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邱義仁的角色，就像喬治歐威爾「動物農莊」中所描寫的豬，動物們將人趕走後，豬將馬、羊陸續整死，成為最大團體，邱義仁所屬的新潮流，就是這種「豬的團體」，只知保護本身利益，恐怖、殘忍而不識大體，搞派系鬥爭內行，任何人滾進新潮流，都會墮落。
　　新潮流要角行政院秘書長邱義仁、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兩個人因奪權將黨的政策卡住，陳水扁面對新潮流、福利國系統的謝長廷等敵人，在黨內得不到奧援，便只有4條路可以衝出去：
　　1、勾結國民黨；
　　2、勾結羅福助（因為羅派人揍了邱義仁一頓，他連個屁都不敢放）；
　　3、勾結李登輝；
　　4、勾結宋楚瑜。
　　阿扁只有敚�脫黨內壓力，讓這4條路成功，就能再做8年總統，其中若能勾結到宋楚瑜，對他將是一大利多。
　　
　　反对党；党反对
　　严格地说，政党政治一沦入一党制，就简直变的民主不起来了。在这种政党制度下苟活的人民，虽然不准组党，但也不必怀忧丧志，因为只要一念之转，也可“立地成党”。
　　所谓一念之转，是根本修正党的定义与意义，不再局促在一般解释和学究解释上，而把定义与意义自由化。我们何不想：政党的定义，本来就不限一家，只因为我们被一党独大和宣传搅久了，总以为政党的造型就该是那副德行，就该有巍巍的中央党部，就该有堂皇的主义，就该有严密的党证、宣誓、组织，就该有确定的人数，就该有威风的党纪，就该有几全会、常会或什么什么会，其实着都是没必要的，都是极权政党的特色，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政党其实不是这副德行的，真正民主国家的政党是松散的，他们不重视空洞的主义，他们没有确定的人数，他们没有列管的记录，他们没有约束的党纪，他们没有霸占的党营事业，他们没有慷国库之慨的党费开支。这种政党是自由结合的：竞选前来也欢迎，去也随便；竞选时成故欣然，失亦可喜。他们没有庞大的党工人员，他们有的是共同理想与政见的结合，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就顺利滑进政党的运作，这种境界，才是第一流的政治境界，值得我们拨开一党独大的乌烟瘴气，仔细看他们一看。
　　
　　明的表示和暗的表示
　　1948年国民党共产党『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大军被共产党团团围住，蒋介石为爱惜将才、关怀门生，特派专机，降落战地，去接杜聿明出来。可是，飞机下降之后，杜聿明却不肯上飞机，而要誓与战地袍泽共存亡。整个的局面是：做领袖的，珍惜部下，做部下的，临难不茍，你来我不往，两全其美极矣。
　　不过，照杜聿明的儿子杜致勇透露的内幕是：原来蒋介石杜聿明师徒二人之间，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飞机虽到了战地，可是「密码」没来，杜聿明心里有数，是不敢上飞机的。
　　杜聿明被俘13年后，写了一篇回忆－－－『淮海战役始末』，其中说，1948年12月29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伯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43名头等战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是要我死，共产党公布我是头等战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死的一条路了。」
　　由此可见，所谓爱惜将才，关怀门生，派飞机去接，都是假的，都是演给别人看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你去死，要你为他进忠烈祠。可是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楚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珍惜部下呀！千军万马兵败山倒之际，还派专机去接他呢？
　　1948年的「徐蚌会战」如此，第二年的「上海保卫战」也一样。上海保卫了半天，守不住了。据方治『我生之旅』的回忆，是「因总统蒋公一再电令，必须安全撤退部队」，才撤退的，明明来自领袖的授意。但是，据『雷震日记』1948年5月16日条下，却有这样的记录：「晚至总司令部指挥所见介公致恩伯之亲笔函，嘱其支持到底，战至最后一人，与晨间恩伯所言者完全不同。上午听到恩伯之话，且经国两次与恩伯谈话，我们以为这些意见，当系介公授意，欲保存部分实力，不料经国返定海后，介公亲笔函与恩伯，嘱其为国民党争光荣，死守到底，战至最后一人，因此陈良对上下午之截然不同，深感诧异也。」再查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明记他在5月15日「上午十点飞往上海公干」；5月16日「上午九点五十分飞离上海，十点半抵达定海机场。」可见来去匆匆，自然传达圣旨不误，「欲保存部分实力」，「必须安全撤退」属实。可是，「经国返定海后」，蒋介石在口头授意以外，又来了书面，上下午之间，口头与书面内容「截然不同」。据『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他当时是松沪防卫司令官，他说是「上级指示撤退，我奉命执行」；再据方治『敬悼汤恩伯将军』，是「5月25日奉命撤退，将军集合高级将领，传达撤退命令」。可见撤退是蒋介石授意的。雷震说陈良「深感」诧异，上下午之不同，其实，从侧面意义了解，一点也不必诧异，「介公」行的，是「双轨统御」，在口头上，是要安全撤退部队；在书面上，却是要战至最后一人。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守土不去呀！书面存证于部下动摇之际，谁还会怪领导不力呢？
　　从杜聿明和汤恩伯两个例证中，我们挖掘出领袖明的和暗的表示大相径庭，真令我们怵目惊心。千百年后的史家，看到表象、看到文件，没人会怀疑领袖，他们记录的，必然都是「臣罪当诛」啊！
　　1989。10。08
　　
　　给书呆子上一课
　　我在“吐他一口痰”（《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二期“牛刀·警察·抓”）里，曾论断殷海光和他的学生们，我说：
　　我大学的时候，觉得殷海光还不错，可是现在看他的东西，觉得可以修改的地方颇多。不过，他的学生要赶上他的功力，至少还要一千年，像刘福增。至于陈鼓应，起码一千五百年，林毓生要两千年。
　　为什么我要这样论断他们呢？因为我早就感到：他们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我在“我的殷海光”（《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五期“霸王·骆马·人”）里，曾这样写着：
　　……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可以登〃自由中国〃，如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但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
　　殷门弟子这种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的说：
　　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面因然是受了Logical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因为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
　　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
　　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最近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二十四、五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张灏、林毓生这种海外的书呆子不足论，再看看在台湾的书呆子吧：在台湾的殷门弟子中，刘福增是一位最力争上游的工作者。刘福增的文章，虽然比张灏、林毓生之流要超出〃一千年〃，但这种超出，只是就殷门排行榜而论，是不能跟第一流的思想家相比，比起第一流的来，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刘福增自从被邓维桢在〃政治家〃上大力提拔后，突然多产起来，每半月发表一堆意见，有的还算好，有的就很糟。不论是好是糟，他的基本结构都是以方法学挂帅的，他的每篇文字，都要来一番〃细腻〃得腻人的（A）（B）（C）（D）（E），翻来覆去的下定义、做界说、来假定、弄演绎，用他阳春面的文章，描述个没完，非常讨厌。刘福增始终不知道，文章是不能这样作的。作文和盖房子一样，搭钢筋只是盖房子的一个过度，房子盖好，钢筋是要被水泥灌住的、被粉刷盖住的，怎能把钢筋露在那儿？刘福增的文章，到处都是钢筋，到处都炫耀他的方法学，结果呢，他把暴露的钢筋当成装修的一部分，自然就闹笑话了。
　　竟为日本开脱
　　我举刘福增最新一篇文章做例子：八月十六日的《政治家》第五十三期上，刘福增忽然来了一篇〃从日本政府修改史教科书风波论历史教科书的撰写〃，里头为日本开脱说：
　　把〃侵略〃中国改写〃进出〃中国，冷静而严格的说，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们窜改历史，因为他们这样改以后虽然不再明白承认侵略，但也没有否认侵略，我们可把〃进出〃这个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解释为侵略。而如果历史事实真的显示是侵略的话，我们这种解释是对的。
　　请看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方法学！日本〃侵略〃中国，早就没有〃如果〃了，这种真相，早在国际联合会十九国委员会通过的〃李顿报告〃（LyttonReport）中，就确定在案了。〃李顿报告〃是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这种五十年前就已确定的历史事实与用语，今天再做没有〃有力的新证据〃的翻案，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刘福增说：
　　假如现在有一个历史事实公认是这样这样。现在我们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而主张说这上历史事实不是这样这样，而是那样那样，我们便窜改历史。
　　请问刘福增，五十年来，你和你的日本人，〃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来推翻〃公认〃的历史事实了吗？没有！显然没有！既然没有，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
　　〃淡化〃就是〃窜改〃的一种
　　刘福增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没读过〃李顿报告〃等历史文献，也许可以原谅，但没读历史却信笔乱谈，这就是你的方法学吗？天下可有这种武断的、抹杀事实的方法学吗？刘福增耍嘴皮子，赞成以〃进出〃来代替〃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但〃侵略〃难道不是描述事实吗？照刘福增这样〃冷静而严格〃，日本就没有〃侵略〃，只有在中国领土上〃进出〃了；日本军人就没有〃强奸〃，只有在中国妇女身上〃进出〃了。这种咬文嚼字，又证明了什么？难道历史事实可以用〃没有价值判断的字眼〃抹杀吗？如果这样咬文嚼字，你〃刘福增〃里〃福增〃两个字，就是十足〃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你是不是该〃冷静而严格〃的改一改呢？刘福增说：
　　他们并不是要窜改什么历史。他们只是想〃淡化〃日军过去的恶行，而使年轻人〃淡化〃祖宗的错误。
　　请问刘福增：这就是你搞方法学的态度吗？在方法学上，历史事实只问真假，不问浓淡，如果蓄意把历史事实〃淡化〃，显然就是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尊重客观事实，在描述上动手动脚，就是窜改历史的一种。窜改历史，现代人的花样可太多了，刘福增说一个皇帝在位五年，改成十五年是窜改，其实天下没有这样笨的御用历史家！御用历史家窜改历史，手法是〃冷静而严格〃的、是披着〃学术〃的外衣的、是打着〃科学方法〃的旗号的、是靠受害国的汉奸学者来呼应、来护航的。刘福增故意把〃窜改〃扣上他下的紧身定义，这是完全别有用心的，我不得不予以拆穿、给以警告。
　　漫无心肝的胡说八道
　　刘福增更为日本开脱的方法学，还在后头呢！他居然还帮着在〃南京大屠杀〃上做翻案！刘福增说：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修订。
　　某教授写的检定前的原稿是：
　　占领南京之际，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并且对妇女强暴、掠夺、放火，由南京大屠杀而引起国际上的谴责。据说，中国人牺牲的数字达到二十万人以上。
　　文部省调查官说：〃此一事件是在混乱中所引起的，没有办法区别战斗行为，被杀的人数不详。〃结果，原稿做了下面的修改：
　　占领南京之际，混乱中，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而受到国际间的责难。
　　刘福增为日本人做了布局后，接着说：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这是事实。但我怀疑有人能够把杀害的人数，正确地统计出来。现在历史文件上所写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把猜的部分删掉，没有什么好深究的。
　　这些字，是我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浑蛋的一段话。它充分显示了刘福增这种大学教授的无知，和强不知以为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大屠杀当时，日本《读卖新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就以《如潮水般杀到南京城内》做标题，展开毫不掩饰的描述。中国人民的被屠杀、中国妇女的被奸杀，外国种种纪录，早见于英国曼彻斯德报记者田伯烈的《日本暴行纪实》、美国教授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远东国际军事裁判判决速纪录》、狄克·威尔逊的《两虎相争》，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的《南京事件》等书里；中国种种纪录，早见于郭岐的《南京大屠杀》、蒋公彀的《陷京三月记》等书里；国际难民委员会组成的南京区档案中和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纪录中，以及中国官方的文件中（如战犯法庭的谷寿夫死刑判决书等），都有纪录。统计说明是〃屠杀最惨厉的时期为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被害人总数达三十万以上！〃刘福增没读过历史文献，又信笔乱谈，竟说死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没有什么好深究的。〃这不是漫无心肝的胡说八道吗？放着历史文献不去查，而去〃我想〃；不以历史文献做根据，而以〃我想〃做根据，这又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