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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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孟夫子回家，看到孟太太一个人这种姿势，就吵着要离婚，其理在此。
直到纪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中国才受了西方文化影响，有了「胡床」。「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导演椅的椅子。这种椅子皇帝坐、大臣也坐。可是到了宋太祖时候，变了花样。「邵氏闻见录」说：「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列坐殿上。艺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我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呈罢，欲复位，已密令去其坐矣。遂为故事。」可见椅子只许我坐不许你坐，正是宋太祖的『政治椅子学』。
把这种『政治椅子学』，跟国民党的比起来，形式上虽近乎不伦，模式上却至堪玩味，有想象力的读者，何妨玩它一味？
赞成人道与接近人道/李敖1989。12。19
当年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VictorDebs），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到美国大选中，100多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1921年，哈定总统特赦了他。在1897年元旦，戴布兹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赞成社会主义，因我赞成人道」（IamforsocialismbecauseIamforhumanity。）如今，九十二年过去了，我想戴布兹活到今天，一定要把他这句名言补上一句：「我更赞成资本主义，因为它比别的主义更接近人道。」
资本主义有一万种缺点，但是，却繁荣可期；社会主义有一万种优点，但是却百年孤寂。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有人性、有弹性；社会主义却有过多的神性与灵性，但却是个僵化的美人，使我们「不能人道」，只能为她殉情殉死。社会主义是美丽的；资本主义是丑恶的，前者高贵而没有生育；后者适性而五世其昌。噢，也许是五世其「娼」。但是大家在活着，还有仓廪实而知礼义的可能。社会主义却太遥远了。从社会主义接近人道，是三轮车追汽车，………。越追越远了！
索尔仁尼琴错在哪儿？/李敖
在西方民主社会里日渐过气的索尔仁尼琴，到了台湾，突然被奉为至宝，大大的风光了十一天，全世界肯用43辆车队追逐他的，除了这个地方，又到哪儿去找？难怪他活像大独裁者出巡一般的，踌躇满志了。最后，号称分文不取的他，拿了5000美金走路。12月10日，东京来的消息证实了他的确拿了钱，于是，在他使我们倒胃这么多天以后，我们最后，可真要吐一次了。
索尔仁尼琴的“给自由中国”演说发表后，因为整个调门全是谷正纲演说的俄语发音，以致国民党大快，党外大不快。党外批评索尔仁尼琴，说他是大斯拉夫主义者啦，有集体主义信念啦，对西方民主社会不了解啦……都没说错。但是这种认识，似乎不该到今天才产生，只要留意一下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和他被放逐后的一些言论，我们早就该有这种认识了。所以，凡是对他这种“给自由中国”演讲内容感到失望的或愤怒的，显然犯了不读书或读书不够多的毛病。
太驴了一点
索尔仁尼琴到西方民主社会后，发生了很多错误，但这些错误大多都是言论的，而不是行动的。索尔仁尼琴学自然科学出身，长年的教书、当兵、坐牢，在自然科学以外的功力，毕竟有他的窄门。他虽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对他这种窄门，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反倒有些执迷的不幸。所以，他的作品，从文学观点上看可以，从思想观点上看就漏洞百出，这从他被放逐后，他的言论，被思想家和苏联专家抓小辫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严格说来，这也不足为索尔仁尼琴病，索尔仁尼琴给我们的，毋宁不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而是一股伟大的精神——一股向极权政府抗议的精神。除了这点以外，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并不怎么好，其他的言论，更是漏洞百出了。其中反共言论，尤其八股而幼稚，一个人，他的反共言论是谷正纲级的，又怎么可能高明呢？意大利谚语说：“一个纯粹的数学家，就是一头纯粹的驴。”索尔仁尼琴学的是数学，教的是数学，他不算是纯粹的数学家，所以幸好不算是纯粹的驴，虽然这一次来台湾，可真未免太驴了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索尔仁尼琴给我们的是一股向极权政府抗议的精神，所以他的立身与进退，反倒成为一个焦点一种象征。索尔仁尼琴本人，自然应该知道他本人这种意义，甚至高出他的作品之上，他不能不谨慎，自然不在话下。但他这种谨慎，显然被两个原因推翻了。
两种极不得体
第一个原因是他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憎恶，使他误以为反共是可以不择手段不讲原则的，为了反共，为了反对极左的政权，甚至极右的法西斯式的政权都可以去联合、可以去捧场、可以去鼓励。这是他绝对的大错误！索尔仁尼琴出身于俄国极权空气里，他对西方民主的真谛，显然了解得不够，他又缺乏这方面的思考训练，所以他误以为凡是反共的政权都是可取的政权，这种看法，不但不通，而且幼稚。希特勒的政权、东条英机的政权、佛朗哥的政权，……都是反共的，但那种反共，只是王八蛋要打龟儿子式的反共，这样的政权，是不配反共的，当然也不值得人们去支持。反共的目的就是追求自由民主，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忽视了自由民主的反共，只是一场骗局而已。以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去帮助这种政权贴牢护符，当然是极不得体的。
第二个原因是他对帮闲集团的手法，没存戒心或故意没存戒心，以致甘心给人利用了。索尔仁尼琴在来台湾以前，说是不要接受官方的安排，但他不知道或有意不知道，在权右的政权统治下，又何来纯民间的基金会？纯民间的基金会，又如何能存在？吴三连纵使年轻时代的记录再英雄，他今天若不老而不死给国民党帮闲，国民党会让他办报、办基金会吗？所以，整个的所谓民间团体邀请，骨子里的作业，早就变成了官方的。索尔仁尼琴10月16日下午抵达前，10月8日、10月13日，官方的新闻局长和文工会主任早就出了面，10月16日上午，基金会的负责人“11时半至总统府就安排索氏来访事向马秘书长作简报，12时至中央党部向蒋秘书长作简报”，大官们对他们“表示嘉许”，这种细腻的官方作业，若还说不是官方的，又怎么可能呢？所以，索尔仁尼琴其实一开始就给官方利用了。以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去帮助这种政权，为之利用，当然是极不得体的。
忘了古拉格
大概索尔仁尼琴最后心里有数了，他显然越来越不计较官方对他“仙人偷桃”了。慢慢的，他不但看了特工人员为他安排参观的民宅、党务人员为他安排欣赏的电影，甚至和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会面了，最后，在临行前夜，他甚至在国宾饭店十楼总统套房里，跟世盟荣誉主席谷正纲、立法院长倪文亚、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青年党主席李璜、民社党主席杨毓、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政大校长欧阳勋、文建会主委陈奇禄、外交部次长钱复、新闻局长宋楚瑜、中央日报社长姚朋、情报人员王兆徽一干人等，大吃起“一生中最长”晚宴来了。索尔仁尼琴在国民党帮心帮闲的双簧软功下，最后高兴地说：“哪一天贵国遭遇最坏的状况时，我会再来为你们说话。”难怪国民党垄断的新闻媒体要兴奋的说：索尔仁尼琴和他们“立场相同，态度一致”了，索尔仁尼琴是他们“志同道合的战友”了！
索尔仁尼琴来台之初，曾经表示：“他对中华民国不想预先了解太多，他要亲眼去看、亲自去听，才能了解最真实的中华民国。”但是，从他全部的行踪里，我们发现他显然都在浮面上走马看花，而不肯看看花下的泥土与阴暗，这样的“了解”，又叫什么“最真实的”呢？
最最令人奇怪的是，索尔仁尼琴11天的行程中，从天上神像到人间造船，无一不看，但他为什么不看看台湾的《地狱第一层》呢？他定“地狱第一层”那本书，第54章描写美国一位大政治家的R夫人（罗斯福夫人）到苏联，还要参观参观他们的监狱，如今他自己，为什么这么一点人道的共鸣都不肯做一下呢？“古拉格群岛”发迹的受难者，居然在11天中，没对“古拉格群岛”的兄弟探望一次，甚至连一句关心的话都不说，一句慰问的话都不带一下，这算什么呢？就中10月19日的大捧特捧他的同一张报上，我们就可看到台湾古拉格上那服刑30多年的囚犯的消息，这种对比，索尔仁尼琴又做何感想呢，我们又做何感想呢？
不会对第二流的失望
显然的，索尔仁尼琴显然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感想，他的良知、他的仗义、他的道德勇气，显然都腐蚀在他口里的“给自由中国”之中，于是，在连“自由中国”四个字做杂志名字都不准的地方，索尔仁尼琴视若无睹地说：
我常常很痛心地想，中国大陆上“古拉格群岛”里许多无名囚犯，他们的苦难也许要到21世纪才能向世人宣泄。
这样的舍近求远、这样的铁口直断、这样的索尔仁尼琴，可真太令我们摇头了。
当我们看到：法国文豪左拉（EmileZole）在为魔鬼岛的囚犯义正辞严，写“我控诉”（J'accuse）等文字的时候；当我们又看到：西班牙大提琴家卡沙斯（PabloCasols），在为自由民主原则声色俱厉，拒绝到任何有极权政权的地方去演奏的时候，我们毕竟得到了安慰。我们发现：世界毕竟有第一流的志士仁人，他们绝对有原则的为受难的挺身而出、对质极权的危邦不入，他们毕竟不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使正义蒙羞、使真理破相。
让我们对左拉、对卡沙斯致敬，有了他们第一流的，对任何第二流的，我们都不必失望。索尔仁尼琴证明了自己是二流货，因为第一流的，是不会这样来，也不会这样去的。
1982年11月11日夜
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李敖
本为圣朝无弊政，
敢将衰朽做委员。
——改写韩愈的诗
去年我结婚的当天晚上，老泰山胡赓年先生请我和胡茵梦吃饭，胡赓年先生曾是国民党大员，做过旅顺市长，现任终身职立法委员。他谈到立法委员生涯，突然得意的说：“三十一年来，我在立法院，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听了，感到很难过。难过的不是胡赓年先生放弃了他的言责，因为他们其实都放弃了；难过的是，他放弃了言责以后，居然还那么得意！这未免太不得体了。我忍不住，回他说：“立法委员的职务就是要‘为民喉舌’，东北同乡选您出来，您不替东北同乡讲话，——一连三十一年都不讲话，这可不对罢？一个警察如果三十一年都不抓小偷，他是好警察吗？这种警察能以不抓小偷自豪吗？”
胡赓年先生对我这种“有眼不识泰山”的行为极不习惯，我的“质询”，显然令他不快。可是我没办法，我无法尊敬无法使我尊敬的老年人！
胡赓年先生的错误是他忘了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如果是“小百姓胡赓年”、“星爸胡赓年”或“聋哑学校校长胡赓年”，他当然可以不说话，因为“小百姓”不敢说话，“星爸”轮不到说话，“聋哑学校校长”无须说话。不巧的是，他的身份却是“立法委员胡赓年”，立法委员以说话为职业，立法委员不说话，就是失职；立法委员三十一年不说话，就是三十一年失职！
“为民喉舌”的哑巴
立法委员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就该“为民喉舌”。“为民喉舌”的重点就在表现质询和询问，一表现质询，就得经常跟被质询的对立，这是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并不是跟政府过不去，跟政府捣蛋。
欧洲中古有一种“魔鬼的辩护士”，那时候的神学者，提出了理论，必须请另外一个人，就敌对立场，提出反驳，真理要透过反驳，才无懈可击，才告完成。这些提出反驳的人，形式上好像站在魔鬼立场讲话，所以叫“魔鬼的辩护士”。这种有意的魔高一丈，目的在使道高一尺也变成一丈，变成一丈一，变成十丈。所以，“魔鬼的辩护士”，并不是跟教会过不去，跟教会捣蛋。
拳击家练拳，自己一个人光打梨形球或沙袋是不够的，他得来个“假想敌对打”。这个假想敌，多半是他的教练，教练跟他对打，这种有意的对打，目的在使他缺点减少优点加多，这种打反拳的“假想敌”，并不是跟选手过不去，跟选手捣蛋。可笑的是，三十一年来，这个岛上的国会议员，居然发明一种所谓时值非常相忍为安的怪论，从怪论下引伸，竟认为议会中跟被质询者对立是“破坏团结”的，是“破坏政府威信”的，是“诋毁领导中心”的，是“影响民心士气”的，是“动摇国本”的。……于是，他们放弃了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放弃“为民喉舌”，纷纷做起哑巴来了。
不说话的与说话的
立法院三百七十三个委员中，三十一年间，有一百一十八个从来没说过一句话！有六十一个说了平均不到一次的话，无异从来没说过一句话！两者合并，等于说，三十一年间，有一百七十九个立法委员从没说过一句话！——胡赓年先生原来不是一个，胡赓年先生原来有一百七十九个！
三百七十三个立法委员中，竟有一百七十九个不说话，几占了立委总额的一半，这种大比例，这种怪现象，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现在，看看另外一半的一百九十四个所谓说话的，又怎样呢？
试以胡秋原为例：１９５４年胡秋原写文章宣称：“纯个人是非”，他是“不闻、不问、不谈的”。不料八年以后，当人民研究他的“闽变”叛国史，他不但要“闻”要“问”要“谈”，并且谈到立法院来了。他本来为了抗议《出版法》，宣称如此出版法一日不废，他一日不回立法院，可是为了阻止人民研究他的叛国史，他不但回到立法院，并且主张政府该用出版法制裁人民了！当内政部长表示人民并没有“侮辱元首”事情，他还是不肯罢休，非要兴文字狱不可！有史以来，不论古今中外，身为民意代表的人，他们被人民奉养、尊敬，都因为他们肯“为民喉舌”，肯站在人民立场跟政府对立，从来没有在政府认为人民清白时，反倒要政府整人民的，可是这种做事，竟发生在这个岛的立法院里，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再以程沧波为例：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２号，立法院第一次质询院会，严家淦以下二十多个政府大官列席备询。立法院秘书处发表数字，谎称这天出席的立法委员有三百五十名，但是事实到场的，却不到十个！当天英文中国日报登出了照片，从照片上看去，也不到十个，既有照片为证，本不该再有问题。
不料三天后的院会上，程沧波等六十七个立委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变更议程，请列席备询的政府大官退席，让立委们优先讨论如何箝制民意。程沧波首先说明提案理由，指出“这张照片乃恶意摄取，恶意宣传，使立法院受到损毁。”“侮辱立法委员，甚至侮辱国家、政府。”程沧波说完了，崔唯吾等立刻七十嘴八十舌，表示支持，闹了一阵，进行表决。结果通过把民意法办，以平私愤。这种妙事，竟发生在这个岛的立法院里，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如果这样的质询叫做说话，做为人民的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