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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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松的悲天悯人
看了刘峰松的《雏妓哲学家》，实在可以全醒了。峰松在这篇文章里，深入而生动的探讨雏妓的心理与处境，使我们读了，为之泪下动容。峰松说：
好多无照妓女，都被强制送到斗南“妇女习艺所”，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说，她们不怕送法院，不怕送拘留，最怕送斗南；既然是“怕”去，可见那种场所标榜的“技艺训练”，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想去，拒绝去，而违背教育基本原理，强迫她们去，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可言。送她们到习艺所原是要救她们脱离火坑，可是她们主观上把习艺所看成更大的火坑，常集体脱逃，岂不是大笑话吗？
峰松在法院做观护人多年，但他却悲天悯人的，最后写下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面对着倩倩这位小女孩的遭遇，心情都会相当沉重的。每个人都会同情债情，悲悯她的家庭，也悲悯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会为她的无知、她的沉沦、她的自我糟蹋，感到惋惜与痛心；会想协助她、提携她，并期待她过着正常的少女有的——黄金般的、有梦的、骑丽的、圣洁而纯真的生活。可是，如果由您处在笔者——这样一个官方社会工作者的立场，也得承认会有一种无力感和倦怠感，要拯救倩倩这样的雏妓——她的躯体和灵魂，是需要多少条件来配合，而种种条件的成就，又是多么困难啊！
如果笔者逼得紧，倩倩要在鱼工厂和辅育院之间，做一选择，她会回鱼工厂的，但想象得到的，倩倩在满十八岁后，就可以正式领到“执照”，可以合法下海伴舞，可以合法下海执酒壶，也可以合法投身绿灯户，这样，笔者不过是刁难她，而多让她那白嫩的小手给鱼刺刺伤而已！如果笔者打马虎眼，她能在中山北路，从一段到七段，过着“志”趣所在的生活，以她的孝顺，能多给她母亲一点钱，假日回家时，弟妹们拿着她的大礼物，个个笑口常开，皆大欢喜。
笔者——一个曾经的观护人，为什么常要陷于矛盾、迷惑和痛苦呢？为什么当时不悄悄告诉她：
“倩倩：去吧！照你的意愿去做，想回头时再回头。记得常回家看你的娘，多塞给她钱；注意健康，小心怀孕；有空要上礼拜堂，愿上帝保佑你！”
读了峰松这几段动人的文字，对雏妓问题，我们怎能不用整个社会结构的观点去看呢？雏妓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个雏型，没有解决其他相关的问题，也单独解决不了雏妓的伺题。不认清这一点，光想从雏妓方面下功夫，不但无补实际，甚至对她们有害。国民党大官人，醒，醒，醒！
李敖的笔胡适的痒
李敖的骂人，有些我并不喜欢，以为狂放过度，有失平和之气。但后来读过几本他的书，觉得他也并非痞子之状，其实是很有几分学理在的。他对考据、推理，很有些修养，学问并不比同代的一些教授差；但又是个不喜欢被匠气包围的人，常常走出书斋，滚在平民世界里，那，就很有不凡之气了。
前几年因写《鲁迅与胡适》一书，偶尔看到李敖的几篇谈论胡适的文章，颇为惊讶，觉得是个很解人意的人，观点集中，较有力度。后来又读到他的那本《胡适评传》，对其述学的功力颇为赞佩，我甚至感到了李敖古朴的一面。《胡适评传》中就有乾嘉学派的余影和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学风。这一本书，让我看到了李敖的另一面。
《胡适评传》并非诗化的。颇为好读的书，与大众的趣味也有一定的距离，它的意义恐怕更在方法论上。作者在《关于胡适评传》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近于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颁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李敖的这段话，写在1964年，距今已30余年矣，读来仍觉亲切，可谓中肯之谈。我由此也想起大陆50年来的文坛上，文人亦常犯上述的毛病，近来李氏的书风靡大陆，写传记的人，倘若看李敖的书，说不定会有所启示的。
于史料的求真里见精神，并非一件易事，笨功夫、匠气固然不可缺少，灵魂的自审也是重要的吧。李敖搜集史料之多，让人感叹，其梳理历史的方法，也多有奇处。他的行文，处处有史料的支撑，几乎看不到随意点染的地方，但又无拘谨、枯瘦之感，常有灵气飞动，不为史料所累。这种史家的气魄，是让人佩服的。不知怎么，我感到了李敖是个深解胡适学术真髓的人。我们看一看胡适的《楞伽宗考》、《说儒》一类的文字，当可感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李敖曾把胡适看成台湾民主的播种者。他的那篇《播种者胡适》，在我看来实在是篇名作。但胡适与李敖性格迥异：前者沉静、斯文，后者狂傲，激烈，色泽相差很大；但他们在几个方面却走到了一起：一、民主概念的相同；二、历史观的相近；三、治学方法的交叉。我读《胡适评传》深感作者与传主间的某种默契，但李敖又不以传主的是非为是非，文中常有奇崛之气，反观胡适的生活也并不温吞。如《竟业旬报》那一章，写胡适的“大团圆病”和“浅显的爱国论”，微辞里颇见风骨，读了让人心以为然。旧语云，治史者应注重“史德”，李敖可说是个很有“史德”的人。在历史的时空穿行，既有规而循又天马行空，我以为该书的分量，就在此处。
我在研究胡适时，深觉旧学知识的欠缺，行文时捉襟见肘。
胡适曾认为校勘、考订之功为朴学要义之一，这些他本人继承得很好，李敖也继承得很好。看了《胡适评传》，我觉得作者确是个有资格为胡适画像的人。李敖谈及此点，也并不谦虚，甚至有几分高傲，他说：作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作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作者在此说了大话，但却是心里的话。传记写作最不易把握的，是“史”与“诗”的关系：拘于前者，会流于枯涩；偏于后者，则易滥情。李敖自称是把“史”与“诗”结合起来的，本书对此也做到了一些，只是文字不太精到，似乎也被胡适的文体所传染，缺乏韵味。李敖与胡适，在文体上对白话文的贡献不可夸大，他们均难见周氏兄弟那样的气象。我读李敖的书，唯一感到不足的，说起来，也就在这个地方。
李敖的人生阶段论
人生可分为生、老、病、死等阶段；也可分为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阶段；但这种分法；太粗糙了；是不好解读的。要解读；必须分得更细；或因人而细分；或因事而细分；或因什么什么而细分。比如说；我的初恋；与情人的悲欢离合；就是一个阶段；比如说；我的坐牢；与敌人的长期周旋；就是一个阶段。人生会同时有好多阶段平行存在着、交错着；相互之间也许相关；也许不相关；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察觉阶段发生或结束时；得清楚承认现实；明明该结束的；让它告一段落；休恋逝水；明明该面对的；让它就此开始；勇于面对。对告一段落的往事；要能以不伤逝的潇洒去回首；告诉自己；那曾是我人生中的一段；有许多是幸福的彩云。但彩云易散也是人生的过程与常理；有开始必有结束；一如不幸也会有始有终；也是人生的过程与常理一样。就是这些一件件或幸福或不幸的阶段；才累积成我的今生；直到我最后一个阶段的到来；或寿终正寝；或死于非命。从这最后阶段往回数；我一生中；或因人而分；或因事而分；可能总结出几十个几百个阶段出来。在每个阶段来或去的当口；有的反应会很不习惯、很强烈；这时候；要用整个一生做一把尺；去量这一段；告诉自己：它只是一个阶段而已；它的来和去一定要潇洒的清楚承认；不要退缩；对智者达者仁者勇者而言；也没有什么好退缩的。「用分阶段的眼光去划分自己的一生；使自己清楚承认什么是山雨欲来、什么是彩云易散；因而明确的划分出自己；这是一种必须学会的本领。」
又说：
这本领就像打字、游泳、骑车一样；它们不算是一种知识；它们是一种习惯；你要把「人生阶段论」当作一种习惯来运作；才算成功；才会立刻进入情况。比如说；以我这种反派人物；在我们中国；一定会坐牢的。坐牢是我必经的阶段；我不信宿命；但我清楚知道我难逃牢狱之灾。所以；一旦我坐了牢；我立刻把我的「人生阶段论」端出来；告诉自己「我的自由阶段过去了」；「跟小情人的幸福生活阶段也过去了」；我眼前处遇的；是一种新阶段；「是我的坐牢阶段」；我就转化心情；建立起新习惯来；立刻展开我的新阶段。
又说：
「人生阶段论」不该只是一种理论；要理论以外；有可行性才算。它是应该养成的习惯；养成以后；你对全面的人生；会有分阶段的看法；一个个自成单元的阶段；尽入眼底；一览无余之下；你会把每一个阶段一一切割出它的位阶；某年某月某一天；或某几年某几月某几天。大体上说；都是自成单元的过去式；像一部电影一样；演出过的画面都是过去式；所有的过去画面最后结局于end；那就是人生的死亡；寿终正寝也好；死于非命也罢；都是结局。人死了；一如一部电影的静止；电影底片的静止；每一小格画面的静止。小格画面是自成单元的；正如「人生阶段论」的每一阶段；电影就是那样一小格一小格形成的；人生也就是那样一阶段一阶段形成的。有了这种切割的习惯；你最大的受益是你不会苦苦留恋过去的幸福；也不会拒绝面对现实的不幸；你会告诉自己；是阶段转换的时候了；立刻适应这种转换吧；于是我会「欣然就道」；像手握电视开关一样；立刻转换新的频道。
又说：
转换的开始和结束；也并非完全听其自然；也有人为的部分。这是「有为主义」的人生观。
李敖的中国民族观
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它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是十三世纪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只有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十三世纪蒙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六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给蒙族和尚盖喇嘛庙，不许汉族种蒙族的地，也不许跟蒙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族，抵制汉族。
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大深了，人大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像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当时守长城的汉族总司令是爱情至上的吴三桂将军，听说首都北京被流寇攻进，皇帝上吊死了，他按兵不动；但接着听说在北京等他的情人陈圆圆小姐也被抢走了，他就不再忍耐，于是他跟敌对的满族拉手，借满族的兵，去救他的陈圆圆。
这一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满族进了北京，不再走了。他用最隆重的丧礼来为明朝的殉国皇帝发丧，同时把孤零零陪这个皇帝同死的一个太监，陪葬在这三十五岁就自杀了的皇帝身旁，他们又消灭了攻进北京的流寇，然后在北京出现了满族皇帝。
满族对汉族说：'杀了我们皇帝的，是我们的仇人流寇；杀了我们仇人流寇的，是我们的皇帝。'这是一种巧妙的代换，把汉族的皇帝的底片，跟满族的皇帝的底片重折冲洗，'皇帝'这个名词没有变、这个象征没有变，但是照片上的相貌，却不同了。
满族决定用一些具体而明显的方法来使汉族屈从，于是从头做起，先改变汉族的发型。用你肯不肯改发型，一望而知你肯不肯就范。汉族旧有的发型是留长头发，但是满族却是留辫子，留到今天，我们尽管恨满族，可是还是得跟着留辫子。
不过，满族虽然被汉族所恨，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它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屈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氏、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大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的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一一没有胡骚味！
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