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行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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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寨有一个拥有五名教师的小学校，全校学生有六十几个。这五名教师每人每月只能领到六十多块钱，而且工资拖欠情况相当严重。所以今天的几位老师借新房落成请吃酒的机会，个个都喝醉了，他们的心情自然不难理解。像这样最基层的民族地区小学教职工的相关待遇问题，不知上级教育部门知道多少。
晚饭后，主人招呼我洗浴，这是板瑶人在高寒山区生活养成的古老习俗。沐浴的热水里加了很多野生药材，它们的汁液，防风祛病、健身强体。按规矩，客人必须先洗第一桶新水，然后才是家中的老人、女人、孩子。我爬进一个一米五高的木桶，进去半蹲下刚好露出一个头，木桶内的浴水呈褐红色，温度适中，一股草药香味直冲脑门，不一会，人在热气腾腾的浴桶内已飘然欲仙了，约半个小时后出浴，顿觉一身轻松，白日的辛劳一扫而光。良久，头顶上还充满一种奇妙舒心且无法言表的清凉之气。
这一夜我酣睡得不知人在何处。
清晨，老赵的小儿子富丰专门上山来接我，照例吃完油茶之后，我们踏上下山的路。两个半小时后，我们回到了赵家八角楼。一家人正有规律地忙着房前屋后及山地中的农活，我则乘此机会整理自己的资料。几天来，我已用DV数码摄像机跟拍了几百分钟的录像素材，真实记录了这个离群索居的瑶族人家的起居生活。他们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神秘莫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他们平凡得像一缕清泉，静静地流淌着，有着自己的生命的律动。这里的所有，都是老赵带领家人创造的，他们用勤劳和智慧装点着生活，创造着未来。通过我对山里山外的两种生活环境的对比，我心里对赵金泰这个人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学会丢弃，敢于丢弃，勇于创造，无疑是人的一种不凡品质，这一点老赵做到了……
又是一个浓雾的早晨，我带着无限的眷恋就要离别赵金泰的全家，离别这令人难忘的八角楼了。
老赵一家，依依不舍地送我上路，直到我要转过山弯的那一刻，还看到他们一家人站在八角楼房前的田埂上默默地目送着我这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的匆匆过客。
我想，有一天我一定还会再次走进八角楼，那时一切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第二部分一枚银戒指
早就听说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苗岭山脉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杰地灵，族源悠久，在与大自然共存的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服饰文化。怀着敬重的心情，我于1999年10月自东向西，终于踏上这块神秘的土地。一进入台江县境内，就能看见车窗外不时闪过挽着高髻发式，插龙头银簪的苗族妇女。
当路过一个山寨时，见寨头的石桥上坐着几十位身着苗服的姑娘，服饰色彩鲜艳，特别抢眼。我急忙停车问她们。原来她们刚刚送走一位同寨新娘，还沉浸在喜庆的欢乐之中。我暗自惋惜，错过了一次机会。姑娘们似乎窥出了我的心思，答应明天专为我穿上盛装拍照。
太阳西下，距寨子不远处有个加油站，我决定在此驻车过夜。
深夜，山区格外寂静，虽然已进10月，气候依然闷热，两个值班的加油工人早已钻进蚊帐进入了梦乡。
宿车，是我最寻常的一种睡眠方式，不花钱住宿，是自定的“中国行”必须遵守的众多原则之一，用节省下来的经费去征集更多即将流失的民族民间艺术珍品。为了保证宿车时有足够的氧气供呼吸，摇窗玻璃至少要留出一厘米的间距，这就给蚊虫留出了可钻之隙。入夜，不知有多少硕大的花蚊子“溜”进车厢，它们会疯狂地寻找最适合“下手”的位置，然后，俯冲、落定，将尖尖的“吸管”迅速扎进毛孔内。为了对付它们，我将全身的神经末梢都调动起来，只等某个不要命的家伙落定时快速拍死它。但拍死的远没有钻进来的多，如此轮番“作战”，时间久了，我的神经开始麻木，浓浓的睡意一浪高过一浪地涌来，直到全部放松下来，任凭它们上下飞舞地享受我的身体。房檐下一盏鬼火似的灯光在风中摇来晃去，似乎在嘲笑我被蚊虫叮咬的狼狈相。凌晨，我几乎是和吸足我鲜血的蚊子同时睡去的。
一觉醒来已是早上八点半，一边搔着满身红疙瘩，一边捆好睡袋，驱车来到寨前的空场上。
这里是台江县革东镇源江古寨，现有一百七十多户人家，人口八百，两百年以上建寨史。寨中老人们依然穿着自制的土布衣裙，男人和年轻的女性服装已紧跟时代装束。有几位昨天认识的姑娘热忱地将我接到她们家中，不一会儿，屋子集满了人。按照本寨的习俗，人们分头去自家拿来一捆柴或一碗米，或一只蛋、一捆素菜。我也跑到路边买了六斤猪肉。好像这是一次真正的AA制大聚餐。苗族素以好客著称，“进得家门都是客”，并有“一家的客人也是全寨之客”的风习。
真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最可贵的品质，尤其是到了淳朴善良的少数民族原住民中间。
三张桌子拼在一起，二十多个人围成一圈。我惊奇地发现，除我之外，竟没有一个男性作陪，莫非我进入了女儿国？
饭后，只见姑娘们挎来一个个斗大的长腰篮，这是用来专门装放她们最珍贵的冬季盛装和银饰的。她们各自梳妆打扮起来。首先用菜籽油把头发漂亮地挽在头顶上，然后开始穿宽裙开领、胸前交叉的“乌摆”（意为“绣花的衣裳”）。“乌摆”由数十块不同花纹、不同样式的挑花刺绣图案精缀而成，沿托肩处镶长方形刺绣图案，衣边镶宽约寸许花边。下装为青素长百褶裙，围绸缎刺绣裙片。服装以自织土布的藏青蓝为主基调，配以红、蓝、紫等色线刺绣的传统纹样、各种吉祥花卉构图、可爱的龙纹和狮子形象，再配上银角、银冠、银花、银簪、银梳、插针、耳环、耳柱、耳坠、项圈、项链、围腰链、压领、披肩、手钏、手镯以及各种银片、银泡、银铃等佩饰。一般一套完整的银饰重量达十多公斤，整套着装完毕既显得隆重、热烈和奔放，又在富贵中透出大方和端庄。年轻的姑娘经过这番打扮，一下变得非同一般，光彩照人。那种充满自信的精神气质，令人神往不已。
我们始终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精美的服饰，会给人带来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充实。
夜晚，我回放着白天拍摄的精彩录像，寨子里的大人、孩子观看到自己和身边熟悉的人活灵活现地走上电视，那高兴劲儿，真的无法形容。人们不时发出阵阵心花怒放的欢笑声。我独自躺在草垛上享受着这些淳朴的苗家儿女快乐的满足感。心想，一个人能给一群人带来快乐，就是丢弃所有也心甘。后来一位寨中长老拉着我的手说：“这可是寨子里自古都没有过的新鲜事。”而姑娘们则说这是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从每个人的表情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对本土文化的崇拜，在少数民族心目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
回到房东家时，村长和支书及村委会的干部一起来看望我。我这才想起，来寨子里访问，事先没有向村干部打招呼，真是失误。村长开口说：“我们感到很惊讶！不知是哪位这么有号召力，不花一分钱就把寨子里的人组织起来，而且搞得如此隆重。我们所有的村干部都很羡慕你啊！”
我分不出这是夸我还是讽刺我。赶紧先道歉，再拿出证明和介绍信之类，请村长多原谅。
次日，昨天兴奋的情绪显然已波及到寨子里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一大早，她们盛装打扮，陆续来到空场上，自发地唱起高亢激昂的“飞歌”，跳起古老的皮鼓舞。那种悠然自得的豪迈气质，自信博大的胸怀，坚不可摧的凝聚力，不正是长期孕育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积淀在心的体现吗？任何一个外来人都会被这原创的文化魅力所感染……
是什么力量使她们如此兴奋呢？是功利？是虚荣？一切似乎都不足以让她们如此表达。显然是深藏心底的某种本质的东西被重新唤醒、激活。如今，一些年轻人出去打工带回的一些信息，使得所谓现代、急功近利的市场化，廉价、低俗、粗制滥造的生活日用品，包括十几元一套的西服、衣裙等，冲击着他们旧有的生活方式。原来一套自己的民族服饰要缝制几年甚至十几年，带着她们的情感及对未来的希望，延续着族群中的精神、灵魂及审美……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开始模糊了，动摇了，改变了。正当人们在怀疑、否认自身文化而一心向往着“现代化”时，一个外面世界来的人，忽然将她们视为现代的镜头对准了她们祖辈曾为之荣耀的生活，这是从未有过的感受。那种受尊重后的觉悟无可阻挡地被一下子点燃、勃发出来。其实，当寨子里面的人们试图向“现代化”靠拢时，我们的都市人已经有着强烈的“回归”的欲望，返璞归真已然成为新的时尚潮流。在这交错中究竟谁错了呢？
寨子里的姑娘们瞒着我，每人凑五角钱，悄悄地请银匠连夜打制了一枚刻有“出入平安”字样的银戒指。在我上路时，她们一边齐唱“恰央”（苗语）送客调，一边郑重地双手将包着银戒指的红布包送到我的手中。这里面包含着她们厚重的心愿和深切的祝福。听着飞歌，挥手道别，心中更是觉得这些不识多少字的苗人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深知，她们回报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对她们本土文化的尊重！
在途中常常想，我的行为本身，或许已经突破了“考察五十六个民族民间艺术”的范畴，而具有更宽泛的社会人文意义，这是我未曾想到的。
第二部分苗疆绣女王安丽
贵州台江县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部、清水江中游，是清代著名苗族农民起义领袖张秀眉的故乡。全县人口十四万余人，苗族占了百分之九十三点九，是苗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素有“苗疆腹地”之称。苗绣，则是黔东南苗族的传统手艺，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其精湛的工艺、绝美的图案造型，在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县城街道的一角，坐着一位卖小杂货的老太太，她叫王安丽，今年八十三岁了，曾被文化部授予“民间艺术家”称号。老人戴着老花镜，在一块深蓝色粗布上飞针走线。我不忍打断老人，蹲在一边看她刺龙绣凤，直到她发现我，操着一口苗族普通话问：“你看哪样？你是做啥子地（‘地’，是方言的尾语。下同）？”我说明来意，老人便请旁邻照应小买卖，转身说：“我带你去屋里头。”老人挺直的背影和有力的步态，让人看不出她已经如此高龄了。老人的家是一排由三间屋组成的木瓦结构平房，正房的中央有一火塘，是做饭、待客、聊天的场所，两边的耳房分别是卧室和杂物间。迎门的墙上挂着一幅显眼的大奖状，是1991年首届中国民族民间剪纸大赛二等奖证书。老人指着奖状自豪地说：“这是国家发给我地。”她从卧室内搬出一个大木箱，打开箱盖，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绣片和苗族服饰呈现在眼前，我惊呆了…… “这都是您绣的吗？” 老人轻轻地说：“是呵，我们苗族女人，不会纺线织布、绣花做衣服，嫁都嫁不出去，从小就要跟妈妈学做了嘛。”她走进里屋拿出一大摞绣花底样。 “是我自己剪地，苗族女人人人会绣花，可是会剪底样的不多。我不用画样，花样都在心里头，想哪样剪，就哪样剪。人家都到我这儿买，一张一角钱。” 老人指点着，这是蝴蝶花，这是龙花、帽花、鞋花、围腰花、衣袖花……我大概数了一下，足有百十种不重样的花纹图案，有人物、动物、花草植物，表达驱恶避邪、纳福吉祥之意，又多以几何形纹为主要表现形式。学织布绣花就嫁不出去”的古风，在现代都市人听起来，似乎不以为然，但是在王安丽生活的那个地方，却是千真万确的。王安丽是台江县排羊乡九摆寨人，苗族，老伴已过世，现独居，靠做小买卖贴补生活。她八岁起学剪花、刺绣，精通打籽绣、辫绣、绉绣、堆绣、结绣等。十六岁出嫁后，生养了九个子女，其中五个夭折。 “那时，我兄妹六人，我是最大的一个，长得灵秀，人才好，手巧，是寨子里有名的乖女娃娃。我妈妈要我嫁给我舅家的仔，他比我小，人才又‘瞥’（不好的意思），我不愿。后来就‘祢姜’了。”黔东南苗族实行家族外婚制，即姑舅表单方优先婚配，严禁姨表兄妹通婚。“祢姜”是作为对本氏族家庭的姑娘不能“还娘头”的一种补偿。外甥女为了获得外嫁权，须由未来的女婿献给舅舅一笔钱物，又俗称“外甥钱”。当年寨子里有专门给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游方（苗语译音）坡。游方坡就是情坡，是年轻男女对歌恋爱的地方。一般都在寨子的边边上，风景好，僻静。游方是苗家青年男女的自由和权利，是老辈传下来的。有句古话说：男女不游方，死后走不过阴山，穿不过地狱。游方也是有规矩的：不能一男一女单独上游方坡，至少要三五成群；不能带酒肉；游方坡上如果有男女越轨行为，本寨人有权棒打外寨男子，女娃娃也会受到本族长老的严厉惩罚（这些不成文的古规通常是以歌词或讲古的形式代代相传的）。每到家闲和节日，女娃娃们打扮得花一样。“只要在午后听到拍掌、吹木叶或打口哨声，我们姐妹们的心都跳得像打鼓一样咚咚响，那是外寨男仔们相约游方坡的信号。大家都来到游方坡后，男仔礼貌地叫我们‘阿妮’，我们叫男仔‘雄’，意思是‘鱼’和‘山鹰’了嘛。我们都是用对歌了解对方地。” 老人说，和喜欢的男仔玩耍、唱约歌，一首接一首，有唱不完的心里话，越唱心里越敞亮，越唱情感越亲热，不吃不睡，都不觉累。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风尚习俗、族规戒律的延续，是必须要和人类的生存紧密关联的，苗族人更是如此。所有利于生命繁衍与兴旺的事物，都会被创造、保护、继承和发扬。尤其当一个族群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与自然共存时，这种渴望人性本能的自由与公众道德约束的对应，无疑是和谐统一的。出生一年后，按照习惯，王安丽的妈妈就开始为她准备嫁衣了。自古，苗人从种棉到纺纱、织布、煮染、缝纫、挑花、刺绣，全靠自己手工来做，挑花和刺绣用的五彩丝线，也是自己养蚕、抽丝，再采来天然栀子花和其他花草煮染上色。寨子里的姑娘都暗暗比手艺，王安丽就想法子，把一根丝线破成四根，再绣花。这样费工，但人家女娃娃都比不上她绣的花好看，慢慢传出了名，就有人来请她绣花、剪花样。攒了一些钱，妈妈请银匠给她打做了全套银器首饰，有十多斤重。到了十四五岁时，她的出嫁用品就备齐了。说起这些，已至耄耋之年的王安丽的脸上笑眯眯的。那时，灵秀手巧的王安丽游方坡时，爱上了邻寨的一个年轻仔，到了十六岁，她就和相爱的男仔商量“偷婚”的事。这是苗族一种古老的婚俗。传说很久以前，妹仔裴依和男仔享久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却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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