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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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看到他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话，他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不可得兼的场合，他选择真理。
孔子说「当仁不让於师」的本意，就是在此。仁是真理，信奉真理的人是「不忧」的，
因为真理可以使自己「内省不疚」，「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所以，信奉真理的人，才会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一旦真有一个「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的局面出现了（比方说，这个局面是一个大学的文学院），以「仁者不忧」自命的人，是不是要表现一次「是吾忧也」的气概呢？
照孔子的说法，是要表现的。因为孔子说「仁者必有勇」，仁者应该表现出「当仁不让」的勇气。
但是孔子没有想到，这种表现有实际上的困难，它不能发衍为一种使人遵行的传统，原因很简单它触了另外一种传统。
另外一种传统就是中国的「名分」传统，在名分传统底下，一个讲求当仁不让的「是非」传统，是无法发荣滋长的。换句话说，传统跟传统打了架，结果呢，「师生」的名分传统胜利，「不让於师」的是非传统投降。
这种矛盾的冲突与胜负，是这位两千四百年前的老教育家压根儿没想到的，其实这该怪他自己，怪他为後人铸造传统的时候，竟不小心弄成了「两统相斗，必有一伤」的局面。
这种局面，老教育家自己就碰到了：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从是非传统来讲，叶公那边是对的：爸爸偷羊的「是」，做儿子的，除非说谎话，是无法「非」掉的；但从名分传统来讲，孔子显然牺牲了是非，他主张把「是」予以「隐」掉，唯有「隐」掉，才算「直在其中矣」！
这样看来，孔子所转引的「直道而事人」，所赞叹的「直哉史鱼」，其中所谓的「直」，并不是依靠在对「是」（真理）的固执上，而是一种对名分的屈服。屈服的结果，所谓「直道而行」云云，只不过是说着玩的，并没要你真的拿来实行。这种「直」，只能在你心「中」去实行，不能冒冒失失的搬到罗斯福路叁段来实行。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才能明白孔老夫子的心眼里的意义，才能明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大道理。
这种名分前面不论是非的做法，孔子本人便是第一个实行家。他作「春秋」，尽管称赞「直」笔的董狐，但他自己却不敢「直」笔。例如鲁国四次弑君，他不写；一次逐君，他不写；一次戕於外，他不写；狄灭卫，他不写；晋侯传见周天子，他改写。……这种不肯说真话的态度，就是我们圣人的态度。这是什麽？这是「曲」笔、这是伪善、这是曲道其外，「直道其中」！
写到这里，我们总该明白了：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唯一「当仁不让於师」的牌子，只是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凡是傻头傻脑，硬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不想「托诸空言」而要「见诸行事」的，那他一定是傻瓜，一定要被围剿。
＊＊
＊
但是，信奉真理的人还是不要失望，还是要读「论语」。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
觚不觚。觚哉？觚哉？
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
觚是有六个角的酒呀！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
这是孔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A恰如A、Ｂ恰如Ｂ，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
〔文言〕师不师。师哉？师哉？
生不生。生哉？生哉？
〔白话〕老师不像老师。这难道是老师吗？这难道是老师吗？
学生不像学生。这难道是学生吗？这难道是学生吗？
这种逻辑，年羹尧把它引申出来写成对联：
不敬先生，天诛地灭；
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在这里，年羹尧用爽快的意思表示了做学生的和做老师的各应遵循的尺度，凡是不遵循这个尺度的，一概剥夺他应有的名分。
这样，我们又可得到一个新解释：凡是「老师其外，误人其中」的老师，都不能算是老师，都应该剥夺他应有的名分、应该走开。
凡是有这种新颖认识的人，他不会再有一种「狭义的师道迷信」，认为老师是永远不可违背的、不可批评的。
章太炎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俞樾，为了俞樾的保守。
周作人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也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章太炎，为了章太炎的落伍。
周作人的学生也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们也写出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老师周作人，为了周作人跟日本人合作。
任何有点进化头脑的老师，都不该为自己学生的「背叛」感到惊骇或难过，因为这种「背叛」，乃是一种对进步的督促。
任何有点好汉作风的学生，都不该为「背叛」自己的老师感到内疚或不安，而觉得这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梁启超当年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缘故，不能「背叛」，只好看别人去革命，自己做了保皇党。可是在内心里，他始终不痛快。所以民国成立後第六年，康有为、张勋等搞复辟，梁启超终於「背叛」了，马厂誓师以後，康有为恨他入骨，骂他是「贼」，感慨「鸱枭食母獍食父」、认为「逢蒙弯弓专射羿」，可是梁启超顾不得了，在真理面前，他只好把康圣人「谢」掉。
任何识大体的人，都不会责备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叛师」举动。不但不会责备他们，反倒会肯定他们是对「师道尊严」的坚强的拥护者。
为什麽呢？因为老师对学生的最大意义是在传授真理，就是所谓「传道」。这种「道」，进一步跟名分、身教等揉合起来，就是所谓「师道」，也就是「经师」「人师」的同体。
在习惯上，所谓老师，它的最高境界是一个完整的名词，它包括「言教」与「身教」、包括「经师」与「人师」，换句话说，除了单纯的传授知识以外（第一层次），它还要树立人格上的楷模（第二层次）。从「童子之师」进而为「百世师」，再从「百世师」进而为「万世师表」。
但事实上，这两个层次常常不能双轨并行，所以一千两百年前，「师说」的作者就大声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可复知矣！」
不过不并行也没关系，做老师的，只把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做了，也就差强人意了。
但是，当有一种情况出现就是第一第二两种层次都无法表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
师不师。师哉？师哉？
我们便不得不怀疑，这种「师」的名分，是否还存在？尽管这种「师」的芳名，还在学校的名册里面；尽管他们的躯壳，还在讲堂黑板的前面。
当这种情况似乎没有止境的延续下去的时候，当这种延续，已经形成「学网」或余光中先生所谓的「须幕」的时候，我们这些「坏学生」，是不是可以冒「天诛地灭」的危险，来触一触「网」或剪一剪「须」呢？
我们觉得，这种触「网」或剪「须」的举动，与其说是「反叛」，不如说是对「师道尊严」的真正维护没有一个热爱老师的学生会眼睁睁的看他的老师走进不长进的死巷！没有一个热爱真理与是非的学生，会坐视他的老师走上「师不师」、「误人子弟」的绝路！
所以，当有人忍不住了，终於出面「上条陈」，请老师们不要败坏中国学风的时候，心情的沈痛是双方面的，老师方面觉得「生不生」，学生方面也觉得「师不师」，於是，对气量狭窄的人说来，「责善则离」的裂痕，便不难发生。
唯一能弥补这种裂痕的法子，是双方都不要忘记什麽是真正的「师道」，在真正的「师道」底下，任何名分上的关系、任何「狭义的师道迷信」，都抵不住真理与是非。只有把真理与是非放在「师道」的牌位上面，这种裂痕才有了弥补的共同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学生出面批评老师，做老师的似乎不该有悻悻然的小气派，尤其不该说：
「个人的行为，你不可批评，何况，你的态度不好！」
有这种论断的人，至少有两点解释可供参考：
一、如果只就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言教」、「经师」）而言，老师个人的行为的确不该批评；但是若从立身楷模的第二层次（「身教」、「人师」）而言，个人的行为会对学生有重大的影响。所以，除非老师小看自己，除非学生小看老师，这种对个人行为的批评，是可以的。何况，这两个层次有时候是分不开的，即以孔子见南子一事为例，「子路不悦」的，岂不是由第二层次怀疑到第一层次？如果孔子当时有女弟子，对女弟子多给分数或「其他」，我想，不得好死的子路也许会再来一次「不悦」罢？由此可证，子路对他老师的「不悦」，又从而坦坦白白的表示他的「不悦」，真不愧是「圣人之徒」的作风，真不愧是对孔子最大的尊敬，因为在子路眼中，孔子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见不得阳光的「童子之师」，而是堂堂正正的曲阜大学教授。
二、关於学生批评老师的态度问题，这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古代的学生不参加「恶性补习」，也不参加「联合招生」，他们有「选师」「择师」的权利，所以他们会表演「杖策骑驴」「担囊负笈」的故事，也会表演「程门立雪」「立庙藏衣」的礼节；做老师的，很像幼稚园的老师，一切课程都包办，从来没有什麽faculty，所以学生有任何不满，迳行表现「不悦」可也，并不需要诉诸舆论。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老师们已经形成集团或派系，年深日久，他们的表现也不太能有独来独往特立独行的伟大风范，他们愈来愈你像我、我也像你，对学生说来，他们只是「大同小异」，只是「此非吾『师』也！何其声之似我也！」这时候，学生出来表现批评，批评的重点当然是老师的「团体」，是faculty，不是「个人」。偶尔涉及到「个人」，也是认为这个「个人」可以代表「团体」，代表领导群伦的阶层，值得请来做活证与抽样。所以，毋宁如太戈尔所说，「个人」是好的，「团体」是不好的。老师「个人」也许不愿老不争气，但是他一看到这是一个适合老不争气的「团体」，於是他也就心安理得。既然这样，在「白沙在泥」或「扶同误国」的讥笑下，他也就无法保持「完璧」了。老师团体既然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批评方式的表现自然也就因人而异，宽猛有别。由於批评是自「下」向「上」发射，所以很像御史对皇帝的谏诤，且皇帝与老师，又同是「天地君亲师」
中的主角，故放在一块儿来说，也许更适当：
自古御史对皇帝的谏诤，最值得称道的表现是「犯颜而谏」，最有勇气的表现是「敢於」犯颜而谏。「犯颜」者，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要抓破脸皮请你「自我修理」也。提到「修理」，任何人都知道是「上」对「下」的玩意儿，是当权派对在野派寻开心的法门儿。在「上」者对在「下」者不满意，他可以乾乾脆脆，「责付廷尉」或「鸣鼓而攻之」。可是在「二子」（臣子、弟子）方面，他们若想表现对「上」的不满，除了造反以外，只好走涕泗横流慷慨陈辞的恭请「自我修理」的路。但是，此路表面甚光，实际却不容易走，一走不好，就要被半道里的程咬金出来咬住，在你脑袋瓜子上扣上「忠贞有问题」或「不敬先生，天诛地灭」的大帽子，如此，不但前功尽弃、「冠」盖天庭，你的生平事迹也要宣付资料馆立传，一辈子翻身不得了！
但是，偏偏有一些傻瓜，他们偏偏要做铁面御史、偏偏要犯颜直谏，不计一切後果。有这种气概的人，其「态度」之不好，必矣！所以历史上，常常有脾气极坏的御史，天天在皇帝鼻子前面指名叫骂，骂得「寡人」德薄能鲜、羞愧难当。周昌、汲黯、朱云、辛毗、魏徵、李绛、石介、魏蓦、林俊、冯恩，……这些坏脾气的家伙，最爱表演「当车」、「扣马」、「引裾」、「折槛」、「面折」、「廷争」等等把戏，使被批评者一方面警惕头疼，一方面要「自我修理」。这个大臣批评皇帝的传统，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这个传统，大体上，已经移交给监察委员，由监察委员们延续他们的坏脾气，所以，可以这麽说：做为一个监察委员，脾气愈坏愈可爱，脾气愈好愈糟糕。目前的陶百川先生、黄宝实先生，……他们都是脾气欠佳的人，所以，监察院还是可以勉强「迎风户半开」，不必关门。
至於另外一个传统学生批评老师的传统，自从子路「不悦」以後，似乎跟着就及身而绝。两千四百年来，至少我个人，看不到学生对老师有超过「不悦」的强烈表示。直到晚清以降，才算有大逆不道者出来，一一表演「谢本师」，表演「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种表演，前程如何，未可逆料，当然它的结果会犯众怒，会闹到老者既不安，少者又不怀，为之函牍交加，棍石俱下，这种反应，凡是了解「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都会会心而笑。＊＊＊
这篇文章既然用列子的话来开头，用孔子的话来撑腰，所以，最好用老子的话来收尾。我们李家老子说得好：
当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夫代大匠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非常可能的，我笨拙的做了一件「代司杀者杀」的傻事，批评了一些似乎不必由我出面批评的怪现状，可叹我竟如此做了。如今我两手流血，竟哓哓然还谈什麽「师道与是非」，我想，自守的圣人之徒，一定要笑我了。
「文星」第七十四期一九六叁年十二月一日
（本文录自「教育与脸谱」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册）
论“占着毛坑不拉屎”
十一月一号，我发表了一篇「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文星」七十叁期），用台湾
大学文学院做例子，指出高等教育的黑暗与腐败。文章一发表，便遭到强烈而普遍的反应，有的说我快人快语、有的说我勇气十足、有的说我哗众取宠、有的说我大逆不道，并且，照例地，又有人说我被人指使，不过这回似乎不再是被「二百五十元收买的职业诽谤家」了，这回可能「涨价」了。
真的，如我被「收买」，我倒真愿意「涨价」，这样年深日久，我可以积少成多，腰缠
万贯，然後学服尔泰，一面做股票生意、一面骂人。至少那时候，不会再有任何人骂你是被「收买」的了，谁再说你被「收买」，你就抛笔钱给他，叫他自渎、叫他写文章自打嘴巴、叫他做「文妓」叫他歌颂你做「中国最有钱的伟大文人」或「世界上最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