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幽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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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批评康德为《纯理性的批判》作的注释所用的术语，导致日后德国哲学的文体的恶性变化，说是“宛如一座盘根错结的原始森林”，“他这本书污染了德国哲学界的语言”。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法哲学家仿效黑格尔，摒弃了始于苏格拉底直至康德前期所通用的那种通俗易懂的文体。他们写作如水底摸鱼，漆黑一团。”他欣赏叔本华的文体，说“既优美又清晰”，尼采也如此，他们摧毁了黑格尔的影响。但是，他又特别指出：“两人都不属于学术界。”　　　　
　　　　只要有学者，有学术界，就有寄生大量注释的臃肿的文本。　　　　
　　　　有趣的是，正如赫尔岑等俄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学者的批评，韦伯对赫尔岑们的批评是同样激烈的。他说俄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无生育力的亢奋”，“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客观责任的意识”。　　　　
　　　　怀特海批评弥尔顿说：“尽管在保卫自由的斗争中运用了他丰富的想像，渊博的学识以及端重典雅的文风，但他的一生恐怕既推动了又延缓了自由的事业，因为他所提倡的思想形式的实质便是不宽容。”这是英国学者对于本国的知识分子的批评。　　　　
　　　　是自由思想划分了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　　　　
　　　　所谓学术斗争，有可能是思想的真正的交锋，但也可能是小圈子内的无聊的角逐。　　　　
　　　　贾克比有一本颇有争议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说在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群怯懦的，颟顸的、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这批人有稳定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所以社会上也并没有人理睬他们，响应他们的意见。他说，这批人文风晦涩，不知节制，写作主要是为了学术的晋升，而不是促进社会的改变。他们由委员会雇用，急于取悦各种各样的赞助者和部门，披挂学术证件和权威头衔，然而并未促成辩论，只是以此建立声誉和吓唬外行人而已。　　　　
　　　　关于知识分子的观念，他概括为“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　　　　
　　　　关于卖淫的定义。　　　　
　　　　据一本法国人有关的著作，1855年出版的《法兰西学士词典》将卖淫定义为：“对淫猥的放纵”。其他词典重复使用了这个定义。也有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定义的，说是“提供快乐与提供金钱之间的交换”。　　　　
　　　　雨果的看法不同，他把卖淫归结于罪恶的制度，以谴责的语气说：“人们说奴隶制已从文明中消失，此言大谬。奴隶制始终存在，不过它现在只压在妇女身上。”普鲁东说是：“为自私、贪婪、骄傲、享乐以及一切低级的诱惑而牺牲人的尊严。”维克多·玛格丽特则称：“妓女是恶习的黑暗大军的士兵。”　　　　
　　　　这就是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区别。　　　　
　　　　法国知识分子德布雷著有《教师·作家·名流：近代法国知识分子》一书，谈到知识分子的演变时，有一个基本论点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与机构结盟，并从那些机构中得到权力和权威。　　　　
　　　　萨义德承认，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专业人与业余者　　　　
　　　　知识分子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各种身份容或有变化，但精神是一贯的。作为一种粘合剂，精神把多种具体的专业和职业粘连到一起，无须区分其中的等级差别。在这一意义上，知识分子显然是一个比专家更大的概念。但是，仅就对精神的严格要求而言，这个概念又是最狭小的。　　　　
　　　　利奥塔说：“不再应该有‘知识分子’。”他认为，伏尔泰、萨特式的人物已不复存在，各门学科的专门化使得学科之间的可通约性丧失了，作为理想知识分子钟情的“元叙事”、“大叙事”已经解体，流行的是种种的“小叙事”。他把对知识社会从现代到后现代转移的观察结果，概括为知识分子从普遍性向专业化的转移。　　　　
　　　　齐格蒙·鲍曼创造“立法者”和“阐释者”的概念，旨在对知识分子作出现代型及后现代型的划分。作为立法者的现代型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一种作为知识分子诸种职业基础的职业，即所谓“元职业”；而作为阐释者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虽然保持了元职业成员的权威，却为共同体划定了边界，并对从事普遍性工作的知识分子的活动表示质疑。　　　　
　　　　在知识论方面，类似的说法，对于全知全能的现代性妄想狂不失为当头棒喝，但是，也不是没有理由认为，这是现时代知识分子侏儒化的明证。　　　　
　　　　无论在纸媒马车的前现代社会，还是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无论处在何种知识话语的语境中，知识分子都是堂吉诃德，而且只能是堂吉诃德。　　　　
　　　　从语义学的角度说，“理智”（intellect）是“知识分子”（theintellectual）一词的词根，有别于艺术和科学的所需要的“智力”（intelligence）。科塞以此区别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员，指出理智是包含了一种摆脱眼前事务的欲望和能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说理智是指心灵的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方面，从事思考、怀疑、批判、检验、理论化；而智力惟是寻求掌握、运用、排序和调整。显然，知识分子在其本性上具有一种人世的关怀。哪怕韦伯，那般强调专业化，也仍然记得博物学家斯瓦姆默丹的话：“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在一篇讲话中，他说到以政治为业的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二是“靠”政治为生；前一种方式，就包含了知识分子的一般特性在内。所以，科塞套用这句话来定义知识分子，说是“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10）　

　　　　“知识分子”一词是否会在现代词典上给抹掉，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时代的迁变，而是在个人理念能否得到支持。　　　　
　　　　所谓“学术规范”，是同起源于古典时代末期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控制和组织策略的戒律相联系的，与特权等级相关的，暗含了各种奖惩机制的，具有颇类法律形式和效力的致命的东西。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学术界话语霸权的一个标志，意味着：一个人如果不在学科话题范围内说话，不仿照本学科认可的权威的口吻说话，不按一定技术程序说话，不带注释说话，那么，结果就是他不再被看作是“学术人”中的一员而被拒之门外。　　　　
　　　　所谓“学术规范”，实际上是主流学术话语的规范，是防范异类的规范。　　　　
　　　　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国知识界明显地分为两大派。其中，反德雷福斯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文学批评家费迪南·布伦蒂埃攻击左拉说：“他的《我控诉》这封信，是一个愚蠢、放肆和荒谬的标志。这位小说家干扰军事审判，在我看来，比一个宪兵队长打断一个修辞学或是音韵学方面的提问更加不可思议。”在反重审主义者看来，敢于在缺乏起码的职业资格的情况下干涉公共事务，的确是荒谬绝伦的。然而，左拉在法庭上回答法官时，竟坦然承认道：“我不懂法律，也不想懂法律！”在他那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比法律专业更高的事物。左拉在捍卫那些对神圣的传统、惯例、违反正义和理性的当权者进行质问和抗辩的集体行为的同时，也捍卫了自己超出于狭隘专业的观念王国的权利。　　　　
　　　　保罗·皮可纳说：“除非脱离纯粹正式的、统计式的教育的衡量标准，很清楚，现代社会生产的只是异化的、私人化的、以及非文化的专家大军，他们只在定义明确的狭窄领域里显得渊博。这种专业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关心整体问题的思想家不同，他们正在大量出现，以操作日益复杂的官僚的和工业的机器。而它的理性，在品格上是工具性的，因此只适于完成部分任务，而不能解决社会组织与政治方向中的根本问题。”　　　　
　　　　知识分子一旦被组织成为一个社会层级，并因这种被赋予的身份而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权以后，他们的思维势必趋向于经院主义；惟其如此，才能满足自身对系统化的需要，以及集体组织对统一性的需要。　　　　
　　　　哈耶克认为，在社会研究中，专注于一个专业会造成特别有害的后果，不但会影响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而且可能有损于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能力。他就他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方面打比方，说：“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仅仅是经济学家，他即使算不上危险人物，也很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科塞对专业化倾向的批评更为猛烈，他在《理念人》中作了这样的断言：“如果让他们的远宗，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抢占了知识分子现有的职位，现代文化很可能会因僵化而消亡。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和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和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文化。”　　　　
　　　　萨义德解释说：“专业化意味着昧于建构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结果无法把知识和艺术视为抉择和决定，献身和联合，而只能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来看待。成为文学专家也常常意味着把历史、音乐或政治排除在外。此外，专业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所以，他认为，在今天所有对于知识分子的威胁中，对待专业的态度这一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的威胁是最大的威胁。　　　　
　　　　与专业化相对应的是业余性。　　　　
　　　　所谓业余性，是指一个人的活动包括专业活动在内，仅仅来源于内心的热爱，而不是别人的奖赏和其他的利害关系；所以，他能够挣脱这一专业的束缚，而自觉接受众多的观念和价值。业余性意味着对公共空间——而不是由专家和职业人士所控制的有限空间——的自由选择，更大程度上保障了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性。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萨义德曾经作过“专业人和业余者”的专题讲座，认为身为社会中最富于思想和关怀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指出：“今天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业余者。”　　　　
　　　　知识与生活　　　　
　　　　赫尔岑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特别提到学者的垄断问题，指出：“知识贵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批判那种脱离生活实际的纯理论倾向，认为“把科学抑留在行会当中最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建立在决非圈子以外的人所可接近的纯理论方面的研讨之上。”但是，他接着指出，“超越了理论抽象的现代科学却有着不同的要求，它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尊严，意欲离开自己的王座而走向生活。学者一定阻挡不了它，这是毫无疑义的。”　　　　
　　　　生活的目的何在？　　　　
　　　　赫尔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是在发现价值，而是在创造价值。生活的目的在于生活本身，超越生活的生活便失去了目的。在他看来，不具人格的目的，如生活的目的、自然的目的、事物本质的目的，都没有意义。　　　　
　　　　伯林评价说，赫尔岑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如此清楚地阐述过这个问题。　　　　
　　　　爱默生在题为《美国学者》的讲演中强调行动的教育，说：“行动正是思想的序言。”他嘲笑“书本知识阶级”试图在世界与灵魂之外建立某种“第三类秩序”，于是产生了各种藏书家、校勘家和狂热的注释学者，别人思想的鹦鹉学舌者。他强调指出，行动就是投入生活，说：“思想是一种机能，而生活则是这机能的执行者。河流总可以追溯到它的源头。伟大的灵魂不仅在思想上坚定不移，而且它敢于面对生活。”　　　　
　　　　关于知识社会，有许多种不同的划分范畴的方法。　　　　
　　　　韦伯以讲坛为界进行划分，办法是极简捷的。他说知识界有两大群体，有一群是由讲坛产生的，如教授、学者；还有一群是不涉足讲坛，甚至与讲坛相对抗的，如出版家、新闻记者和作家等。在他的思想中，大学与学问的一体性是不成问题的。他认识到，并且承认知识的体制化和官僚化的事实。　　　　
　　　　日本学者上山安敏在《神话与理性》一书中把韦伯同象征主义诗人乔治作为对立的两个文化圈的代表，分属于“大学人同盟”和“诗人同盟”。他认为，韦伯和乔治的学问观的对立，是通过知识和体制问题上的分歧反映出来的。在乔治的知识世界中，作为知识积累的学问是完全被排斥的，知识创造的根据是神秘主义的体验和直观。由此可以导出获取和运用知识的两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和风格；总括起来，即学究主义与诗人作风。　　　　
　　　　尼采批评现代人重知识而轻人格，说每个人都“随身拖曳着一大堆不消化的知识石块”；尤其嘲笑学者，称之为“毫无感情的宦官”。他认为，人最重要的是学习生活，只有学习生活，人才是真正有文化的。他还提出，需要有一门“生活的卫生学”来监督学术，以“自然的治疗方法”，对我们常患的历史病症进行治疗。　　　　
　　　　勃莱的诗：“贫穷而能听听风声总是好的。”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11）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在其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公共领域”一词的演变，从语源到思想史的意义作出相当明晰的描述。　　　　
　　　　“公共”一词，可以溯源到古希腊城邦，雅典广场及罗马法；它的真正含义，却与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生密切相关。　　　　
　　　　“公共领域”最初包括公共权力领域和公众舆论领域，可是发展到了后来，作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终于分离开来，政府当局的受众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公众”、“公共”，在西欧各国政治词典中的释义，无一例外地与舆论和批判有关。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其实也就是公众舆论领域，通过公开批判而与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　　　　
　　　　18世纪竞争性的市场资本主义为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条件。革命氛围的酝酿，促进了书报的勃兴和阅读公众的形成；由于公众舆论的推动，资产阶级革命也同时得到很大的发展。在理想的民主国家，政府只是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以确保个人和团体的自由，但不能插手干预。但是，当国家和经济相互融合到一起以后，则开始对传媒进行控制，导致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18世纪以来，传媒的民主功能不断下降，公共舆论不再体现为理论话语的自由讨论，作为传媒操纵的结果，即“社会的对话被管理起来了”；公众的文化消费代替了文化批判，“政治冷淡症”开始四处弥漫，喧哗的沉默笼盖一切。　　　　
　　　　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阶级范畴，在哈贝马斯那里，便有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平民公共领域之分。公共领域既存在于社会，也存在于政党、社团、协会，诸种组织的内部空间。在这一领域内，交织着意识形态活动与私人交往活动，前者使国家行为合法化，后者使自由和民主扩大化。　　　　
　　　　就公共领域本身而言，意味着提供一个民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