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幽光-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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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共领域本身而言，意味着提供一个民主环境，通过话语，而不是别的操纵性工具或所谓“批判的武器”进行运作。此即科恩的所谓“话语民主”。公共领域本来是一个自我生产、自我组织的过程，因此，自始至终本应保持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但是，事实上往往为国家所掌握，而使它有可能成为失去自身权力的竞技场。
由于受到政治、法律、经济、道德、文化包括传媒的种种参预，公共领域的结构在不断变化，但是基础机制必须是健全的。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传媒运作的空间，市民可以在此自由言议而不受干涉。如果个人和社会没有获得政治自由，即没有分享到集中到国家手中的政治决策权，更不能在机制方面对决策发挥影响，以致连作为公共辩论参与者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古语说是“莫谈国是”，那么，公共领域将不存在，或者可以说，公共领域根本不具备政治功能。
公共领域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个生活世界，两者互相影响。
在制度方面，一些理论家在相关的研究中引入“市民社会”的概念，并且指出，在这一社会中，为什么形成意见的协会会在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哈贝马斯论述说，在东欧和中欧，由于市民的交往实践被置于秘密警察机器的控制之下，众多自愿者协会受到暴力的强行遏制，结果和平的市民运动所挟带的压力不断增长，所以说，打着“开放”（Glasnost）旗号的改革政策最终引发革命并非偶然。在西方社会，自愿者协会是在民主法治的国家机制的框架内组成的，因此出现的则是另一种政治文化景观。
而在生活世界中，哈贝马斯指出，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处不在，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却具有了共时性效果。大气候影响小气候。这时，差异消失，特色消失，结构解体等等，都对社会的自我感觉造成重大后果。
在公共领域里，权力空间处于真空状态。这里不存在任何压力，最适宜思想的萌蘖和成长；这里的结构同太阳系不同，无须围绕一个太阳活动，因为每一个思想主体都是自我照耀的独立的天体。
媒介：从纸莎草纸卷到因特网
从纸莎草纸卷到因特网，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它们对公共舆论的形成，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官方不是加以利用，便是加以禁锢和摧毁。秦始皇和希特勒的焚书，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禁书目录，近代欧洲和俄国的书报审查制度，明清的文字狱，都是因为害怕思想的传播，而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反文化的例子。
著名的批判理论阿多尔诺对现代媒介不怀好感，针对媒介在日趋松散的社会中代表着某种凝聚力的现象，指出当今绝大多数电视节目都旨在生产那种自鸣得意，消极被动，以及愚昧轻信的东西，这一切正好与极权主义教条相吻合。在他看来，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都属同一个系统。这种相似性，内聚的统一性是危险的。他对“机器神”收音机那种命令式语言十分反感，在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中，甚至把马克·波斯特称之为第一媒介时代的播放模式直接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但是，他同时也提出了极权主义下的去中心化状态，一个关于主体的组构问题。
鲍德里亚认为，媒介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人们渴求作秀和拟仿。媒介创造了一种新型文化，并使之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在这种新文化中，媒介以生产的拟形——拟仿的复数形式——创造现实的替代物，却无法及于现实，拟仿的虚幻性与意义毫无关联。可以说，媒介正是借此完成一种“完美的罪行”。
本雅明与他的法兰克福兄弟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现代媒介的积极意义。他对于电影——艺术中的一种最有代表性的现代形式——的分析是著名的。他认为，观众站在镜头的位置上，而不是演员的位置上，这便提升了一种批判姿态。因此，作者与观众并非处于固定不变的等级制位置上，这位置是可逆的。这样，媒介在他那里便具有了平等主义的推动力。
此外，他还认为，媒介本身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体制介入的影响，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确保媒介特定政治方向的自动保证。媒介潜在的民主化倾向，按实现的方式而言，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对于媒介开拓未来多重语境的可行性，哈贝马斯持同样谨慎乐观的态度。他指出，技术本身内涵着解放的因素，而且，人类具有抵抗媒介的能力，并不是全然被动的。
在沙皇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起而揭露社会积弊，并号召人民同专制统治作斗争。然而，他们的后辈，苏联知识分子并没有这种积极的抗争态度。一方面固然是懦怯，另一方面，则因为在专制政体底下对人民的前途感到绝望。他们在经过精心编制的虚伪的官方日志中，看不见基础的受损程度的严重性。被垄断的媒介所给予他们的大量信息，无时不在向他们宣示或是暗示，他们所维系的社会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于是惰性十足地不断复制麻醉性的作品，反过来帮助官方进一步愚弄人民。整个社会在暗中的错动无序，一直为多年来虚假的秩序所掩盖，所以，当真相突然显现时，不免手足无措。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12）
其实，正如尼采说的：“巨变是从鸽子爪子底下发生的，虽然它在暗中进行，但却是翻天覆地。”
托马斯·曼：“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命运的涵义是通过政治语汇来昭示的。”这位流亡文学家对他的祖国的迅速堕落，充满悲愤之情。
由纳粹主宰的“第三帝国”是极权主义国家的典型，从希特勒直到普通纳粹党员，都十分重视媒介与宣传。除了极力利用1936年奥运主办权，借以欺世盗名之外，还有计划地利用传媒做了大量蛊惑人心的工作。比如持久反复地大做政治性广告；在高音喇叭里播送瓦格纳的音乐，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1934年将原大陆通讯社和联合电讯社合并为德意志通讯社，作为唯一的官方通讯社，和德国报刊与广播电台的主要新闻来源；扩展埃耶出版社为德国报刊出版业的垄断者；至1944年，纳粹党直接掌握的报纸，占德国报纸读者的82。5％；希特勒执政后，立即对德国广播公司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广播内容，使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成为全国广播电台的转播台；为适应洗脑需要，1933年起开始成批生产一种廉价收音机对国外广播；并设立大量干扰台，以严刑峻法相威胁，禁止收听外国电台广播。总之，正如阿伦特所总结的，极权主义有两件随身法宝：除了恐怖，就是宣传。
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高举自由平等的旗帜，倾全力为公共领域催生；但当掌握政权以后，又试图亲手将公共领域扼死。
米哈伊尔·盖列尔在一篇题为《苏联语》的文章中说到，在一个意识形态垄断的国度里，需要而且实际上也在流行着一种特殊的语言，它既是交际的手段，又是镇压的机器，带有全权的特点。他引用阿连·别赞松的话说：“在权力及于‘舌端’的制度下，木头般僵化语言的传播程度最准确地决定了政府权力扩张的程度。”
所谓“苏联语”就是这样一种特殊语言。作为一个编码系统，代码由最高层决定。但是，代码的意义在传达中可以各不相同；在社会等级制度的阶梯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人们了解编码系统秘密的程度，这样就有了不同层次的意义。语言等级化了，整个生活也等级化了，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则使这一语义系统得到进一步的加固。
德国纳粹在掌权后也即着手创立新语言：第三帝国语言。德国印刷品和所言说的一切，完全被那些党的机关刊物规范化了。新语言删除了所有“复杂的”、“模棱两可的”词语（这些词在苏联词典中被标注为“旧词”），以及领导者认为不重要的、不需要的词语，大量掺入党务文本的语言，从而使极度贫乏化成了它的特征。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勒姆佩雷尔指出：“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他发现，苏联和希特勒的文本、肖像学，在宣传技巧、语言加工和符号使用上是惊人地相似。
伯克：“如果没有被统治者的普遍舆论，任何立法机关都无法发挥作用。普遍舆论是立法的媒介和喉舌。”
哈贝马斯：“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仍然会遵循它的权威性结论。”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提出所谓“理想型”的传播自由，他说：“一个良好的社会有赖于事实和观点的自由畅通，也仰仗于对意识和想象力的发展——明确地表达人们的实际所见、所知和所感。任何对个人言论自由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社会资源的限制。”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对电视等传播的消极性后果有所修正，所举的例子是“1989年的革命事件”，说：“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巨变构成了链形事件，它不仅是电视转播的一个历史事件，它自身正是通过电视转播的方式完成的。大众传媒不仅起到了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作用，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不同的是，电视使得游行民众在广场和街道的真实在场转变成为无所不在的在场，因此，他们展现出了革命力量。”
在某种意义上说，1989年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媒介革命。
现代传媒本身即意味着言论自由，一方面诱惑和鼓动大众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实行对国家机器的批判和监督。对于社会事务，传媒不但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
市场化以后，媒介开始从一端走到另一端。它创造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反过来也塑造它，可以说，它与大众文化是难兄难弟，始终结伴而行。
威廉斯指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不受制约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
媒介的传播过程，实质上是主体通过技术所重复强调的文化价值的较量过程。当媒介体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时，主体是独立主体，则媒介的技术力量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是庸众，则可能为技术及其所载的意识形态所战胜。
国家、传媒与公众关系如何？对“大众化受众”来说，传播是否存在着选择的可能性？这里，关键是媒介的操纵者和操纵问题。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在理论家那里，“大众”（Sass）与“民众”（People）是有区别的。麦克唐纳这样界定：大众基本上是失去人文精神的乌合之众，彼此没有联系，大众人是孤立的“原子”；而民众是一个社团，彼此相互联系。
但是，罗兰·巴特论证说，大众文化未必自然地起源于“大众”，而是由企业家们炮制出来的，目的在于追逐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大众。阿多尔诺则主张用“文化工业”一词代替大众文化，以免发生歧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成了大众文化最有力的批判者。他们所以批判，不是因为“大众”的就是民主的，而恰恰相反是反民主的。文化工业对人民的奴役不同于早期统治实践的粗暴方式，而是更微妙，也更有效，因为它可以使牺牲者通过抚慰而进入被接受状态。在整个运作过程中，原来的否定机制失效，工业技术有助于消灭人的自主性。反思或思考行为，都只有在自我意识的条件下才会产生，使个体有目的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组织自身的行动；而且只有思考，才能使个体有机体在同一社会背景中互相联系，共同作用。而文化工业是科技合理性的产物，复制文化，复制人，只能为稳定发达的工业社会生产大量“社会水泥”，就整体而言是缺乏思考的。
伯林说：“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人们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力图防止问题的提出。防止人们提出问题的方法就是将问题压下去，所有的问题都有教条式的答案。如果有人不接受这种答案，就让他闭嘴。”但是，在大众文化哪里，则是问题的直接消解。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13）
阿多尔诺细致地分析和批判了文化工业的强制性。他指出，文化工业无论生产什么商品，都决于这些商品实现的市场价值。利润的追逐决定了文化形式的性质。在渗透着权力结构的文化工业面前，所谓大众，实在是无能为力的。消费者并非主体而是对象。文化工业在本质上说是削平个性，腐蚀大众意识的东西。他以流行音乐的标准化为例，说：流行音乐的目的是要告诫听众采取一种与现实同一的态度，“社会永远是胜利者，而个人不过是透过社会而被操纵的玩偶。”但是，他指出，这种极权主义的寓意并非赤裸裸地表白出来的，而是以一种隐蔽的、含蓄的形式出现，这样便使听众为一种明显的表面信息所操纵而去赞同隐藏的内容。在文化工业中，所有批判和敬畏都消失了；这时，人们既不相信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也不相信进行欺骗的工业文化的产品。质量低劣的文艺作品，变成了家庭中纯粹为了逗乐的附属品。
享乐主义，追逐快乐，培养自恋的生活方式和自私的人格类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它使批判的公共讨论功能不断遭到破坏，使艺术降低至消闲水平。这种文化是一种公开逃避，不但逃避现实，而且逃避对现实的反抗，虽然这类娱乐消遣的作品许诺解放，却是在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
所以，哈贝马斯说：“大众文化消费提供的不是累积的经验，而是倒退的经验。”
在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其他大规模生产行业的两大特征：劳动的高度分工与各种专业话动的等级协调。在这些产业中，没有一个工人，不管在组织结构中的哪一个有利的位置上，都不能单独控制某一特殊产品的生产。产品是整个生产团队通力合作的结果，因此，对任何生产者个人来说，要想清楚地指出他的个人贡献是困难的。
作为个人，阶级或阶层，由于天赋、教育和美学熏陶等造成的隔阂，最不可逾越的限界，都被大众文化打通了，结果成了无差别境界。人类个体永远不可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主体性的丧失，不但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同时也丧失了人道主义，因为在这里，根本不存在自己与他人，个体与人类，因此更不会存在彼此的关联。
对大众文化为知识分子提供表现的机会，科塞认为，只能给予很低的评价。他们可以偶尔以边际雇员的身份在这些机构中工作，像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在好莱坞工作一样。但正规雇员通常会导致系统的疏离和挫折。事实上，大众文化产业对理智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只有那些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