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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午夜的幽光-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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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实中,往往是由维护现存秩序的统治集团来决定什么是乌托邦;而与现存事物相冲突的上升集团,则决定把什么看作是意识形态。但是,困难的在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并非单独出现,或者泾渭分明;上升阶级的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夹带着,甚至渗透着意识形态因素。而这,常常是一些正统的学者所以嘲笑乌托邦,指责所谓的“激进主义者”的地方。    
    在既存的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强大的。    
    拉马丁说:“乌托邦只是早熟的真理。”    
    曼海姆在书中特别指出,日本对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成果的热情接受,与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方面的谨慎和防范,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大部分被日本当局归结为“危险的思想”;其中,民主、自由、宪政等有关课题的讨论所以被看作是危险的,乃因为它们有可能动摇被神圣化的信仰,削弱现存秩序。“但是,”曼海姆说,“人们不那么容易认识到的事实是,即使没有官方的审查,思想也是扰乱人心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危险的和颠覆性的。因为思想是一种催化剂,它能够反叛传统,打乱常规,破坏信仰,引发怀疑。”    
    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服务,并非因为意识形态专家有什么特别的创造,而是它除了赤赤裸裸的说教之外,还通过掩饰矛盾,客观上有利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结构合法化的工具,它是行使权力以保障和掩饰局部利益的媒介;换言之,它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统治阶级或集团的意义环境,以掩盖统治的本质。由于意义结构是通过含义结构产生和复制的,因此,组织成员的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论的社会化程度。一系列的推论,形成了一条“意识形态链”。意识形态的成立,不可能依靠一个人,一个概念,一个链环,而是必然地联系着别的人,别的概念和语词;它是通过集合的方式,在语义场中发挥作用的。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5) 

    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批判的社会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现存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这些流亡思想家,倾全力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工具性和对人的奴役性,饱含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痛感。    
    对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法国知识者中的左派和右派的态度全然不同。    
    鲍德里亚说:“世界并非处在乌托邦之中,但知识分子却是某种乌托邦的传播者。这是他们所能发挥的唯一一种积极性。这是一种否定的积极性,因为乌托邦根本不存在,并且也不可能存在。”阿隆则指责这类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往往不把当前的现实跟其他的现实相比较,而宁可以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来比较当前的现实,譬如,不比较法国的现在与过去,而宁可以法国应该如何的观点比较法国的现状;知识分子就依此来裁决他的国家。没有任何一种人为设造的制度可以经得起这种试验,而不遭到损害。”    
    知识分子是站在未来看现在的人,所以是批判家,而不是辩护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乔治·齐美尔草草写下数语:“不同于过去的人类,从现在起,直到未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活着,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理想。”这是全人类的悲哀。这种没有理想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劫难并存的。事实证明,这并非是敏感的哲学家的预感。    
    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的燃灯者。只要他们不让手中的火把熄灭,人们就不会害怕黑暗。    
    知识与权力    
    权力与知识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    
    正如权力者与知识者的关系一样,作为社会结构的要素,两者自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能量,处在不同的运动方向之中。    
    权力趋于集中,知识是分散的,即便经由系统化处理,仍然无改于多元状态。权力是封闭的,而知识是开放的,袒呈事物的形相、事实、经验和真理。权力的质地是强硬的,不容改变的,所以尼采辈乃将生命职能权力化,创“权力意志”之说;知识不同,它是可补充,可修正的,一直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从本质上说,知识是反决定论的,它没有固定的目标;而权力的目的是明确的,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征服。权力就是终结。    
    福柯从尼采的谱牒学那里获得灵感,构建他的知识社会学。所谓“知识霸权”,其实在政治霸权面前,几乎是不能成立的;尤其在政治发育不全,政教不分,专制政治以致极权政治阶段。与其说是知识自身形成霸权,毋宁说是权力深入知识内部,借知识而现身的结果。    
    作为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双方,权力和知识也有相互依存的方面。知识依赖权力进行传播,不独保存而已;由于知识可以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权力乐于利用知识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但是在这里,依赖性不可能表现为对称的方式,权力不会委身于知识,相反,对知识只能实行剥夺,占有和支配,故也谓之“保护”。在权力和知识之间,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公开地,或者隐蔽地进行。    
    少数知识者不满于知识的依附的地位,他们力图使自己不受保护,充当文化上的反对派。捷克哲学家帕托切克在《持异议者文集》中,称这样的知识者为“不受保护者”。    
    从谱牒考察,知识分子的原型有占卜者、巫祝、行吟诗人、史官、俳优、教士、圣愚等等,由此可以开出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传统。与权力的距离的远近,造就了知识分子不同的职能、性质、精神风貌。    
    由于国家、民族、阶级、团体、宗教、语言、文化传统的差异,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个人;但是,自由精神的一致性,对非物质方面的利益的追求,都可以在众多的变数中间产生一种可通约性、普遍性、超越性。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意识的拥有者,“漫漫长夜的守更人”。    
    萨义德说:“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把特定的种族或国家所蒙受的苦难赋与更伟大的人类范畴,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所谓普遍性,在这里变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而且,这责任不可避免地同人类的苦难和危机有关。    
    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职业,是一种充满着精神冒险的痛苦的职业。所谓“智慧的痛苦”,对知识分子来说,不可能脱离思想实践性。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与现实世界——主要集中在苦难和危机上面——不发生任何关联,有智慧而无痛苦,势必蜕变为一般学者和文人。    
    知识分子是否如利奥塔所说,已经进入了“坟墓”?    
    根据利奥塔的阐释,知识分子被等同于一种普遍主体,是由20世纪初法国德雷福斯事件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由于一体化的知识状态分解为各自独立的“语言游戏”,加速了普遍主体的消解,所以说,“分离”才是知识活动的基础性原则。这是对寄存于知识分子角色中的文化精神的普遍性所作的曲解。精神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在这里,精神是本体论的,具有各别形式的,离不开个体的承当。    
    否定普遍性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逃避。但是,肯定普遍性,也可能因为耽于形而上而逃避自由,逃避责任,进入利已主义的庇护所。    
    美国西尔克父子在一部政治社会学著作中把一些大学、报纸、学术机构当作美国社会的“权势集团”进行论述。它们作为权势者,是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可以成立的,在专制社会中只能是弱势集团。在专制社会那里,权势是高度集中的;文化机构不可能具有独立性,它们是政治的仆役;如果要说社会影响,也不过是权力的影子而已。    
    “知识分子属于弱者、无人代表的同一边。”萨义德说。    
    思想统制    
    权力对知识的利用或遏制,通常按照两个渠道进行:其一是规范知识者,或者培育,或者戕害;其二是规范知识的载体,物质化的书籍报刊,或者推行,或者禁毁。    
    古来有所谓王道霸道。道者,未必一张一弛,却往往视乎对象的性质而定。任何歌功颂德的东西,几乎都可以享受仁爱的政策,哪怕是独裁者。    
    伏尔泰在一部名为《关于阅读的可怕危害》的小册子中说:书籍驱除蒙昧,“而蒙昧从来就是控制完美的国家实行监管与保护的工具。”    
    一部阅读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图书的遭受查禁,删芟,残损和毁灭的命运史。绝对的权力,要求一切读物都是官方读物。多种审查机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559年,罗马异端裁判所的神圣会议出版了第一本《禁书目录》,经过不知多少回的增补更新,至1966年6月才被最后废弃,其间居然延绵了400年!    
    此后,这种敌视知识和思想的野蛮行为并未绝迹,《禁书目录》仍然以不同版本在流行。从最早的莎草纸卷,竹帛,到装帧完好的现代书籍,布满无尽的灰烬,以及锁链的阴影。    
    马克思在著名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书报审查,尤其是“有害倾向审查”,使著作家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怀疑的制裁”。他指出,这种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不是惩罚行为而是惩罚思想的法律,乃是旁边置放着普鲁士绞架的出版自由。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6) 

    他对书报检查官十分憎恶,讽刺为“像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里山的人们”。他说,这些家伙太谦逊了,总是一声不响地躲起来,“学术界并不知道他们,而政府知道他们”。    
    他还区分了书报检查中自由报刊外部与内部的限制。外部限制仅是官方限制,而内部限制,则更复杂也更严重。    
    法国大革命以血与火为自由和民主立法。    
    马拉波指出,报纸若无自由,其他法律将无效果可言。    
    夏多布里昂说,“出版自由并非来自宪法,而是宪法来自出版自由。”    
    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是没有宪法的国家。因为,从根本上被注销了自由权利的宪法不是宪法。    
    关于言论出版,世界呈现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美国模式,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则,新闻出版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这里,宪法对权利的保护植根于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的观念。一是苏德模式,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语言和思想,控制了全社会。个人的权利,更多的时候遭到各种以集体名义进行的扼杀。    
    极权国家由于过度重视意识形态,所以对书报特别怀有敌意,而必要采取审查措施。然而,在美国和西欧,检查制度已于19世纪全面瓦解;苏俄则一直维持至具有历史意义的1989年。    
    顺从与保守    
    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保守的和激进的两类。    
    他指出,保守的知识分子为主流阶层提供道德的与智力的领导权。他们认同主流的权力关系,作为现状的能动中介,有意无意成为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传播者。他们为统治阶级服务,提供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理论基础。    
    他同时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这类保守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随处找到。    
    科塞在一部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理念人》中,详细论述了权力与知识的不相容性。    
    他认为,从政的知识分子作为公务员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政策制订者的限制,注定是保守的,回避问题的,讲究功利的,而不是前瞻性的。具体事实的约束力,促使他们一起挤到技术和工具的角度进行思考。他称引李普曼的话说:“把追求知识分子与行使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结果不是沦为相当恶劣的政客,就是成为冒牌的学者。”并且强调指出,不存在任何修正这一判断的理由。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有一个专章,题为“对权势说真话”。他明确指出,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对于有机会接近决策层并掌握一定实权的知识分子,他断定说,他们“主要是服侍权势并从中获得奖赏,是根本无法运用批判和独立的分析与判断精神的”。    
    他坦率地批评说,知识分子的“逃避”态度是最值得指责的。在他看来,所谓逃避,就是转移明知是正确的、有原则的、困难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比如: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有争议性;遇事需要领导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总想保持客观、持平、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咨询,成为委员会中有声望的一员,以留在身负重任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和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他说,“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的心态莫此为甚。如果有任何事情能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直至戕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那就是把这些习惯内在化。”    
    在这里,萨义德提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腐化”问题。    
    英国作家福斯特说德国人很崇尚文化,但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容忍自己的文化堕落为“官方文化”,所有的罪恶由此而生。纳粹时期就是把伟大的国民文化改造为官方之物,将文化遗产削足适履地使之极力符合今天的统一规范,否则国将不国。对于希特勒来说,“所谓德意志即是——德意志”,国家是最终目标。正因为如此,在纳粹的铁掌之下,德国文化无法升华为世界文化,用我们惯常使用的一句话来说,即是“走向世界”。    
    在西方近代史上,律师和法官为促进民主革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事实表明,他们也曾忠实而有效地服务于专制政权。这样两极的现象,出现在同一角色身上是令人吃惊的。    
    在德国,“铁血总理”俾斯麦便出色地利用司法,作为打击异已,控制国家的工具,“官僚反动势力最锋利的一件武器”。众多的法官与当局保持高度一致,以致被称为“阶级司法”。法官联盟主席约翰纳斯·雷卜说,整个共和国的法律充斥着“骗子精神”、“党派和阶级的流氓法律”。情势的严重,致使自由进步党员不得不大声呼吁反对法官“该死的党性”。    
    卡尔·施米特是著名的纳粹法学家,早年出版《论独裁》,即已对独裁制度进行了法理的辩护。他认为,在紧急状态下,国家领导人拥有极端的权力,甚至可以在“暴乱城市”中动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凭着他的敏锐的政治嗅觉,主动迎合,支持独裁,为纳粹簒夺政权和镇压“国内敌人”制造新的理论,从而获得纳粹的重用。一度失宠后,眼见希特勒进攻欧洲,他又将研究方向从宪法转移到国际法中去,发明“大空间”的概念,为德国的侵略行径寻找法律根据。对于当时众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声称,“此类德国知识分子的败类就是应当被消灭!”    
    希特勒在1938年说:“少了扩音器,我们就无法征服德国了。”这位法西斯魔王不断用扩音器播放瓦格纳的音乐,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狂热;混杂在这音乐中的,就有知识分子的叛卖的声音。    
    俄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罕有的优秀的族群。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波兰尝试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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