加上蒋经国终日为了政务东奔西走,难保有一天,蒋经国的身体会被这个富贵病拖垮。
但是,蒋经国自己并不在意,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向来不把医生的建议当作一回事身体力行。他不像他的父亲,始终把医生的劝告奉为金科玉律,他一直是抱持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却要医生扮演治病兼救命的角色,以这样的心态去要求医官,医官们又哪能达到他的心愿,又如何能够治好他的糖尿病?
即使医生三番两次地警告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他始终将这些专业建议当成耳边风,完全不当一回事,照样到各地奔波,照样什么都吃,表现随时与民众在一起的风格。
因为他的想法和医生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加上有些医生的态度比较直接,所以,蒋经国的主治大夫共有四位被他以不同的理由,请他们走人。
第一位被蒋经国撤换的医生,是医疗小组的丁医师。他原本是荣民总医院的内科部主任,后来升任为“荣总”副院长。蒋经国撤换他的理由,是说他“不够尽职",至于他不尽职的地方在哪里,则没有人晓得。反正,到后来,蒋经国对丁医师非常不喜欢,坚持把他撤换,不兼任医疗小组召集人。
第二位是周大夫。周大夫的问题前面讲过,就是他的嗓门太大,蒋经国对他也很反感。
第三位被撤换的是何挠通。他的问题是经常向蒋经国直言,要求他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的专长是新陈代谢科,基于本身的专业知识,何挠通不断向蒋经国灌输这方面的知识,但是,蒋经国对他的好意并不领情,加上何大夫说话的时候,也许比较直率,就这样,蒋经国对他失去好感,也被他下令撤换。
第四位被撤换的医生是眼科权威、“荣总”的林大夫。他恰巧碰到蒋经国的左眼水晶体周围的新生血管破裂出血,左眼因而失明,蒋经国把这次的责任,全部怪罪到林医师的身上。事实上,人的身体特别是像眼睛那样敏感的部位,是很难照顾的器官,加上蒋经国又有严重的糖尿病,更容易导致眼睛的疾病。
左眼失明后,林大夫赶到蒋经国身边时,情况已经无法挽回。事实上,类似的情况由任何一位高明的医生来处理,都会束手无策的。林大夫到蒋经国身边看了实际的情况后,向经国先生报告,事到如今,只有慢慢靠药物来防止更多的新生血管破裂。可是,蒋经国一听说要“慢慢吃药”,心里更是一肚子火,当时他就责怪林医师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当即决定撤换林大夫。
蒋经国向来认为,保护他的身体健康,是医生责无旁贷的事情,所以,蒋经国这种不服病的个性,加上他把保养身体的任务全部加诸医生的身上,当然使得官邸的医生更是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是好。
纵然蒋经国如此不和医生合作,而且又把责任全部加诸医生的肩头,可是,蒋经国还是有他相当欣赏的医师,他晚年的眼科大夫刘荣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刘荣宏是“荣总”眼科主任,是台湾少数对视网膜剥离很有研究的一位医学专家。自从蒋经国调走了林和鸣医师之后,由他负责医治蒋经国的左眼。当时,他运用先进的镭射医疗设备,为蒋经国左眼新生血管显微治疗,只要蒋经国一打电话,刘荣宏就会放下手边的所有工作,直奔七海官邸,为他检查眼睛,在他的悉心照顾下,蒋经国的眼疾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此外,像神经外科大夫沈力扬,早年也是蒋经国最欣赏的一位医生。可是沈医生在蒋经国病情恶化的时候,却不幸过世了,蒋经国为此十分伤心,还曾颁赠勋位给沈力扬,感谢他的贡献。
整体说来,蒋经国的医官群,不像其父蒋老先生的医疗小组那样齐全。他的医官群,主要是看蒋经国身体病情的需要,临时调集“荣总”最优秀的医生为他治病。
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大致的架构,诸如:
召集人:早期是丁农,后来的继任者是姜必宁,他们两人都是心脏科权威。
新陈代谢科:这是治疗糖尿病最主要的骨干,最早是赵彬宇、金铿年、何挠通,最后是金铿年(台北“荣总”内科主任)。
眼科:林和鸣,继任者是刘荣宏。
心脏科:姜洪霆(“荣总”高雄分院内科部主任)、陈宗瀛(“荣总”高雄分院心脏科主任)、程寿山(已移民美国)、穆瑞运(已逝世)。
肠胃科:罗光瑞(“荣总”院长)。
一般外科:邓述微、彭芳谷(台中“荣总”院长)。
泌尿外科:郑不非。
就因为经国先生认为医生本来就是为他服务的,而且要负起维护他健康的责任,所以,他便经常以个人的好恶随时决定哪一个医生该撤换、哪一个医生要怎么样和他配合,而不是去配合医生的专业建议,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做某种生活习惯上的调整。这也是蒋经国的医官们心中最大的压力。
偏方险些害了蒋经国
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急不得的慢性病,必须善加调养,并且和医生的意见配合,方有控制的希望。因为糖尿病影响到神经系统,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医生特别建议他,除了内服药物之外,还应做一些物理治疗的按摩。所以,“荣总”最早曾经派了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这位护士小姐人长得有点像明星彭雪芬,很漂亮,每天按时来“七海”为他做按摩治疗。蒋经国对那位护士做的病理按摩十分满意,可是不久后,那位护士随夫婿出国去了,“荣总”派了另外一位护士来给他做按摩,他大概觉得那一位不如原先的小姐做得好,做了一段时间,他就主动喊停,不想再做按摩。
当然以他的“总统”之尊,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总是有损他的形象,一直希望脚部麻痹能够早日复元,可是,西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他听从汪道渊推介,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马姓中医师很权威。后来那位马大夫真的到“总统府”为蒋经国出诊,并且开了不少中药,还要我们副官去南昌街拿药,拿回来每天在官邸煎药。可是吃了不知多少副了,糖尿病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末了,秦孝仪又向蒋经国献策,说脚不好的话,吃鹿筋有效,于是,蒋孝勇就去各处张罗采买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等蒋孝勇去台北各大中药店买了各种的鹿筋回官邸,再听从偏方的指示,把鹿筋炖得烂烂的,里面什么调味料也没放,只加代糖,就这样把一碗碗那种黏糊糊的鹿筋,吃进肚里。蒋经国吃的时候,眉头紧锁,显然鹿筋的味道不是太好。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反而情况更糟糕,后来再也不敢服用中药,所以官邸到后来还有不少鹿筋存放在那儿。
偏方无效,蒋经国只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