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幽光-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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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罕有的优秀的族群。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波兰尝试恢复独立的活动，他们普遍地表示了一种敌视态度。1830年和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政府对起义者施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其中，就有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丘特切夫等人。“爱国主义”成了一道魔障。为了伟大的“祖国”，他们不能不对致力于脱离俄国的波兰人的勇敢精神表示痛恨。对此持不同立场的，只有一个赫尔岑。但是，无论在政府，还是在同行那里，他都因为服从真理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中称，曾经写出《列宁》和大量政治鼓动诗篇的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公民”。这是耐人寻味的。
萨义德在一次回答台湾学者采访时谈到中国知识分子，说：“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所知不多，但我认为这些传统都有宫廷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对有权势的人发言的知识分子，而他们自己也成了有权势的知识分子。”他强调说，他一向反对这种情形，因为他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知识分子恰恰乐于进入宫廷，充当顾问，也即古人说的“王者师”。连发动新文化运动起家的胡适也在所难免，可见一般。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7）
倘要安全和荣耀，必然舍弃自由。因为，无论自由建立在什么地方，在壕堑里还是在纸面上，都是危险的事业。
激进或对抗
关于知识分子的职能，曼海姆这样指出，他们把利益的冲突转化为理念的冲突，把社会上潜在的令人不满和不安的问题及其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人们的觉醒。科塞以理念定义知识分子，称为“理念人”。他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核心价值特别关切，他们把理念从中诱发出来，并且设法加以引导和提升，希望通过系列有意义的通用符号，为社会提供道德标准。他们是坚持神圣传统的传教士的继承人，同时也是《圣经》中先知的继承人，是那些受到感召而远离宫廷和教会的制度化崇拜，在旷野中传道，谴责权势者的罪恶的狂人的后代。不同的在于，“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理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视，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
批判的、异议的、反抗的态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根本的。萨义德谈到知识分子时说：“吸引我的就是一种反对的精神，而不是调适的精神”；又说：“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召唤。”
西方文化学者提出一个“抵抗的知识分子”的概念。
不同于葛兰西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地方，抵抗的知识分子来自并活跃在任何群体之中，而不限于工人阶级。他们反抗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令人窒闷的知识和实践，在被压迫情境中倡行改革性批评，并且力图提供道德的、政治的、教学的领导权。无论在学院内，还是在学院外，他们都在积极参与作为批评角色的各种项目，创建政治关系的新形式。他们非但不曾屈从于政治对学术的兼并，恰恰相反，而是将学术研究重新加以政治化。鉴于各学科专家的知识与公众领域的严重隔阂，他们努力创造一种能够变革社会的语言，进入大众空间，以合群的姿态反合群。
《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以两分法立论，从现代和后现代这样两种不同的处境和策略出发，把知识生产者分为立法者和阐释者两大类别。
借用这个隐喻，可以赋予另外的意义。立法者可以称为秩序主义者，是权力者的一部分，以知识和技术从事务实政治，谋求控制的有效性，通过献策和直接加盟，影响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阐释者永远是无权者，解构主义者，脱离命令性行为而强调相对自主的实践，从事的是务虚政治，惟以批判、对抗、不合作表达某种政治意向。正如《理念人》的作者科塞所说：“知识分子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积极批判者，作为一套观念的鼓动家，他们并不向往权力，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中心问题，然后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加影响。”
知识分子构成为“压力集团”而自处于权力中心之外。作为独特的存在，他们以强大的精神能量，体现社会对国家的制衡。
在1968年5月风暴中，巴黎学生高呼：“宁愿与萨特走向谬误，也不同阿隆共享真理。”在这里，萨特代表的是反政府的立场，自由思想的立场，勇于实践和承担的立场。
什么是真理？当它成为现实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真理性。
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也即反抗意识的表现，除了反对权力，就是反对群体，乃至反对自我。
萨义德指出，知识者常常昧于面对以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在危急的时刻尤其如此。他举越战为例，说当时要求团结一致支持国家，连辩论战争是否正当也被认为相当于叛国行为。他强调指出，即使遇到这种情况，知识分子仍须发言反对那种“合群性”，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在所不计的。
在纳粹德国，以海德格尔为首的大队的知识分子趋附于希特勒政权，也有一批宁可被处死，被驱逐，也不屈从于权力意志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被迫在帝国文学院或别的机构工作，他们默默地在内心深处流亡，却没有成为理性、人道、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叛徒。在苏俄时期，不少知识分子一样遭到流放，枪杀，送劳改营，但也一样留下了被此互相声援和救助的神话，留下了惨烈的小说和不屈的诗篇。
在中国文革，留下的是八个戏，一直传唱至今。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是现代文化历史的一大主题。
高尔基与十月革命，卢卡契与共产国际，鲁迅与左联，都在各自的文字中留下了由于冲突所致的斑驳的伤痕。
此后，好像很少有人拿起拨火棍，在野草，灰烬和沙砾中寻找过这条线索。
自我批判
真正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一部分来看待，从主体不断分裂出客体，目的在于洞察自己和批判自己。他不会为自己争取豁免权，因为一旦获得这种特权，他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
萨义德说：“如果要维护基本的人类正义，对象就必须是每个人，而不只是选择性地适用于自己这一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认可的人。”
穆勒对于英国的民主自由发表了许多值得称颂的观念，却表示说所有这些不适用于印度。托克维尔批判了美国虐待原住民和黑奴的野蛮行径，却以维护国家尊严之名，为法国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实行绥靖之战开脱罪责。从纪德到索尔仁尼琴，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甚至身受迫害，却也仍然表示反犹主义的立场。
一面是圣徒，一面是魔鬼。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8）
西德剧作家马路丁·巴鲁扎说，他自己所以没有成为屠杀犹太人的凶手只是偶然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是有罪的。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怀曼说：“纳粹是杀人犯，但我们也都是被动的帮凶。”
英国思想家伯林说，他为迟迟获悉犹太人被杀的消息而感到内疚，虽然知道这不是他的过错。
人们竭力将自己的罪恶推向社会，有人则从人类的罪恶中发现自己。
鲁迅式的批判是著名的，鲁迅式的自我批判也是著名的。
他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这个学医出身的人，深知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生理与病理的联系，所以对待自我这个标本，他的解剖刀能够那么准确、干净地切除为一般知识者所珍爱的部分，却完整地保留了为他们所厌憎，所急欲割舍的东西。
所谓思想革新，是思想自身的逻辑运动，故不囿于社会运动而已。
精神战士追击他的目标至自己体内，人我因同一个战场而连结到一起。思想无边界。到处都有破坏，有复兴，有斗争的熊熊火光……
大学
西欧知识分子产生于中世纪城市大学，俄国知识分子则来源于近代村社。两个不同的根系，两种不同的形态。
大学体现了学术和社会的分工，致力于知识的学科化，系统化，体制化；它摹仿教会和政府的模式建构它的院系，保持教学、研究和行政秩序的稳定性，以体面的方式，维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联。俄国知识分子的特异之处，在于村社是另一种类型的大学，民间社会大学教会他们在正规大学的课堂上所无法获取的知识，旨在不断激发问题；围绕问题的提出或解决，使知识得以重新整合。这是一个特殊的训练过程。这种训练，完全打破了各类学科与院系确立的规则，从内到外构成了对权力的抵抗。
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这样说到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意识形态上由教会十分严格地实行监视，政治上则越来越被世俗教徒和教会人士的双重官僚机构所控制——这方面最重大的‘成果’是恰好在十三世纪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教皇专制——的社会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首先是‘有机的’的知识分子，教会与国家的忠实仆役。”知识分子的奴性，并不因专制政体的终结而消泯。只要存在着权力，就会以显在的或是潜隐的形式，实行对人的支配和奴役；而社会的各种组织，尤其是官办的，则力图培养适应和顺从权势的能力。其中，大学是带有示范性质的。
怀特海发现，16、17世纪的重要思想家都十分奇特地与大学不生什么关系。伊拉斯谟需要的是出版商，培根、赫维、笛卡尔、伽利略、莱布尼兹需要的是政治的庇护，胜过需要大学同行，这些同行中的多数都是反动的。当路德、笛卡尔、伽利略或莱布尼兹移居他处时，他们并非是要寻找更好的大学，而是要寻找更好的政府。所谓“更好”，就是不会对自己发问或发出警告，能够享有较多一点的出版自由的权利，而不致于随意地被塞进类似宗教裁判所一样的地方。
当然，他们首先也得有寻找的自由。
我们可以设想大学是悬浮在空中的楼群。它们的大门全都向上下方向敞开，从下面出来的是医生，律师，教师，以实用的职业服务于社会的新阶层；从上面出去的，则是宫廷需要的人才。情况似乎永远是广大下层受制于上层，而控制与受控制的两大话语系统，都可以由大学分别习得，惟反控制不能。所以说，大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大学发端于中世纪对神学的阐释。阐释——而非创造——的传统遗传至今，即使科学勃兴，也很难消除神的影子。
大学的主要职能在于生产合法化的知识和技术，具有一定的无倾向特性，即所谓中立性。但是由于社会环境，政治干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免从中产生对立的话语与实践。有阿隆，便有萨特。
像莫斯科大学，巴黎高师这样的学校，在大学中是罕见的，或者可以说是大学的异类。它们不是依靠大学的体制，相反是由知识分子的反体制的零散的抵抗与斗争，传递精神的薪火，而令世人瞩目。
许多知识分子对大学教育持反对态度，认为它具有惊人的保守倾向。
杜布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一书中，列举了若干例子。中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叶，大多数科学家的工作和医学研究，都是在大学的围墙外面进行的。
学者
赫尔岑对两类不同的学者做了比较，一种是迷失于专门主义的小集团中的学者，另一种以布鲁诺、伽利略为代表，是最先为初燃的理智之光所照亮的学者。
对于前一类学者，赫尔岑称之为“执掌观念的官吏”，“科学的官僚”，“科学的书吏、课长、收发员”，这样嘲讽道：他“甚至连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第一特征——社会性也丧失净尽，因为他见到民众就忸怩不安，胆战心惊；他不再熟悉活生生的语言；他在危险面前发抖，连衣服都不会穿了；他内心里总埋藏着一些可悲的、野蛮的东西。”世上的学者，大抵属于这一类。
后一类是卓异的学者，所以永远是少数。赫尔岑称颂说，“他们依从科学的祭司是一种英勇行为，作为一个阶层，是合乎时代要求的。”
赫尔岑批评在实行了宗教改革的世界中形成的学者特殊集团说，既无力组成一个真正与世隔绝的、坚强的、熟悉自身专业范围的学术团体，也无力启蒙俗众，影响社会；既无力依附事物的现存秩序，也无力去反对它，于是只好躲避活生生的问题，而专注于僵死的问题。当这个特殊集团与社会相联系的纽带因此而变得松弛以后，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彼此漠不关心。他指出，“拘泥迂腐，脱离生活，繁琐的研究，这些无聊把戏的类型是一种虚幻的劳动，看来很有意思而实质上是徒劳无益的劳动；其次，人为的结构，无用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无知以及骄傲的自负——这些就是行会学术的满布枯枝败叶之树赖以生长的土壤。”
法国的学者和德国的学者，是两类不同的学者。
赫尔岑认为，在法国学者中，特殊集团少，德国的情况则相反。在法国，学者并不占据首要地位，所以也就没有像德国学者那样的影响；他们或多或少都在致力于实际社会的改进，走向生活，“既需要客厅，也需要广场”；而日耳曼行会学者截然不同的特征，就是“有一条隔绝生活的壁垒”。他说，“德意志的学术科学界乃是一个与德意志毫无瓜葛的独立王国。”同时，又指出：“学者的共和国乃是存在过的一切共和国中最坏的共和国，就连博学的弗朗齐亚博士治下的巴拉圭也不比它更坏。”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9）
法国人民是，至少曾经一度是历史的伟大主体，演出过威武雄壮的戏剧。大约法国知识分子也从中受到英雄主义的熏陶，所以热爱、倾慕，且愿意献身于社会上的广大自由的一群。正如我们所看到，他们往往既是学者，又是作家。卢梭、伏尔泰、狄德罗是，萨特也是。
德国历史一直无法摆脱专制权力的笼罩，即使掀起过浪漫主义的狂飚，仍然盛产纯粹的学者。海涅是注定做不成德国大学的教授的，从气质上说，他是天生的法国人，所以适合在巴黎生活。叔本华不承认黑格尔，自然得不到黑格尔众多弟子的承认。至于尼采，在整饬的学院里只配发疯。歌德则是一个特别的饕餮式人物，欲望强旺而又精力充沛，但是说到底是一个风流才子，势利鬼，廷臣，而不是我们惯见的德国式学者。他的神话般的影响，至少大半得益于魏玛文化部长的位置。
伯林批评康德为《纯理性的批判》作的注释所用的术语，导致日后德国哲学的文体的恶性变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