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4-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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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我这颗钉子！话虽如此，他还是去两公里外的翠屏山投靠亲戚修了间砖房，将这间黑漆斑斑的老木屋用来出租。月租倒是便宜，只有五十块。
陈太学只能租这样的房子，他虽然当了包工头，可揽下的活都是小工干的，手下的工人从没超过十五个，就算把他们的骨油熬了，也挣不下几个钱。他家里有七十岁的母亲，有一个打光棍的弱智弟弟，有跟母亲总是吵架的老婆，还有一儿一女。最让陈太学揪心的是儿子陈福。陈福比姐姐只小一岁，可姐姐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他还在读高三！这是陈福连续第五年读高三，每次高考，都是蚂蚁摔岩无响动。但陈太学不放弃，说到底，住在大山区的农家子弟，只有读书才能帮助你最终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命，这一点陈太学看得很清楚。再说陈太学要跟人比。村里已出过一个大学生了，他叫何奎，何奎只比陈福长半岁，可他去年大学就毕了业，现在重庆上班。从何奎上大学那天起，他爸爸就总是咬着根竹烟筒往人多的地方窜，听不到人家说两句话，他就把话抢过去，每句前面都要加上“我儿子说”，像他儿子是国家主席似的。陈太学就见不来他那球样！他发誓，哪怕把自己累死，也要送儿子读大学。
这要花很多很多的钱，陈太学不敢租好房子住……
他在床上磨皮擦痒地坐了三个来小时，就扛不住饿了。他今天连早饭也没吃。每次请客之前的那一顿，他都不吃。他要把肚子留到请客的时候。他知道，哪怕只请个把人，菜也会把桌子挤得透不过气，最后多半都扔掉了，这太可惜了。何况他每次请张保国，张保国都带了好几个人来，餐桌就像杂技演员，头上碗重碗碟重碟的，可常常是刚开吃不久，陈太学就问一声，菜不够吧？席桌上没一个人表态，他也就只好叫过服务生，豪情满怀地让他们加菜。这样一来，浪费得就更多了。这真让他心痛，痛得一抽一抽的，嘴里不停地打嗝。他知道现在城里人在外面吃饭，剩下的好东西都要打包，但城里人是城里人，城里人打包，体现的是节俭的美德，农民工打包，那就是寒伧了。何况他请的是张经理呢，难道他能够在张经理面前打包吗？要是他那样做了，张经理会不会认为，陈太学表面上是在笑嘻嘻地请我吃饭，脸都笑烂了，但心里是为花出去的钱可惜的——果真如此，那就彻底完蛋了。因此陈太学宁愿此前空着肚子，在桌上尽量多吃些，这样，走出酒楼之后，他的心就不至于那么痛了。
可现在陈太学实在饿得不行，胃里没东西消化，就自己磨自己，磨得陈太学直冒冷汗。他怒气冲冲地骂了一声：球！就走出门，跨过又长又窄的红旗桥，进城找吃的去了。
桥的那一头就是金沙滩酒楼，因为里面卖空运来的海鲜，还有穿山甲等一些国家保护动物，无可争议地成为高州城餐饮业的翘楚，经常在里面出入的，不是政界人物，就是商界大腕。作为普通百姓，如果为求人办事请客，办小事去别的地方，办大事则非去金沙滩不可。
陈太学前几次请张保国，都是来这里，一趟客请下来，不花个两三千就休想走人。
此时，他望了一眼酒楼米黄色的门楣，腿就软下来了。他个子不高，腿一软，膝盖一弯，裤脚就拖到了地面上，每迈一步，都扑腾起干裂的、混杂着痰屑的尘土。他想到了晚上。他希望张保国晚上能够接受他的邀请，但同时，他又提心吊胆，生怕那轮漂浮在城市上空的太阳沉下去。他怕的是花钱（两三千块，相当于他在老家刨地时好些年的收入），也怕张保国本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想到张保国，陈太学都像摸到一块冰。张保国最多不过三十四五岁，跟陈太学说话的时候，都是对他直呼其名，而在老家，像张保国这个年龄的人都把他叫陈叔叔或者学爸的。事实上张保国很少跟陈太学说话，哪怕在席桌上，他也只跟自己带来的人有说有笑。喝酒的时候，他也不跟陈太学碰杯，陈太学把杯子举起来，躬着腰说，张经理，我敬你。张保国就用手掌把酒杯握得满满的，很担心被陈太学的杯子碰着了一样，陈太学碰不成张保国的杯，但酒还是喝下去了，张保国最多做做样子，有时连样子也不做；他不和陈太学喝酒，和他带来的人却是一口干。散席之后，他们跟陈太学招呼也不打，直接就出了包间，留陈太学在后面买单，等陈太学屁颠屁颠地追到大门口，早不见了一行人的踪影……
管他妈的，陈太学又望了一眼金沙滩酒楼，自言自语地叨咕，你叫我有啥办法呢？我现时花钱请客，不是为了将来挣更多的钱吗？
他进了金沙滩对面的一家小馆子，要了三两挂面。老板正要下锅，他又从三两改为二两。
反正晚上要大鱼大肉地吃，现在胀那么多干啥呢！
只几筷子，他就把面塞进了嘴里，随后端起碗，把漂浮着红辣椒粉的面汤吸溜得干干净净。
刚到晚上六点，陈太学就堆出满脸笑容，把电话打过去。他只叫了一声张经理，张保国就说，今天就算了吧，我正在去成都的路上。
陈太学的笑像死去的虫子，一条一条僵硬地横着。很明显，张经理这是不愿意再给我活做了，这咋成呢，这不等于是他曾经给过我一口碗，现在又要把那口碗收回去了？……那碗里，不仅装着他陈太学一家人的食物，还装着他对儿子的希望，没有那口碗，什么都落空了；他当然可以去别的城市另找一口碗，可他在张经理这里，已经花了那么多本钱，费了那么多功夫，底子是垫起来的，如果舍弃高州城而去别处，一切就得从头再来。你说张经理指甲深，心黑，难保其他人的指甲就不深，心就不黑？现在他已经不再像过去在别的包工头手下求食了（每天起早贪黑地挣一点血汗钱，还常常被克扣），如今他能从一个农民工翻身混到今天这一步，太不容易了！
陈太学越想越害怕，禁不住双手把手机抱住了，喊着说：张经理呀，我到成都来请你行吗？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句糊里糊涂说出的话，张保国听后却相当满意！张保国在电话里温和地笑了一声，说你这个陈太学呀！这样吧，晚饭你就别管了，等你赶到成都来，那还不把我饿死！不过，你愿意来成都玩就来吧，我们住在碧云宾馆。
挂了电话，陈太学立即锁了房门，把准备给工人结算工钱的现金全都带上，乘上了去成都的最后一班大巴。
从高速路上走，高州到成都平时需要三个半小时，因为是晚上，车少，司机也想到成都后早些休息，开得风快，陈太学下车后，再坐出租车赶到碧云宾馆，才刚刚九点。
张经理坐在大厅里，跟他一起的，还有四个，都是陈太学从没见过的生人。看他们眼珠通红的样子，知道是已经喝过酒了。陈太学快步向张经理走过去，由于个子低，背又塌，他走路是向前一冲一冲的。当他“冲”到大厅角落里那几座围成弧形的沙发前，就像遇到什么喜事一样叫了声：张经理。张保国瞄了他一眼，冷淡而含糊地说了声好。陈太学的血冷下去了，神志也清醒了，急忙摸出烟，给各位散了一圈。把烟点上，几个人就站起来，往电梯方向走。
没有任何人叫陈太学跟去，这让他不知所措，可如果不跟去，他又为什么到成都来呢？
电梯门打开之后，张保国他们进去了，陈太学才进去。陈太学进去的时候，把脚提得老高，那样子就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往水里跳。他很紧张，他觉得自己没资格跟张经理乘一趟电梯。门关了，陈太学不得不跟那些人脸对脸地站着，还能听到他们因喝酒过多而重浊起来的呼吸声。他脑子里昏昏荡荡的，想找句话出来说，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手心又开始冒汗了。
电梯上了两层，张保国主动跟陈太学搭了腔，张保国说陈太学你还快嘛。张保国的声音很小，但在电梯里却嗡嗡嗡的，显得很突然，很陡，陈太学像从梦中惊醒，忙笑着说，张经理唤我，我还敢拖拖拉拉的？张保国一听，脸马下去了：陈太学你这人，是你自己要来玩，怎么成了我唤你？陈太学知道说错了话，惊慌失措地纠正，是我自己想来的，我早就想来成都看看了！
几个人住二十一楼，各人一套房。但几个人都进了张保国的房。
刚落座，张保国就对他们说，做保健吧，做点儿保健。
陈太学没有坐，听了张保国的话，他说我去叫人。张保国很不耐烦的样子，说打个电话不就得了。他没让陈太学打，自己拿起了床头柜上的话机。他一直都是唔唔地应，说得最明白的话只是报了个人数。这其中自然不包括陈太学。
放了电话，张保国问陈太学，你开房间没有？陈太学说没有呢。张保国说自己去开一个吧。
陈太学就出来了。他乘电梯下到了大厅，在张保国他们坐过的沙发上坐下来，抽烟。他身上揣着两种烟，一种是二十八钱一包的中华，一种是两块钱一包的五牛，散出去的是中华，他自己就抽五牛。一支烟抽完了，他才去总台吱吱唔唔地问价码。那个长得像从画布上走下来的妹子，老半天才听明白他的话，说你问这个呀，二楼娱乐中心才清楚。妹子准备拿电话拨，陈太学说不拨了，我自己去问就是了。他上了二楼，在东侧娱乐中心外面拦住一个服务生，把二十一楼要做保健的事说了，服务生说我知道，人已经上去了。陈太学说啥价？每个一千三。陈太学像被放了血，妈呀，这么贵？服务生斜了他一眼，说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星级的宾馆，再说他们是包夜的，还享受全套服务。陈太学说做保健要做一夜？服务生笑了一下，看来她来不久，笑得有些不好意思。陈太学又说，全套服务是啥？服务生眼睛望着别处：哎呀先生，反正是那些事吧，未必你不懂啊？
陈太学以前的确不懂，现在倒是听出路数来了。他再次下到大厅里，坐在沙发上。
原来他们是来做这个的……陈太学的心里涌起一阵彻骨的悲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张经理，确切地说是为张经理的妻子。陈太学在高州城街上见到过张经理的妻子，那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人！张经理本人就长得很漂亮，一米七五的个子，很挺拔，额头宽大，从侧面看去，能从那额头上看出一轮一轮的光环，就像张经理的脑袋里烧着盆炉火。张经理的妻子只比丈夫矮一丝丝儿，椭圆脸，鼻头和下巴都很亮，一头直发，披到了屁股丫子上。陈太学见到她的那次，她穿着一条能藏住两个人的大裙子，裙子上到处都是包，她挽着丈夫的胳膊在街上走，真是很逗人看的。据说，他们俩是大学同学，张经理为把她追求到手，还割过手腕子，流了很多血，这证明张经理是爱妻子的。既然这样，怎么能去跟别的女人干那种事呢？
陈太学的头很痛，他用汗湿的手指刮了几下头皮，尽量不去想那件事，而是想家，想儿子。想到儿子，他的头不痛，心又痛了。他不明白儿子为什么总是考不上。陈福的成绩究竟怎么样，陈太学并不知道，他每次问起，陈福都是一个字：好！像很生气。不过，有了这个“好”字，陈太学就放心了，可他为啥就是过不了大学那个坎儿呢？……
大厅里人并不多，在另一只角落里，坐着几个跟陈福年龄差不多的人，全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摊脚摊手地坐在沙发上，让烟从鼻孔里出来，偶尔歪着嘴吹一吹头发。陈太学痴痴地望着那几个人，满脑子却全是儿子瘦筋筋的模样。他觉得，儿子迟迟考不上大学，不是儿子的责任，而是他的责任。在他包工之前，儿子过的是人日子吗？家里那个穷，裤腰都只能用稻草捆！那时候儿子正长身体，却从没吃过一顿饱饭，小小年纪，他就跟家里人一起愁，眉毛都愁出了虮子。能不愁吗？每次收假的时候，不仅没有下学期的生活费，连书学费也拿不出来！
陈太学记得，有一年他带着儿子去镇上借钱——他常常把旱烟卖给镇农机站一个人，陈太学就是去找那个人借钱。他实在没地方借了，只能想这些办法了。村里人哪有钱哪。他们住在老君山上的大荒村，这片土地就像它的名字，石头长，杂树和野草也长，就是不大出庄稼，更不生钱。那天陈太学穿的衣服，连屁股也遮不住。走到农机站门口，见那人刚好站在他办公室门外的石梯上抽烟，陈太学抢上两步，喊了声：老蒲。老蒲又诧异又高兴地应了，说今天又不赶场，你上街做啥？陈太学没答话，回头招呼儿子，福儿，你过来，这是蒲叔叔。下山的时候，陈福一直跟在父亲后面，一直看着父亲屁股上那些孔孔眼眼，到了镇口，他就落得远远的，好像陈太学不是他父亲，是一个跟他无关的人。可这时候父亲叫他呢，他只好红着脸走过去，叫了声蒲叔叔。老蒲问陈太学，这是你娃娃？陈太学说是，他正读书，成绩好得很！老蒲说，成绩好就对嘛，你太学将来就有福嘛。陈太学说老蒲啊，我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借几个钱让他上学呢。老蒲像被烫了一下，我有啥球钱借给你？我的娃娃也在读书呢！陈太学抿了一下被山风吹裂的嘴唇，说我知道，可我没法呀。言毕摸出早就裹好的旱烟递过去，老蒲接了，陈太学又立即划火柴。他右手的大拇指在砌塄坎时被砸断过，现在是翻翘过来的，拈火柴梗很不灵便。老天半他才划燃了，捧过去给老蒲点，老蒲比陈太学高一大块，却不弯腰，陈太学只好踮起脚跟。老蒲抽着烟，不看陈太学父子，只望着阴郁的天空。陈太学说，老蒲……老蒲像没听他的话。陈太学吧嗒了几下嘴，又说，老蒲……陈太学的声音听上去很渺茫。老蒲紧紧地含着烟，但并没吸。他的烟早就没有火星了。陈太学不再说话，只望着地上，望着老蒲的脚。
农机站的院子里静得令人惆怅。
又过了好一阵，老蒲终于说，进来嘛！陈太学抓住儿子的手，跟随老蒲就往里走。进了办公室，老蒲拉出抽屉，拿出十块钱，陈太学伸过颤抖的双手去接，但老蒲手一缩：你得打张借条。就摸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和一支圆珠芯。乡里人借钱，是从不打借条的，要你打借条，就是不相信你了。陈太学的喉头滚动了一下，接过纸笔，歪歪扭扭地写。借条写好了，老蒲才迟迟疑疑地把十块钱递给他。
当他们离开了农机站，陈太学才发现儿子红眼巴沙，气不是呼出来，而是往外抽。儿子的头发被镇外的河风吹得张牙舞爪，使他的脸看上去只有土豆那么大。
那时候，陈太学的心里虽然别扭得慌，可他觉得老蒲是个好人。在那样的年月里，有谁敢把十块钱这么大一笔数字借给一个屁股也遮不住的人呢？而且老蒲也有一儿一女，都在区中上学。陈太学当时只是对老蒲充满了感激，从来也没想过，自己表现出的那副卑微相，给了儿子多么巨大的伤害……
此刻，他在沙发上动了动，沙发吱吱地叫了几声，像很不乐意他坐在上面一样。陈太学将湿漉漉的手恼怒地在沙发上擦了几把，出声地说，我这个当爹的，我哪像个当爹的！
他感觉自己的心在被撕扯着，就把背缩起来，双臂抱起来，死死地将胸口压住。
夜晚走得出奇的慢，陈太学没感到饿，只感到累，真想开个房间伸伸抖抖地睡一觉，但一个房间要四百多，就是要了他的命他也舍不得。他就蜷曲在沙发上，一分一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