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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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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公馆的生活基本上过得十分平静,最早,常常到蒋家做客的,包括时任“空军总司令”的王叔铭、“八胜园”的主任张师、“国大”代表严灵峰、“立法委员”王新衡等人,这些人多半是蒋经国到俄国读书时的同学,或者是那个时期的旧识;太太们则有明星花露水公司的老板娘(名字记不起来了)、王叔铭的太太、以后当了“辅导会”主任委员的赵聚钰的太太、“空军情报署”衣复恩的太太,这些官夫人经常会来蒋家看看方良女士,大抵都属于谈天联谊性质。
  若干年后,蒋经国平步青云,官愈做愈大,常来官邸看蒋经国的朋友,反而为了避嫌,除了少数几位挚友,多半减少了往来的次数,蒋经国的朋友也逐日减少。
  到蒋经国长安东路官邸不过一年光景,却因为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们被迫提早调离了蒋经国的家。
  在经国先生家服勤,我们的惯例是平均每两个小时值班人员要在四周巡逻一遍,平时大家都保持很高的警觉。但是,四条通一带,治安一向很好,日子一久有的同仁就逐渐松散下来。有一天夜里,轮到某位同仁值班,他可能一时失神,不知不觉睡着了,结果,有个大胆的小偷,竟然破坏了木条做的外篱,侵入官邸行窃,这个胆大包天的窃贼,居然偷走了蒋经国女儿孝章的进口菲利普牌自行车,然后又把官邸厨房挂的一根火腿偷走,还顺手牵羊拿走我们侍卫人员的皮鞋。
  等到第二天,家人发现再向蒋经国报告,他不禁火冒三丈、大发雷霆,要把我们四个人立刻撤换,这时我才领略到别人犯错自己却跟着“连坐”的滋味,但是基于同事之谊,我们又不便责备那个值班打瞌睡的同事。
  官邸窃案,让管区派出所大为紧张,一阵忙乱之后,警察终于逮到小偷,但我们已经调回士林官邸,接受新的任务去了。
  


*第三章:走进蒋介石的世界


  1954年春天,“总统府”三局局长施觉民,打电话到官邸给侍卫长,表示“总统府”缺一名内勤工作人员,希望官邸能够审查派遣适当人选去递补。在没有人愿意前去的情形下,上面觉得我的可信度比较高,在几位长官商量以后,我被通知立刻到“总统府”办理到职手续。就这样,我开始真正到蒋介石身边服务,也真正亲身体会到老先生处理政务的执著精神,因缘际会,我也正式走入蒋介石的世界。


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总统”



  我记得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讲过一句名言:“在佣人的眼里,即使伟人也变成了凡人。”
  这一生,我服侍蒋介石父子三十余年,我也有和希特勒说的这句话一样的感受,即使今天的政治环境已经大变,对老先生,我却有一份难以名状的敬畏之情。
  尽管老先生只受过私塾的教育,后来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外表上感觉起来他不像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可是他的汉学造诣很扎实,从我第一天踏入“总统府”,到他的身边供职,我就觉得老先生是位感情细腻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人,只要有什么大的庆典,需要有一篇什么训词的文稿,要以他的名义或者声音发布时,这就是他最重视的时刻,修改文稿一句一字从不马虎,斟酌得特别留神,甚至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通常,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是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秘书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以后,马上就送到老先生面前,再给他过目。
  蒋介石像是中学老师似的,一篇文稿在他手中总要看上几天,经常一有空就会拿起他手边的红蓝铅笔,把秘书秦孝仪起草、秘书长张群核定的文告稿子,左涂右抹、上圈下勾,折腾个老半天,字句斟酌,反复思索。有时秦秘书会笔直地站在一边,等待老先生最后文章的定稿。秦孝仪为了一篇文告,经常必须连夜加班,只要老先生要发表的文告他本人没有看完,秦孝仪就不敢离开秘书室半步。
  有时候,老先生临时想到文告里边有个字,似乎用得不太妥,他常常会叫秦孝仪再把原稿拿回修改或从印刷厂内抽回来,等他认为改得差不多了,最后核定无误才交代拿去印刷装册,秦孝仪就匆匆拿着最后的定稿,交当局的印制厂,告诉那边的负责人说,你们印吧,明天一大早要用的,然后才敢开动机器印刷文告或读训。
  处理公文信牍或是看书圈点眉批,他都从来不用圆珠笔,写日记也是如此,不是用毛笔就是用红蓝铅笔。
  


蒋介石开会要戴两副眼镜



  当官的人都喜爱开会,因为可以一显官威;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究竟爱不爱开会,可是,至少我调到“总统府”做内勤勤务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由他亲自主持的会。
  50年代到60年代,是老先生精神正好的阶段,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可以说无日无会,星期一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预备会议,星期三是中常会正式会议,而星期二、四、五分别有宣传会议、财经会议、军事会议等,都由他亲自主持。
  我在担任内勤工作时,就听说老先生在抗战时期,主持开会所发生的一些传说。比如,他经常在开会的时候,因为高级将领稍有不逊,他就火冒三丈、大发雷霆,有时候就当着众人的面,疾言厉色地羞辱与会的将领。那时,老先生毕竟年轻气盛,但是,被他重责的将领在气愤之余,便兴起叛离之心,有不少名将便是在气不过的情况下,跑去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到了台湾以后,蒋先生毕竟是年纪大了,火气没从前那么大,所以,他主持开会,再也不曾听说什么大发脾气的事情。
  尽管如此,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老先生刚烈的个性,基本上还是无法改变的。
  蒋介石开会时,最重视的是干部有没有专心听训。所谓听训,就是听“总统”的训词,也就是老先生自己的训词笔记。只要开会读训时,有人胆敢打瞌睡,被他亲眼看到,那一定少不了有一顿胡子好刮。每次开会,他总是不忘记带两副眼镜,一副是老花镜,另外一副是看远的眼镜。干部读训时,他常常是一边看训词,一边用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对着台下众将官的脸庞搜寻,看看究竟有没有人趁着读训时,偷懒睡觉,假使有人打瞌睡,他是绝对不会宽纵的,一定在会议做结论时,当众批评这个人,所以日子久了,再也没人敢打瞌睡。
  愈是重大庆典,老先生愈是重视。重视宦途、爱惜羽毛的军人,岂敢再去梦周公?
  大多数人都以为老先生开会,必然都是谈一些国家大事,其实有时未必尽然。
  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
  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
  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全民“拥护领袖”的“教育部”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
  


蒋介石的用人哲学:察言观色



  文告上的字斟句酌,让人直觉蒋介石是一位十分守旧的人;而他在接见文武官员时,更有一套他自己立下的成规。
  大部分蒋介石要召见的人,多是最近要调动职务的高级文武官员。召见前几天,“总统府三局”的主管人员,早就把公文准备妥当。比如说,某单位要晋升一位首长,但有好几位适当人选,通常有关单位会在众多人选中,选出二至三个,呈报“总统府”,然后,由“总统府三局”安排“总统”接见这两三位候选人员的时间。在召见当天,三局交际科人员就用毛笔写好一张大签呈给“总统”。在“总统”上班前,一大早就交由我把这份公文摆在“总统”的大办公桌上,在“总统”抵达办公室之前,预备接见的人员,早已经由交际科人员带领到“总统府”会客室等候。
  一等蒋介石来上班,并且在办公室坐定,打开有关的人事档案签呈(上面记载了今天要召见官员的相关资料)。这时,“总统府”武官知道,“总统”已经把被召见人的相关资料过目一遍,知道“总统”想要召见今天约定的人员了,就放开嗓门唱名,将在会客室等候的待召见人员一一领进办公室。这时,蒋先生通常是神闲气定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方,静待被召见人员进办公室,一旁的秘书秦孝仪、侍卫长二人也站在一边陪见。
  有的人因为是第一次被老先生亲自召见,加上老先生有种不必造作就会自然流露出来的棣棣威仪,被召见人员有的会一时紧张,经常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
  “总统”的办公室入口处,有一道矮门槛,高度约一寸左右,有的被召见人员心里七上八下,而老先生的办公桌就位于大门进去的正前方,有的人一见老先生就坐在正对面,双脚一时不听使唤,不小心踢到门槛,用力过猛,当场就扑跌在老先生面前。
  老先生通常会和被召见人员闲谈家常一番,例如他会问人家你贵庚啊?你宝眷啊?平时读什么书啊?有的被召见人员,不习惯老先生的口音,或者听不懂什么叫“宝眷”,愣在那儿答不出来,那就会影响他自己的成绩和晋升的机会。有的人比较清楚老先生的个性,当他问起你平时看些什么书的时候,受召人倒不一定要说在读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名著,只要说我最近在研读“领袖训词”,老先生便连连夸赞“好,好,很好”,此人已然成功了一半。
  尽管蒋介石接见这些文武官员时,总是脸色严肃、表情慎重,但是什么贵庚、宝眷、看什么书的问题,几乎是任何人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至于一些别的问题,当然会小有差异,所以,当前面被召见人员先出来时,后面在等候的被召见人员就会很紧张地上前打听,究竟“领袖”适才都问了哪些事情啊?
  因为,老先生召见人,通常不过是三五分钟的时间,他喜欢从一个人的长相、气度、神态和答话内容上,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赋予重任。所以,假如一个人平时表现再怎么出色,可是假如当天晋见时,表现失态,老先生拿红铅笔在别人的名字上打一个大圈,那他就前功尽弃了。
  所谓察言观色,老先生对这套传统的用人哲学,似乎特别重视。
  


越被蒋介石骂得凶越没事



  侍卫圈子流传着许多关于蒋介石责打部属的传闻,一个在我们这个圈子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抗战时期,蒋介石用他的拐杖,敲打一位“卫兵头”的往事。在他的眼里,所谓长官,不过就是个管卫兵的头头,因而他一向叫他们“卫兵头”。
  对他比较熟悉的部下,他要是恼火至极,他会大声吼道:“我要杀你的头!”抗战时期,他生气透顶时,会用宁波话骂道:“娘西皮!”这句话实在是一句非常粗鄙的农村俚语,意义比国骂“他妈的”还要难听。后来,他大概是年纪的关系,我们再也没听过他骂这句粗话,如果生气的时候,顶多骂一句“岂有此理”,比较生气时,会骂声“混账”,再生气一点就会骂“混账极了”,再加上一句吓唬人的“我要枪毙你”,不过这都是对比较熟悉的部属才会这样骂法。骂归骂,但从来没有侍从人员真的被他砍头或者枪毙的,也许,这些话,都是以前他年轻带兵时,遗留下来的一些口头禅吧!
  对蒋介石的脾气摸得比较清楚的人都知道,愈是被他骂得凶,愈是没事,如果他一旦骂都懒
  得骂的时候,表示他对那人已经死了心,根本不想再在面前看到他了,这时也是那人准备卷铺盖滚蛋的时候。
  到台湾,老先生最生气的一次,大概是1957年5月24日,台北发生“刘自然案”的那一次。
  刘自然因为偷窥一位美军士官的太太洗澡,被老美误以为是歹徒入侵,用手枪当场击毙。因为刘妻对美军的判决不满,就在1957年5月24日那天,跑到当时台北北门的美国大使馆静坐抗议。引起围观人群的极大同情,一时气愤,便和军警发生冲突,后来演变成反美暴动事件,不但市区路上的白种人全部惨遭“修理”,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国旗也被人扯了下来,台北中山堂对面的美国新闻处被愤怒的人群打得一片狼藉,马路上的车辆被人一辆接着一辆推翻、砸毁,民众情绪被此一事件鼓动起来,许多人都想借此一泄怨气,所以,演变成自从“二二八事件”以来,当年台北最严重的一次群众暴动事件。
  蒋介石据报后,真是怒不可遏,立刻召来台北当时的卫戍司令黄珍吾,把他叫到官邸召见垂询。等黄某胆战心惊地匆匆赶到,蒋先生拿起他的拐杖,狠狠地往茶几上敲了好几下,责骂黄司令,你这个卫戍司令是怎么干的?会发生这等大事,为什么不懂得平抑民众情绪,让老百姓聚集、闹事,而且更得罪了美国人,这事情该怎么善了?
  黄珍吾是蒋介石黄埔的学生,他很清楚校长的个性,所以一个劲地拼命说,是!是!全部是我的错!后来,他果然没事,反而那时的警务处长和宪兵司令,全部被撤换,而黄司令则照样做他的太平官。
  


蒋介石以客为尊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最怕台湾变得孤立无援,所以一有外国元首来台湾访问,即使把上上下下搞得天翻地覆,也务必要让外宾心旷神怡。
  196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访。艾氏来台前的一两个星期,国民党政府上下无不慎重其事,希望把接待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而老先生更对艾氏的来访寄予厚望。因为,老先生希望和美国保持更紧密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他非常清楚,以“国民政府”本身的力量,想要独力反攻,实际上存在着太多的阻力和困难,除非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政府支持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否则,他心中的梦想将永远仅是空中楼阁。在另一方面,老先生也有意借着艾氏的访问台湾,给北京的毛泽东看看,让中共清楚,不要再兴起攻台的任何念头,否则,背后的美国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对艾氏的访台,已经把它列为那两三年里,顶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很清楚艾氏来访的意义,所以,在做一些准备工作时,当然格外用心。
  在“总统府”装设空调,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平日,蒋先生是从不用空调的,因为他相信吹冷气会得风湿病,他是个相当重视保养身体的人,因而始终反对在他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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