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幽光-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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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
二战过后，在纳粹时代红极一时的两位人物，首席法官施米特和大学者海德格尔在英美和法国备受欢迎，而且在以英语和法语所作的阐释中，大多带有令人惊诧的辩解色彩。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指出，这是一种全盘非历史化的接受。他分析说，法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处在这样一个错觉之下，即海德格尔的哲学的永恒价值同世界历史的某些卑鄙行径毫无瓜葛；相似的情况是，施米特的理论立场，也可以清清白白地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也是虚伪的，而这种接受的结果则是危险的。对此，他强调指出，公正地看待他们留下来的这份有争议的思想遗产的所有未来的尝试，都必须自觉地把相关的事实结合到其分析的观点中去。
事实是不容忽略的。
海德格尔是一道难题。
所以说是难题，是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既可以作为知识论看待，也可以作为人生论看待。倘是前者，那是形而上学的存在，在逻辑的演绎中包含学术的创见，因此应当肯定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倘是后者，那是活着的存在，绕不过去的是如苏格拉底说的“正义地生活”的问题，这样，只好否定海德格尔，因为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徒。
关于历史人物的完整的评价，应当把学术置于人生的观照之下，而不是相反。然而，学者大抵是主张超道德的，所以不会放弃知识论。在类似二战一样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海德格尔在中国如同在法国一样，随即成为“时髦的哲学家”，由此很可以窥见中国知识界的整体状况。
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兴起，知识左派的势力在反文化运动中迅速扩大。及至七十年代中期以至八十年代以后，右翼占据权力的中心位置。从此以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对萨特和阿隆等的态度产生很大的变化，这是与不同的政治气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不同的政治派别的地位有关的。
在中国，对五四，对革命与改良，对孙中山与康有为或鲁迅与胡适的评价，同西方相比，似乎隐含着某种对应性。但是，无论前后变化如何，却都一样离不开各自固有的立场。
科塞认为，法国大革命前后崛起的“思想家”在拿破仑时代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专制政体的强化，而是与新世纪开始之后的“观念气氛”有关。也就是说，这种气氛对于“思想家”是不利的。
他这样描述说：“启蒙的意识形态不仅面对掌权者的警察手段，还面对社会的冷淡，这个社会的臣民在追求私利，谋求职业。年轻一代追求实际训练而不是一般修养，追求现行社会下安全妥当的职业而不是包罗万象的思想。由于读者慢慢消失，‘思想家’不再能抵抗当权者的要求。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要么从公众舞台上消失。思想家的时代结束了。”
失败：一种宿命
由于知识分子坚持其个人的独立立场，因此将永远作为“原子”而存在；即使因某种联合的需要构成为集体，也是耦合集团，无从改变其在知识界中的少数地位。
知识分子命定是弱势者。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16）
关于统治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权力社会中，都必然有着知识界的参与，即与政治集团共同建立并维持“统治话语”。但是，即使现今的社会条件已然发生很大的变化，知识阶级也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它作为知识生产者是独立的，而作为政治参与者则是依附的。诺姆·乔姆斯基指出：“和许多后工业社会理论家的幻想相反，权力并没有落入他们手中。”
所谓“新阶级”仍然是旧阶级。
被称作“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为苏联的民主化奋斗终生，为此，他被权势者看作害群之马，在他的同行中间也处于孤立的地位。作为知识分子，他不但言议，而且实行。但是，当他进行所有一切的时候，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曾任列宁格勒市市长、学者阿·西·索布恰克在一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萨哈罗夫，其中写道：“萨哈罗夫不是一位政治家，也许，正是政治要了他的命。”又说：“萨哈罗夫死后，人们才接受了他的主张。这不是政治领袖，不是一位预言家。这位预言家不是靠自己的斗争，而是以自己的死取得了胜利。俄罗斯是跟在俄罗斯预言家的棺椁后前进的，整个国家也是这样前进的。”
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是先知而已，而且，只能是悲惨的先知。
法国总统密特朗与美籍犹太裔作家威塞尔对话时承认，“在任何时候，参与时事的作家大都因此而受到惩罚：1945年，被枪杀的正是他们，而不是那些参与构筑大西洋屏障的人。知识分子的责任确实比那些金融家和企业家更加重大。”
他们在共同说到知识分子由于履行过于重大的责任而受到惩罪时，分别举了一些例子，说知识分子在苏联，1936年或1952年都有一批人遭到处决；还说到苏格拉底、西塞罗和塞内加都是被迫自杀的。对此，密特朗总结道：这都因为表达了与众不同的思想而造成的。他说：“作家只要写作，就必然会有危险。”
毕竟是西方政治家。
鲁迅在一次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中，把知识阶级分为真假两种，说是“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的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所谓“真的知识阶级”，实际上就是我们惯称的知识分子。他指出，“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一方面离不开现实社会，一方面又与社会相乖违，这才叫知识分子。
科塞说：“力求实现革命知识分子乌托邦的最新和最宏大的努力，注定了几乎要从观念地图上抹掉乌托邦。”
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疏离，个人空间的扩大，“占有的个人主义”将代替集体主义而成为社会的主宰。这时，人们的目光开始从公共性问题那里移开，而专注于私有范围，以对物质和服务的消费为满足。这种“个人自治”的状况，即放弃公共参与和对政府行为的质疑，无疑地可以降低对国家统治制度的潜在威胁；然而，听任其发展，又将导致对权力的漠视，这对国家战略发展将构成另一种危险。对于一个不愿意放弃控制的政府来说，这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国家将会通过调节，把这种个人化趋势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
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左右社会，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人们对物质享受的永无餍足的追逐必然导致启蒙意义的消解。启蒙思想家意欲亲近的是庸众，而受到最强大最持久的排拒者也是庸众；庸众是他们的工作对象，而庸众也正是他们的掘墓人。
大多数对极少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1）
有些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样的，有些人不；在堪作榜样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他们，并且包含某种厌恶、怜悯和尊敬。粗略地讲，这就是英雄与圣徒之间的区别。
——＇美＇苏姗·桑塔格《西蒙娜·薇依》
1
宛如一道光束，投向黑暗深处，使周围的人类现形。这是一道幽光，因苍白而显得强烈。
自从有了酋长及各式权威的时候起，人类便在另一种意义上被创造了出来，并根据一个被确定的目标不断地加以改造。结果，离自然人愈来愈远。所谓自然人，那是人类的童年，单纯，幼稚，却保持了生物学意义的自由，最起码的自由。中世纪把对自由的剥夺制度化了。你以为巴别塔真的建造不了吗？一个信仰，一个意志，一个中心，众声嘈杂最后演绎为一种话语，这样的社会秩序不是巴别塔是什么呢？历史教科书肯定夸大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功绩，他们虽然给神学以沉重的打击，把社会从迷妄中拖曳出来，却并没有解除对个体的精神禁锢。显然，巴别塔比巴士底狱更难摧毁。发端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性解放的洪流刚刚涌动起来，到了启蒙时代，便为理性的闸门所节制，个人的本能、欲望、各种活跃的情绪，只好在漩涡中悄然沉没。进一步，退两步。从整体主义回到整体主义。那时，几乎只有卢梭一人向自然人的方向逃跑。即便是这样一个反思——不同于笛卡儿式的思——的人物，你可以看到，他的背后仍然夹着一条理性主义的小尾巴。及至二十世纪，政党迅速成熟，意识形态急遽膨胀，无论是物质的人或是精神的人，都被高度组织化了。组织是不容玷污的，清洗异类当然要比宗教裁判所更具规模，也更为严厉。谁不知道古拉格和奥斯维辛呢？
这时，人意想成为自己已经变得不易，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了。不同的社会角色，一致把服从他者当作共同恪守的准则。譬如公民，你看众多雷同的面目，就知道那是一群复制品，模子就是法律；工人是操纵机器的机器，农民是驱赶牲灵的牲灵；政治家和革命家，其实也都是为权力原则所支配的人物。自古而今，角色定位大抵是由权力者和知识者进行的。知识者也是立法者。他们最喜欢标榜“价值中立”，实际上同权力者一直保持着暧昧的关系。总之，人被不同的角色分解了。表面上看来，人们都在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其实是根据角色所规定的范围行动，甚至将奴性内化为本能，行动着仅在于适合相应角色的定义而已。
不是人产生规范，而是规范产生人。于是，人类的每个分子变得彼此愈来愈相似，没有个人，只有人群。但是，你知道，人性中所有可珍贵的部分都是属于个人的：爱、同情心、自由意识、理想、信仰、尊严感，等等。在一个社会里，当自我成为必要的丧失时，价值世界便完全被颠倒过来了。崇高遭到鄙夷，卑贱变得高贵；同流合污是明智的，特立独行者是愚人；健全的被视为病态，畸形被当作完美。真与假，善与恶的限界消失了，连道德本身也成了可嘲笑的对象。人们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里，偶尔顾及历史的进步，还得看大人物的怀表。
人性的黑暗令人沮丧。
社会的进步，毕竟得依靠美好的人性去推动的。当你读了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类阴暗的书时，当会觉得纳闷：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人类还有拯救的希望吗？那么，读读薇依！你得相信：光就是光，光同黑暗一样实在，即使十分微弱，仍然暗示了未来变化的某种可能。读读薇依，读读这位圣洁者，你的眼睛想必会因她的照耀而明亮起来！
2
在巴黎，西蒙娜·薇依还做着小姑娘的时候，尖锐的个性和致命的自尊心就显露出来了。因为自觉天资平庸，不如哥哥安德鲁，她居然产生过寻死的念头。所以，你不明白：如此自爱的人，后来怎么会发疯般地爱起别人来，甚至让你觉得她只是因为爱别人而爱自己，——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有关的传记好像缺少了一个中间环节。但是，你可以推测到其中至少的两个原因：其一是女性，在薇依那里则是女儿性和母性。她没有妻性。女儿天生柔弱易感，且倾向于独立；母性博大温厚，是无限的给予。教师品性可以看作是母性的转移。妻性不同，代表的是依附性，封闭性，奴隶性；她终身未婚，在意识深处是否潜在着对妻性的逃避？这是可能的。还有一个原因来自她父亲。那是一位医生，医生的周围都是病人。所以不幸者的痛苦、恐惧、隐忍、期待与死亡，会影子一般地纠缠她。
不过，爱之于薇依是有选择的。你注意到没有，她一生有两个偏好，除了嗜烟之外，就是爱穷人、工人、农民、流浪汉、犯人，爱底层的人，没有文化或智力落后的人，弱势者和不幸者。她说过，“爱就是愿意分担不幸的被爱者的痛苦。”她把爱，连同沉重的苦难负担起来，并以此为幸福。这是一种命定的爱。她一生没有离开过他们。
法国大革命创造了“博爱”一词。薇依对弱势者和受压迫者的偏袒与维护，在形式上，明显违背博爱的原则，其实，正是她这种倾心于社会底层的态度，使她成为大革命的最忠实的儿女。她的朋友，教士梯蓬用“抗衡”的概念概括她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观念：社会在何处失衡，她就在天平的轻的一端加上砝码，随时准备做战胜者营垒中的潜逃者。这样，她就永远地把自己同那些喜欢把诸如“宽容”、“公正”的大词挂在嘴边的机会主义者分开了。
自巴黎高师毕业以后，薇依被派往勒浦伊女中任教。在这个小城里，她，一位年轻出众的学衔获得者尽可以安娴地享用她的荣誉，何况，校园历来是宜于安顿哲学的。可是，工人的贫困很快地吸引了她的全部的注意力。
为了了解褴褛的一群，她可以同清洁工一起呆上整整一个小时，甚至对清洗技术也发生了兴趣。她尽量设法下矿井，挖土豆，干农活，让劳作深入体内，有时上课还穿着沾满泥巴的士兵鞋。从外表看，她是个忧郁的人，但内心是热烈的。她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穷苦人。平时，她的房间是敞开的，为的是方便失业者前来吃饭。由于她分掉了大部分的薪俸，致使整个冬季，房间就像野地一样冰凉，连生炉子的钱也付不起了。
穷人是一个陷阱。你知道，薇依迟早要掉进去的。事实上，她到勒浦伊不久，就被碎石工场的失业者给拖累了。当然，这种霉头是自找的。她完全可以夹着书包，袖着手，优雅地站在道旁，目送他们穿过米什莱广场，然后消失于市政府。她没有这样做。相反，她不但参加进去，而且充当了他们的谈判代表和辩护律师。结果，工人胜利了，而她这名“假劳动者真政治煽动分子”，则遭到当局的监视和传媒的诋毁。由于无视当局的警告，她一度被抓进警察局，但是，合法的暴力并未曾阻止她同罢工工人在一起。最后，市长不得不亲自出面，强行把她调离这座城市。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2）
对此，薇依没有任何沮丧的表示。她说：“我一直把解职视为我生涯的正常结局。”应当说，她是有准备的。
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很难想象，薇依一生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目的是把薪金省下来分给别人；也很难想象，她那般绷紧般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