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89-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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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衰落是有其必然性的，但这种必然性并不是因为墨家文化不具有社会的普遍意义，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没有给墨家文化留下存在的思想空间和社会空间。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并立的时期，每一个诸侯国在人们的观念上都是独立的、平等的政治实体，墨家知识分子完全能够以一种超越的态度对待各个诸侯国的政治利益，而超越了各个诸侯国的具体的政治利益，才有可能超越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但当秦王朝统一了中国，这种和平主义的主张就失去了固有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时，整个中国只剩下了一个合法的政治实体，而对这样一个合法的政治实体，就不存在一个超越与不超越的问题了。你或者承认它，那就等于承认了它镇压国内反抗力量的合法性；你或者不承认它，那就等于承认了国内反抗力量存在的合理性。这都不意味着和平主义。与此同时，墨家文化在本质上就不是一种社会教育文化，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文化。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垄断了教育，就是因为只有儒家文化是以为现实上层社会输送人才为基本目标的。在已经分化了的社会上，受教育者是在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目的下接受教育的，没有这样一个目的，一个人就没有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更没有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刚刚产生的历史时期，是它刚刚获得了社会价值和社会尊敬的历史时期。它较之一般社会群众自然地具有优越性和更广阔的发展前程。在这时，墨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然地就有很多的追随者。但当儒家文化、法家文化都具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墨家文化那种自苦自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之”的教育宗旨就没有更大的吸引力了。这注定了墨家教育不可能在与儒家教育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墨家文化缺少儒家文化的那种柔韧性，儒家文化依靠自己的柔韧性度过了秦王朝严峻的政治专制的时代，在汉代获得了政治统治者的赏识，成为政治王朝的首选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论敌的墨家文化成了一种异端邪说，就更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翻身的可能了。
鲁迅与中国文化（二）第14节
在中国古代，惟一一个从外国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是佛家文化，它也是中国古代惟一一个具有超人间的终极关怀和精神关怀的宗教文化。
佛家文化是一个独立自足，有着自己独立的哲学、逻辑学、宗教仪式、宗教戒律、宗教建筑、宗教绘画等的完整的文化系统，并且其中又有诸多不同的门派。对于我们这些“槛外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阐释佛家文化的全部内涵。在这里，对于我们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固有的各种文化的不同特点，以及它在中国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春秋战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在这个时期，“国”既是一个政治的实体、权力的实体，也是一个经济的实体、财富的实体。占有了“国”，就是占有了最高的权力和最大的财富；不占有“国”，就不占有最高的权力和最大的财富。也就是说，当时的“富”且“贵”者是各个诸侯国的政治统治者们，而不是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或者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或者出身于获得了较稳定经济收入的百姓家庭，而不论出身于这两种家庭的哪一种，他们实际上都是平民阶层的成员。他们是通过文化、通过知识与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政治统治者建立起联系，并获得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更大的空间的。当时的政治统治者，不是作为“国”的拥有者陷入到政治、军事斗争的旋涡里，就是像伯夷、叔齐那样抽身于政治而返归山林，走上归隐的道路。他们都没有想到要著书立说，没有成为知识分子，没有在自己人生体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仅仅属于自己的文化学说，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的体系。不论法家文化、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墨家文化，体现的都是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中国文化不是由贵族政治统治者建立的，而是由平民知识分子建立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局限性所在。平民阶层的文化首先关心的不是人类的精神出路，而是人类现世间的出路。道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怀，儒家对人与人关系的关怀，法家对政治的关怀，墨家对和平的关怀，都是一种人间关怀。他们也讲精神，但他们的精神也是人间生活的精神，是与人的人间需要、现实生活的要求密不可分的。而佛家文化则不同，它是一种贵族文化，是从贵族阶级中产生的，是在贵族生活的背景上产生的。贵族生活不一定产生佛家文化，但佛家文化却只能产生在贵族人生体验的背景上。平民生活与贵族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因而也有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平民生活是在与现实物质世界的相对疏离状态中形成的，平民的一切痛苦体验都与这种疏离状态有关：平民没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绝对的政治权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感；平民没有丰裕的物质财富，他们的物质生活没有绝对可靠的保证；平民因缺乏权力的和物质的可靠保证而建立不起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的友情的需要和爱情的需要都不容易得到满足。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体验中极其自然地就希望与现实的物质世界建立起更牢固的联系。与权力的联系满足他们的安全感，与财富的联系满足他们物质生活的需求，与人的联系使他们感到精神上的满足。而贵族生活却不同，贵族与现实的物质世界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上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最大的政治权力，拥有最巨大的财富，拥有最广泛的社会联系。在平民看来，他们的生活已是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他们是不应当感到痛苦、感到孤独的。但只要我们曾经读过《红楼梦》，我们就会知道，这些裹金戴银的贵族在自己的生活中同样充满了孤独和痛苦。只不过他们的痛苦不是由于现实权力和物质生活的匮乏，而是由于现实权力和物质生活的餍足。他们似乎什么都得到了，但得到的所有这一切对他们都没有了实际的意义。他们没有在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中感到幸福，反而受到了所有这一切的严重的束缚。一个庞大的物质世界左右着他们，而不是他们左右着这个物质世界。佛家文化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活的基础上仍然感到孤独和痛苦的人。他出身于一个贵族的家庭，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拥有财富，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但精神的痛苦仍然困扰着他。当他开始思考人间痛苦的原因的时候，就不会认为人类的痛苦是由于物质生活的匮乏了。他感到的是，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人要摆脱自己的痛苦，就要摆脱这个物质世界的困扰。释迦牟尼把马送给了别人，把妻子送给了别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当在自己的苦行中也没有得到灵魂的解脱之后，开始在菩提树下冥思宇宙人生、冥思人类出路，终于对宇宙人生有了自己的“觉悟”，创立了自己的宗教，创立了佛家文化。
只要我们在释迦牟尼这样的人生感受中思考这个世界，我们就会感到，对于我们，有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外在的现实的物质世界，一个是内在的超越的精神世界。外在的现实的物质世界则是我们一切痛苦的根源。而我们之所以离不开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这个外在的现实的物质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肉体，有我们的肉体所具有的感觉能力。人的感觉把人同物质的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使人产生了对物质世界的依恋，对物质世界的感情，产生了人对物质世界的欲求，产生了对物质欲求的追求及追求的意志。所有这一切，都把人牢牢地束缚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不得超升。所以，佛家文化首先给我们区分的是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人类要摆脱自己的痛苦，首先要从这个物质的世界中超升出来，摆脱物质世界对自己的束缚，进入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这个纯粹的精神世界就是佛家文化中所说的“涅”。“涅”不是释迦牟尼自己创造的，而是从印度固有的宗教观念中接受过来的，但他却对人类获得解脱、证得涅的道路做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解释。佛家的涅境界，与道家的“道”是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的。道家的“道”没有遗弃物质世界，而是一个在人的近于无意识的意识中的物质世界。它不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绝对分离状态，而是二者的有机融合状态。佛家的涅境界则不是如此。它是对物质世界的完全的超越，是脱离开物质世界的任何羁绊而实现的纯粹精神的飞升。
我认为，在世界的宗教文化中，佛家文化是最具有学术性质的文化，因为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信仰体系，不仅仅是一种修行方式，同时还是一个感受、认识世界，感受、认识人生的思维过程和思想方法。佛家文化主要解决的是人类怎样才能超越于物质世界而实现自己的精神升华的问题。在平民知识分子这里，由于他们的自然欲望就是把自我同外在世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以不论他们的思想学说有着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其目的还是为了认识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驾驭乃至改造这个世界。他们相信人类能够通过认识世界而驾驭自己和驾驭人类，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是趋向于乐观主义的。佛家文化则不同，它是建立在对整个物质世界和现实人生的悲观主义基础之上的。它认为“人生皆苦”，生、老、病、死都是苦，遇到怨仇憎恶的人和事是苦（“怨憎会苦”），离别所爱是苦（“爱别离苦”），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得不到实现是苦（“求不得苦”），人的所有的感官欲望、情感要求、意志追求、理性愿望，乃至全部思想意识要求，都是“苦”（“五取蕴苦”）。所有这些生理的与社会的痛苦和烦恼，都不是人所能够避免的，不仅过去、现在不能避免，即使未来也不能避免，“三世皆苦”。人生为什么是痛苦的？因为人和人生同整个物质世界一样，是没有自己的确定性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都是在生死流转的因果联系之中形成的，有因才有果，果又为因，因又生果。没有自性，没有确定性。它把人生划分为若干阶段（十二因缘等），认为人从愚痴无知（“无明”）到老死，一环套一环，是一个轮回的过程，一当进入这个过程，人就没有了真正的自我，人就被束缚在这个因果链条上，无法摆脱人生的苦难，而所有这一切的总根源就是人类的无知（“无明”）。这种轮回还发生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世代之间。只要人类无法超脱于这个因果链条，人就永远陷入到无休止的六道（地狱、鬼、畜生、阿修罗、人、天）轮回之中，不得超生。人类要摆脱自己的痛苦和烦恼，就要断灭与物质世界的联系，断贪绝欲，从这种轮回中超脱出来，实现精神对物质的超越，证得涅。而要实现这种精神的超越，就要遵循特定的方式和方法，这就是佛家文化的“道”。佛家的“道”与道家、儒家、法家的“道”，都有根本的不同。道家的“道”是一种物我未分时的混沌状态，儒家和法家的道都是一种抽象的原则和规律，而佛家的“道”则是具体的规定。前三者是综合的，后者则是分别的。随着佛家文化发展，特别是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的发展，这些具体规定越来越复杂，但综合起来，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即戒、定、慧。“戒”是佛教信徒必须遵守的戒律；“定”是佛教信徒修养心性的具体方法；“慧”是佛教信徒应该具有的思想觉悟即“智慧”。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在佛家文化中简称为“苦”、“集”、“灭”、“道”。是释迦牟尼创立佛家文化之初就提出的四项基本内容，故被称为“四圣谛”。
鲁迅与中国文化（二）第15节
如果说老子哲学是由具体人生感受走向了抽象概括，佛家哲学则从抽象的人生感受走向了对人和世界的具体分析。这是与它具体改造人、改造人的思维方式的目的性紧密相联系的，也是与它的宗教性质紧密相联系的。在此基础上，它较之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思想学说都远为详细和具体地研究了人、研究了世界、研究了人和世界的联系形式。它把人的感觉器官和整体的感觉能力称为“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这“六根”造成“六境”（色境、声境、香境、味境、触境、法境）。“六根”为内六处，“六境”为外六处，彼此相涉而成，总称“十二处”。佛家文化同中国固有的思维方式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特点，就是它的多层次性。我们也常讲人的感觉能力，但我们所说的感官感觉只包括视、听、嗅、味、触等五种感官感觉；而在佛家文化中，则把在这五种感官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能力也包括在了六根之中，这就具有了从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攀升的能力，构成了层次间的因果联系。我认为，这种分类方式虽然与我们通常所使用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分类方式是不正确的，是没有自己的优长的。从佛家文化这种分类方式中，我们更能清晰地感到，人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绝不仅仅只有各种单纯的感觉，还有一种整体的感觉能力，一种统觉、通觉能力，这种整体的感觉能力实际已经有了意识的性质。当我们以这种统觉的能力重新用感官感觉外部的世界，就把感觉到的东西同其他感觉分别了开来，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念。佛家文化把这种分别能力称为“识”。当人有了这种分别能力再去感觉外部世界，就产生了六种分别，即“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根”、“六境”和“六识”共称十八界，这十八界就是十八种类别。其中的眼、耳、鼻、舌、身五根同色、声、香、味、触五境共同构成了外在的物质的现象世界，佛家文化称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为“色蕴”。“六根”中的“意根”和“六识”都具有识别能力，共同构成了“识蕴”。“六境”中的“法境”也同“六根”中的“意根”一样，是在前五境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具有统觉、通觉能力的“境”。“法境”使人的心灵又产生了感受活动（“受蕴”）、理性活动（“想蕴”）和意志趋向（“行蕴”）。这样，就有了“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五蕴”都是不同因素集聚而成的。在五蕴的基础上，人类就有了理性地把握对象的可能。在这时候，各种事物都呈现出了与其他事物不同的特性，人也有了认识、把握它们各自特性的能力。我认为，这种事物的特性同人认识、把握事物的特性的思维能力结合起来，就是佛家文化中所谓的“法”。佛家文化中通常所说的“法”有五种：色法、心所法、心不相应法、心法、无为法。“色法”是认识物质世界的，是对“色蕴”中的各种不同现象的认识和把握。我认为，虽然佛家文化与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