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月对话 - 王江月-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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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留了负面的内容。其实真正的媒体是演员的监督者，而且是良性的监督者，而不是猜忌、炒作，娱乐记者更应该是演员的鞭策者和监督者，给演员营造好的环境和氛围。但是由于报纸竞争的因素，迫于各方压力，有些记者不得不去做他排斥的文章。按照人的本性，观众都有好奇心和偷窥心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记者：你也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你关心这种所谓“谈资”吗？　
　　陈道明：我不关心。我连电视都不看，我们家没订报纸，厕所文化更不在我的关注范围内。我是个保守主义者，体现在我比较关心过去和历史。　
　　


我永远当不了‘火车头’


　　记者：你不属于那种前瞻式的人？　
　　陈道明：不是，所以说我当不了“火车头”，也没有人把我当“火车头”。我觉得自己就是在第二三节车厢上的人。　
　　记者：事实是，我问过很多学表演的学生包括年轻的演员，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演员，他们很多人的答案是陈道明。　
　　陈道明：你应该把“很多人”改成“一些人”。我觉得大家可能把我“物化”了，并不真的代表我就是第一。　
　　记者：你在拍《末代皇帝》那会儿，想过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演员吗？　
　　陈道明：没有，这也是令我欣慰的一点——从来不给自己假设，不管是金钱假设还是名誉假设。我从来没有目标，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觉得一些东西很好玩的，是在我操作范围内就会去做。像有国外影片找我，很多人认为是机会我却不去拍，我觉得中国这块土地够我发挥的了，不想走什么国际路线了。我是没有太大抱负的人，我不给自己画地为牢，也不给自己格式化，自然成长最好。　
　　　我觉得人努力就意味着有一定程度的变形，奋斗就意味着有一部分的牺牲。就像人推门推不开的时候姿势肯定会变形（很形象地用肢体语言向我们示意），不用那么大的力，推门时会很绅士。我尽量保持不变形，这样生活才比较安定。我做不到大隐于世，顶多做到小隐于民。　
　　记者：能达到这种不变形是有条件的，比如有的演员没有名气，甚至生存都还不能保证，他肯定会很用力地往前冲的？　
　　陈道明：（深有感触地）是难，但我觉得这和人的天性有关。我能一个礼拜不出家门，可以一两年不拍戏，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　
　　记者：事实是这两年你拍戏的节奏比较快？　
　　陈道明：这不是我耐不住寂寞，而是制片人不放过我。这些年我看剧本的量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以前别人是拿着红缨枪要我上戏；而现在是拿着枪对着我，甚至说我要不上，他们就举枪自杀。像昨天过中秋节，好几个人又找到我，说如果我不拍他们就要自杀，因为戏已经卖出去了。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改剧本，改好了我就上，不行我还是不上。　
　　记者：某种程度上你还是幸运的，因为你掌握让他们“改”的话语权，不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权利的，也不是所有人的话语权都被重视的。　
　　陈道明：现在不需要改的电视剧本有吧？（但是如果你没有现在的名气和号召力……）我觉得这是演员的权利，而不是名演员的权利。不接受的人只能说他是势利眼，不能说提意见的人是不对的，如果是很好的创作者，不论大小演员的意见他都该考虑。
　　记者：有时候话语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比如在《中国式离婚》北京记者会上，因为摄像记者阻碍了演员跟文字记者的交流，所以你带着主要演员从主席台下到了记者席。不是所有人都敢这么做的。　
　　陈道明：那天我确实有些恼火。可能别人比我有涵养，我想说话时就说，没有心情说的时候别人逼着我说我会很难受。我天生不怕得罪人，如果有一天媒体电视台要封杀我，我大不了就不拍戏了，相安无事。我做过休息十年的准备，也做过大家都围着别人转，自己被冷落的心理准备。因为这个职业总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观众觉得我不再重要时我就不会再演下去了。我没有要死在舞台上的高尚境界，我肯定是死在家里，我是能少干一点就不多干一点。
　　


在自我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记者：想到有一天自己不再是焦点，不再被人簇拥，你害怕过吗？　
　　陈道明：我不怕，因为我已做好了准备，那时的心态跟现在不会有什么改变，读读书、发发呆、遛遛弯，绝对不会失落。我经常跟朋友聊起有一天我不想做这行了做些什么。　
　　记者：那你想做什么？　
　　陈道明：争取做个好老头。（笑）一个胸无大志的好老头。　
　　记者：包括做一个好父亲吗？　
　　陈道明：我现在就是好父亲。　
　　记者：是好丈夫吗？　
　　陈道明：好丈夫不是，（很诚恳地）平时照顾家里不够，也不干家务活，只能说是心态上的好丈夫和好父亲，行动上付出的比较少，有点愧对吾家。　
　　记者：既然意识到了，为什么不尝试改变一下？　
　　陈道明：我觉得我一改变，别人会觉得很怪，这样会给人家惊着，所以还是按习惯行事吧。我说的都是实话（身子很放松地向后靠着，笑得很自在）。　
　　记者：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陈道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Yes；sir。（你在家里也很霸气）不霸气，因为家里人都愿意我作主，所以我就理所当然地作主了。　
　　记者：大事管，小事也管吗？　
　　陈道明：小事不管，小事管不过来。　（话音未落，陈道明机警作出反应，语气中带着调侃）你开始开我家的防盗门，试图拿钥匙往里塞。我说得对吗？我不能把我们家的事都公诸于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跟朋友聊天也如此，从不谈私事，从不谈他人事，我不议论这行里任何人的好与坏。　
　　记者：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陈道明：枯燥无味。在家里，经常往椅子上一坐，发呆。　
　　记者：那太太和女儿没有意见吗？　
　　陈道明：没有意见。他们已经适应了一个枯木头立在家，如果枯木突然有一天滋润了，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对劲了，一定是哪漏水了。别说是在家，就是和朋友在一起，也很少说话，要不看剧本要不看书，要不在网上，他们都难以忍受我的枯燥单调。我从来不上街，不知道潮流是什么，不管在哪拍戏都在外景地和酒店两点一线间往返，但从没觉得乏味，在我的世界中生活其乐无穷。　
　　记者：但有些乐趣是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的？　
　　陈道明：是跟家人分享啊，现在有多少男人是情愿天天呆在家里的！这对家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愉快。我是很稳定的，很享受这样没有欲望的生活，无欲则刚，有些话也敢讲了。调整好的这个心态是一个自我进化的过程。　
　　记者：太太和女儿的生日你真的不记得？　
　　陈道明：怎么会呢！我都记得，而且都会献出我的宝贵礼物。9月份太太刚过完生日，我送了一个价值四万多元的吊坠。　
　　记者：你的生日太太也记得吧？　
　　陈道明：我的生日我倒希望他们不记得，过生日太麻烦。太太和朋友给我买了好些我根本用不着的东西，比如烟斗，还有送我很贵重的笔，我家的笔可以拿箱子装。但这些是心意，我还得假模假势地领了（很温暖地笑了）。人生就在这很多无奈中消去了很多情感，慢慢地使我们麻木了（带着方鸿渐式的感慨）。　
　　记者：《中国式离婚》播出期间，我看过一个采访编剧王海和蒋雯丽的电视访谈节目，其中主持人和王海一致认为你有一场戏演得不太自然。就是最后一场戏，宋建平和林晓风亲吻，据说这是你的荧屏初吻？　
　　陈道明：（很释然地笑）我把初吻献给了蒋雯丽。拍那场戏我感觉很痛苦，那天蒋雯丽涂了很多唇膏，我享受不了那味儿。（所以主持人说由此看出陈道明生活中是个不接吻的人）是吗？谁知道我接不接吻啊？我觉得那场戏是可以不真吻的。我知道自己演得不太自然，他们批评得很对。　
　　记者：戏播出了，你更在乎肯定的说法还是否定的？　
　　陈道明：肯定否定都不想听。就像我小时候上学的心理一样——老师千万别当众表扬我，那会让我无地自容，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有杂质；也千万别当众批评我，那会让我尴尬，因为我知道错了。没人理我最好。所以我拍过的片子从来不看，就像大师傅做完菜，往人家面前一端等别人来品尝就完成任务了。　
　　记者：大师傅也分等级，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特级“厨师”？　
　　陈道明：不是，准确讲是一个有经验的“厨师”。（平时在家做饭吗？）从来不做，我对吃也不讲究，我可以三个月顿顿吃炒米饭，还不腻。我最爱吃的往往是最廉价的，我不喜欢复杂的东西，越简单越好。我的生存欲望比较低。　
　　记者：可以说你的生活质量也比较低吗？　
　　陈道明：我不认为，我对物质生活质量有自己的要求，我爱干净，而且非常在乎住的环境，一定要非常舒服、干净。（舒服未必奢华？）对，必须能让我在那里长时间呆着，要说物质的这个要求很高。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没边儿，自在就是精神世界。精神自在有很多表现方式，比如家里装修我一定是和工人一块干的，我喜欢这些，我一定要跟他们一样弄得一身土，而且从早到晚盯着，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的愉快。　
　　


体味婚姻的模糊之美


　　记者：《中国式离婚》提到三种背叛：身体的背叛、心的背叛和身心的背叛。剧中刘东北认为心的背叛是最致命的，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陈道明：我说过我不是婚姻问题专家，我的理解绝不代表别人。有的人认为只要对方人不走就行，无所谓哪种背叛；有的则说你敢碰别人一下。性格导致婚姻的最终结果，没有标准可言。　
　　关于情爱的话题道不明，从有了家庭史就无法谈清。不同年代、不同年龄的人会对婚姻有不同的解释。现代社会恐怕有很多人愿意当第三者，因为他完成了自己的感情历程，不像过去人们觉得婚外情是一种耻辱。就像歌里唱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而有的人就不行，恪守妇道，恪守礼教。所以说中国的婚姻有殖民地的，有半殖民地的、有封建的、有现代的、有资产阶级的、有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的婚姻理念是混杂的。
　　记者：都说夫妻相处是门学问，婚姻需要大智慧。我并不想让你以婚姻专家的角度阐释这些，只是想让你以一个在婚姻中的普通人谈些切身体会？　
　　陈道明：每个家庭的婚姻体会都不一样，婚姻中讲的大智慧都是虚的。在爱情和婚姻中有时需要模糊，不要总问为什么？怎么回事？到底怎么样了？你会在模糊中看到一种美丽，不是别人的美丽，是你自己的美丽。在婚姻中最好难得糊涂，我并不是中庸，不相信模糊主义者，一定要去清晰化，未必有好的结果。　
　　记者：如你所说不同年龄对婚姻的态度是不同的，人到中年的你怎么看待家庭和婚姻？　
　　陈道明：婚姻和家庭对于现在的我没有任何压力。我挺自在的，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人的压力只有两点，一个是良心的，一个是肌肤的。人最重要的就是随心所欲，保持一份愉快的心情。快乐不是每一个瞬间赋予的，如果一天的某一个时刻你不小心摔了个杯子，你这一天就不快乐了吗，未必，你得问自己总体快乐吗，要看平均值。
　　　
　　送女儿出国是为了锻炼她的能力
　　记者：女儿的成长和教育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陈道明：完全没有。我对孩子的教育就三条，第一要身体好；第二要愉快；第三才考虑到学习好。　比如她要染头发，我问她染完后愉快吗？她说愉快，就让她染了。她毕竟18岁了。　
　　记者：她一直在国外学习，你觉得她的观念跟国内的孩子差异大吗？　
　　陈道明：没有，她一年至少回国三次，上三次“国产进修班”，学中国的规矩（笑）。我对孩子没有太现实的目标，梦想和现实是两回事，不能拔苗助长。　
　　记者：你把女儿送到国外学习的初衷是什么？　
　　陈道明：叫她知道什么是独立，锻炼她的能力，我觉得未来的世界不是拼学历而是拼能力。我觉得女儿现在的能力还行，在做着自己认为愉快的事情，她愉快我就愉快。她正在上预科。　
　　记者：女儿对艺术表演有兴趣吗？　
　　陈道明：她跟我这行没什么关系，她也不认为她爸爸怎么样。她跟我之间的关系是朋友。　
　　记者：你对她会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吗？　
　　陈道明：没有太多的意见，就是问问她的能力行不行，她兴趣点能不能支撑到底，想不想做。仅此而已。　
　　记者：在女儿面前你没有父亲的威慑力？　
　　陈道明：碰到事才有，不过一年也碰不到一两次。平常的事就随她，顶多问她跟谁出去，这是从安全角度做。　
　　记者：18岁正是谈恋爱的年龄，关于这方面作为父亲你对她有约束吗？　
　　陈道明：没有。从愿望上来讲，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找一个稳定的，彼此相爱的人，但具体实施哪能一步到位，现在年轻的女孩至少得谈十次恋爱。　
　　后记：
　　悬念　
　　这是一次有准备的采访，但现场却变成了一次抛开提纲的聊天。充满着未知、悬念和惊喜。　
　　两个小时中，陈道明给我的印象由冷转热，由矜持到轻松再到坦诚。开始，他戴着帽子挺直脊背坐在我的对面，后来他摘掉帽子，身体随意地倚在靠背上，开始跟我们轻松谈笑。那神情、举止、语气和笑容是意料之外的。
　　采访中谈及个人魅力的话题，我问他有没有自信——认定10个人中有6个人喜欢他？他不置可否。于是，我对周边的10个人做了一个调查。持肯定答案恰好6人，其他两人的答案是“没感觉”；一人的答案是“喜欢以前的他，不喜欢现在有点‘事’的他”；还有一人的答案是“仰视”，她不确定这种感觉是不是喜欢。　
　　也许，结果并不一定说明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陈道明身上已经被涂抹上些许神秘色彩。因为他的深居简出，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因为他的霸气。就如他自己所说媒体某种程度上已经“虚拟”了他。感谢这次与他面对面，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陈道明。原来他是一个没有目标随欲而安的人；原来他是一个活在自我世界中自得其乐的人；原来他是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性情中人。　
　　我也惊诧于他处在风口浪尖的冷静和清醒。他不敢妄称自己已成“家”；觉得自己距“一个让人敬重的演员”还有很大的差距。也许，这就是陈道明的魅力。　
　　采访中陈道明多次称自己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人。看记者半信半疑，他于是让身边的助手证明，见助手摇头，陈道明笑言“他不敢说”。末了，他如是评价自己：“我自认为还不是无聊的人，应该是一个能给大家带来压力和愉快的人。”　
　　毋须多言。采访后我们愉悦的心境足以为证。　
　　“只要你愉快是最重要的，文章写成写不成不重要。记住了，每个人在每秒钟都奔向死亡。如果这两个小时谈话很愉快，这两个小时值得，这种死亡消耗值得。”
　　但愿这两个小时对陈道明也是值得的。握别，他明朗的笑容，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