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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5章

小说: 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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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義仁的角色,就像喬治歐威爾「動物農莊」中所描寫的豬,動物們將人趕走後,豬將馬、羊陸續整死,成為最大團體,邱義仁所屬的新潮流,就是這種「豬的團體」,只知保護本身利益,恐怖、殘忍而不識大體,搞派系鬥爭內行,任何人滾進新潮流,都會墮落。
  新潮流要角行政院秘書長邱義仁、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兩個人因奪權將黨的政策卡住,陳水扁面對新潮流、福利國系統的謝長廷等敵人,在黨內得不到奧援,便只有4條路可以衝出去:
  1、勾結國民黨;
  2、勾結羅福助(因為羅派人揍了邱義仁一頓,他連個屁都不敢放);
  3、勾結李登輝;
  4、勾結宋楚瑜。
  阿扁只有敚擖h內壓力,讓這4條路成功,就能再做8年總統,其中若能勾結到宋楚瑜,對他將是一大利多。
  
  反对党;党反对
  严格地说,政党政治一沦入一党制,就简直变的民主不起来了。在这种政党制度下苟活的人民,虽然不准组党,但也不必怀忧丧志,因为只要一念之转,也可“立地成党”。
  所谓一念之转,是根本修正党的定义与意义,不再局促在一般解释和学究解释上,而把定义与意义自由化。我们何不想:政党的定义,本来就不限一家,只因为我们被一党独大和宣传搅久了,总以为政党的造型就该是那副德行,就该有巍巍的中央党部,就该有堂皇的主义,就该有严密的党证、宣誓、组织,就该有确定的人数,就该有威风的党纪,就该有几全会、常会或什么什么会,其实着都是没必要的,都是极权政党的特色,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政党其实不是这副德行的,真正民主国家的政党是松散的,他们不重视空洞的主义,他们没有确定的人数,他们没有列管的记录,他们没有约束的党纪,他们没有霸占的党营事业,他们没有慷国库之慨的党费开支。这种政党是自由结合的:竞选前来也欢迎,去也随便;竞选时成故欣然,失亦可喜。他们没有庞大的党工人员,他们有的是共同理想与政见的结合,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就顺利滑进政党的运作,这种境界,才是第一流的政治境界,值得我们拨开一党独大的乌烟瘴气,仔细看他们一看。
  
  明的表示和暗的表示
  1948年国民党共产党『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大军被共产党团团围住,蒋介石为爱惜将才、关怀门生,特派专机,降落战地,去接杜聿明出来。可是,飞机下降之后,杜聿明却不肯上飞机,而要誓与战地袍泽共存亡。整个的局面是:做领袖的,珍惜部下,做部下的,临难不茍,你来我不往,两全其美极矣。
  不过,照杜聿明的儿子杜致勇透露的内幕是:原来蒋介石杜聿明师徒二人之间,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飞机虽到了战地,可是「密码」没来,杜聿明心里有数,是不敢上飞机的。
  杜聿明被俘13年后,写了一篇回忆---『淮海战役始末』,其中说,1948年12月29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伯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43名头等战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是要我死,共产党公布我是头等战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死的一条路了。」
  由此可见,所谓爱惜将才,关怀门生,派飞机去接,都是假的,都是演给别人看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你去死,要你为他进忠烈祠。可是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楚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珍惜部下呀!千军万马兵败山倒之际,还派专机去接他呢?
  1948年的「徐蚌会战」如此,第二年的「上海保卫战」也一样。上海保卫了半天,守不住了。据方治『我生之旅』的回忆,是「因总统蒋公一再电令,必须安全撤退部队」,才撤退的,明明来自领袖的授意。但是,据『雷震日记』1948年5月16日条下,却有这样的记录:「晚至总司令部指挥所见介公致恩伯之亲笔函,嘱其支持到底,战至最后一人,与晨间恩伯所言者完全不同。上午听到恩伯之话,且经国两次与恩伯谈话,我们以为这些意见,当系介公授意,欲保存部分实力,不料经国返定海后,介公亲笔函与恩伯,嘱其为国民党争光荣,死守到底,战至最后一人,因此陈良对上下午之截然不同,深感诧异也。」再查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明记他在5月15日「上午十点飞往上海公干」;5月16日「上午九点五十分飞离上海,十点半抵达定海机场。」可见来去匆匆,自然传达圣旨不误,「欲保存部分实力」,「必须安全撤退」属实。可是,「经国返定海后」,蒋介石在口头授意以外,又来了书面,上下午之间,口头与书面内容「截然不同」。据『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他当时是松沪防卫司令官,他说是「上级指示撤退,我奉命执行」;再据方治『敬悼汤恩伯将军』,是「5月25日奉命撤退,将军集合高级将领,传达撤退命令」。可见撤退是蒋介石授意的。雷震说陈良「深感」诧异,上下午之不同,其实,从侧面意义了解,一点也不必诧异,「介公」行的,是「双轨统御」,在口头上,是要安全撤退部队;在书面上,却是要战至最后一人。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守土不去呀!书面存证于部下动摇之际,谁还会怪领导不力呢?
  从杜聿明和汤恩伯两个例证中,我们挖掘出领袖明的和暗的表示大相径庭,真令我们怵目惊心。千百年后的史家,看到表象、看到文件,没人会怀疑领袖,他们记录的,必然都是「臣罪当诛」啊!
  1989。10。08
  
  给书呆子上一课
  我在“吐他一口痰”(《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二期“牛刀·警察·抓”)里,曾论断殷海光和他的学生们,我说:
  我大学的时候,觉得殷海光还不错,可是现在看他的东西,觉得可以修改的地方颇多。不过,他的学生要赶上他的功力,至少还要一千年,像刘福增。至于陈鼓应,起码一千五百年,林毓生要两千年。
  为什么我要这样论断他们呢?因为我早就感到:他们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我在“我的殷海光”(《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五期“霸王·骆马·人”)里,曾这样写着:
  ……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可以登〃自由中国〃,如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但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
  殷门弟子这种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的说:
  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面因然是受了Logical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因为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
  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
  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最近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二十四、五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张灏、林毓生这种海外的书呆子不足论,再看看在台湾的书呆子吧:在台湾的殷门弟子中,刘福增是一位最力争上游的工作者。刘福增的文章,虽然比张灏、林毓生之流要超出〃一千年〃,但这种超出,只是就殷门排行榜而论,是不能跟第一流的思想家相比,比起第一流的来,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刘福增自从被邓维桢在〃政治家〃上大力提拔后,突然多产起来,每半月发表一堆意见,有的还算好,有的就很糟。不论是好是糟,他的基本结构都是以方法学挂帅的,他的每篇文字,都要来一番〃细腻〃得腻人的(A)(B)(C)(D)(E),翻来覆去的下定义、做界说、来假定、弄演绎,用他阳春面的文章,描述个没完,非常讨厌。刘福增始终不知道,文章是不能这样作的。作文和盖房子一样,搭钢筋只是盖房子的一个过度,房子盖好,钢筋是要被水泥灌住的、被粉刷盖住的,怎能把钢筋露在那儿?刘福增的文章,到处都是钢筋,到处都炫耀他的方法学,结果呢,他把暴露的钢筋当成装修的一部分,自然就闹笑话了。
  竟为日本开脱
  我举刘福增最新一篇文章做例子:八月十六日的《政治家》第五十三期上,刘福增忽然来了一篇〃从日本政府修改史教科书风波论历史教科书的撰写〃,里头为日本开脱说:
  把〃侵略〃中国改写〃进出〃中国,冷静而严格的说,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们窜改历史,因为他们这样改以后虽然不再明白承认侵略,但也没有否认侵略,我们可把〃进出〃这个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解释为侵略。而如果历史事实真的显示是侵略的话,我们这种解释是对的。
  请看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方法学!日本〃侵略〃中国,早就没有〃如果〃了,这种真相,早在国际联合会十九国委员会通过的〃李顿报告〃(LyttonReport)中,就确定在案了。〃李顿报告〃是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这种五十年前就已确定的历史事实与用语,今天再做没有〃有力的新证据〃的翻案,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刘福增说:
  假如现在有一个历史事实公认是这样这样。现在我们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而主张说这上历史事实不是这样这样,而是那样那样,我们便窜改历史。
  请问刘福增,五十年来,你和你的日本人,〃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来推翻〃公认〃的历史事实了吗?没有!显然没有!既然没有,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
  〃淡化〃就是〃窜改〃的一种
  刘福增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没读过〃李顿报告〃等历史文献,也许可以原谅,但没读历史却信笔乱谈,这就是你的方法学吗?天下可有这种武断的、抹杀事实的方法学吗?刘福增耍嘴皮子,赞成以〃进出〃来代替〃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但〃侵略〃难道不是描述事实吗?照刘福增这样〃冷静而严格〃,日本就没有〃侵略〃,只有在中国领土上〃进出〃了;日本军人就没有〃强奸〃,只有在中国妇女身上〃进出〃了。这种咬文嚼字,又证明了什么?难道历史事实可以用〃没有价值判断的字眼〃抹杀吗?如果这样咬文嚼字,你〃刘福增〃里〃福增〃两个字,就是十足〃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你是不是该〃冷静而严格〃的改一改呢?刘福增说:
  他们并不是要窜改什么历史。他们只是想〃淡化〃日军过去的恶行,而使年轻人〃淡化〃祖宗的错误。
  请问刘福增:这就是你搞方法学的态度吗?在方法学上,历史事实只问真假,不问浓淡,如果蓄意把历史事实〃淡化〃,显然就是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尊重客观事实,在描述上动手动脚,就是窜改历史的一种。窜改历史,现代人的花样可太多了,刘福增说一个皇帝在位五年,改成十五年是窜改,其实天下没有这样笨的御用历史家!御用历史家窜改历史,手法是〃冷静而严格〃的、是披着〃学术〃的外衣的、是打着〃科学方法〃的旗号的、是靠受害国的汉奸学者来呼应、来护航的。刘福增故意把〃窜改〃扣上他下的紧身定义,这是完全别有用心的,我不得不予以拆穿、给以警告。
  漫无心肝的胡说八道
  刘福增更为日本开脱的方法学,还在后头呢!他居然还帮着在〃南京大屠杀〃上做翻案!刘福增说: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修订。
  某教授写的检定前的原稿是:
  占领南京之际,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并且对妇女强暴、掠夺、放火,由南京大屠杀而引起国际上的谴责。据说,中国人牺牲的数字达到二十万人以上。
  文部省调查官说:〃此一事件是在混乱中所引起的,没有办法区别战斗行为,被杀的人数不详。〃结果,原稿做了下面的修改:
  占领南京之际,混乱中,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而受到国际间的责难。
  刘福增为日本人做了布局后,接着说: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这是事实。但我怀疑有人能够把杀害的人数,正确地统计出来。现在历史文件上所写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把猜的部分删掉,没有什么好深究的。
  这些字,是我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浑蛋的一段话。它充分显示了刘福增这种大学教授的无知,和强不知以为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大屠杀当时,日本《读卖新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就以《如潮水般杀到南京城内》做标题,展开毫不掩饰的描述。中国人民的被屠杀、中国妇女的被奸杀,外国种种纪录,早见于英国曼彻斯德报记者田伯烈的《日本暴行纪实》、美国教授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远东国际军事裁判判决速纪录》、狄克·威尔逊的《两虎相争》,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的《南京事件》等书里;中国种种纪录,早见于郭岐的《南京大屠杀》、蒋公彀的《陷京三月记》等书里;国际难民委员会组成的南京区档案中和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纪录中,以及中国官方的文件中(如战犯法庭的谷寿夫死刑判决书等),都有纪录。统计说明是〃屠杀最惨厉的时期为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被害人总数达三十万以上!〃刘福增没读过历史文献,又信笔乱谈,竟说死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没有什么好深究的。〃这不是漫无心肝的胡说八道吗?放着历史文献不去查,而去〃我想〃;不以历史文献做根据,而以〃我想〃做根据,这又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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