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相约-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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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活吧。还得以活人为主。
但这件事还是被人传了出去。二姐被带到镇上去审问，她说，这种事在山里多的是。有个女娃不知得了啥病，见人就咬。她爸把她拴在屋里，一拴五六年，到后来手指甲脚指甲都长得打弯弯了，一两寸长的指甲。一天到晚不穿衣裳，被子也薄成一张皮。我拴他，一天三顿没少他的，手脚隔阵子洗一回。床上的被子还是去年秋上的新棉花，衣裳穿得利利索索，把他拴起来，一点都没亏他。只是不想让他跑出去祸害人。审问他的人问桃花，祸害谁了？桃花愣了愣回答，还不是我。
桃花还是被拘留了几天。二姐夫自由了，威风一点不减当年。他对桃花恨之入骨，提起扁担绝不用棍子。这个时候，大姐回了一趟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姐樱花。大姐樱花确实像人家说的那样，命好。上身穿一件织锦缎花衣裳，脚上穿一双暗红色平底皮鞋，头发往后梳着，神态很安静，简直是一副福太太的样子。她刚三十出头，样子却比三十岁的山里人年轻富贵，落落大方。大姐给我妈了一百块钱现钱，是那种红色大头像的一百块新纸钱。大姐给我妈钱，但不大跟我妈坐在一起，站在一堆。我妈站在大姐跟前，就像是大姐的女儿，又像是大姐的保姆，一点不像当妈的样子。个子矮不说，神情还怯弱畏缩，眼神一躲一闪，倒像有什么地方对不住大姐似的。
实际上我们连羡慕都羡慕不过来大姐，要是当时送出去的是我们，而不是她，该多好呀！穿绸挂缎的人就是我或桃花，而不是她。桃花就是桃花，小时候大姐背过她，抱过她，现在出了事，还是大姐帮忙，还亲自回来探望，大姐真的很了不起。
桃花从镇上回来后，日子更不好过了，她和孩子经常回娘家。二姐夫就往娘家跑。有时候打起来，一面坡的人都来拉架。说起来拉架，好多人都喜笑颜开。山里人没啥娱乐活动，谁家打个架，分个家，就跟当年看露天电影一样，全家人齐出动。大姐不知道找了什么关系，把我那没治的二姐夫弄走了。有人说是疯人院，也有人说是福利院，还有人说是到大城市干重活去了。不管到哪去了，反正不在家，眼不见为净。桃花的日子好过多了。大姐在娘家住了十几天。二姐夫走后第三天，大姐就走了。这一走，再没音信，就像她根本没回来过，也没帮助过家人一样。就是后来我妈出事，她也没再回来过。
这就是我出嫁以后娘家发生的事。桃花的日子好过了，脸色也比以前红润多了。没人跟她打闹，便一门心思干自家的活。种完自己的地，还帮我妈的忙。我妈替她看孩子，她在坡上忙。我回娘家的次数比以前明显多了。社宁当然不高兴我老往娘家跑。为这事我们也吵吵闹闹。直到有一天，他把我养了整整四十天蚕，卖得的四百多块钱一分不剩地偷去，几天就输了个精光的时候，我和他大打出手。他把我的头按进装猪食的桶里，差点把我憋死，但我毫不示弱。这一点我像早夭的三姐葵花，跟桃花不一样。桃花只会受气，我才不受他的窝囊气。我拿起锄头就抡，跟当年我爸打我妈一样。社宁抵抗一阵，一溜烟跑了。社宁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
我们和社宝住一个院子，同样的土墙房，同样的石板瓦。这是上辈人传下来的家产。社宁社宝手上没修过房子，连修缮的意思都没有。不过房子还能住，冻不着，晒不着，能避风能挡寒。山菊给社宝生了两个娃后就去南方打工了。说是打工，谁知道都干些啥。每年过年回来一次，住过年就走。一个好端端的女人不在家过日子，倒把家当成了旅店。她回来，社宝高兴。她不回来，社宝也没啥不情愿。好像山菊是他们家的客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副丰衣足食的样子，好像外面的钱都堆在马路上，不要人低头，自动就会跳进口袋，但也没见她披金戴银。
开始，我们处的还算好。过年回来，给我送点擦脸的护肤霜，扎头发的花卡子。后来就不一样了，动不动指使我干这，使唤我干那，我都变成她的丫鬟了。她不在家，我帮她的两娃儿干了多少事，谁能说得清。小家伙放学回来找不到社宝，没饭吃，叫一声二妈，心就发软，总不能让他们饿着吧。衣服烂了，扣子掉了，叫一声二妈，能不拾掇？两个小家伙很淘气，爬树掏个鸟窝，把学校玻璃打破，跟小朋友打架，他爸不在，还不是我去收场子。小家伙也有招人喜欢的地方，放学路上摘串刺袍给我拿回来，让我先吃。橘子红了，爬到树上，摘一个橘子扔给我，帮我摘桑叶喂蚕。两个小家伙给我带来过许多乐趣。
就在社宁不停地把家里东西往外偷，不停地打牌输钱的时候，我妈也走了。我妈走得稀里糊涂，莫名其妙。
这是今年夏天发生的事。夏天对于大江大河来说是个不吉利的季节。每年夏天汉江都要涨水。因为河流上有水电站拦截，一般情况下，涨水对汉江造不成多大损失。可今年不一样，今年江水涨得特别猛，主要是上游下连夜雨，山洪暴发引起的。山洪不但冲毁了良田，山林，还冲走了房屋牲畜和人。树木，门窗，衣物，桌椅，板凳，油桶，面缸，家具等等，家户人家有的东西，江里都有，江面集结的漂浮物连绵几十里，站在岸上往上游看，看不清江水的本来面目。汉江水原本很清澈，很干净的。如今连水的样子都看不见了。江面上全是树木，杂草，鞋子，门窗，猪牛羊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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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上一株菊
我是山上一株菊（10）
村里组织了打捞队，每家都得出人。我妈家不出人村长也把我们咋不了，可我妈偏还去了。上面有规定，打捞一只羊一百块钱，猪和羊一个价。一头牛两百块。一个人，也就是一具尸体，自然高得多，五百块。捞上来的这些东西就地掩埋，掩埋后发现钱。打捞的柴草木料家具物什，谁捞着归谁。村里人便全跑到江边。打捞上来一头牛就地一埋，当场领取二百块现金，埋一只羊给一百，一头猪一百。有人现场办公，当场发钱。这样的阵势谁见过？我妈不知道处于哪种考虑，反正她去了，去的还义无返顾，一去不归。看见过她的人给我描述。他们说，你妈用一根竹竿拨拉一个塑料盆，拨着拨着，一头栽下去，人就不见了。
后来我想，我妈看上的不光是一只塑料盆子，她看上的是一只羊、一头猪、一头牛、或干脆就是一具人的尸体。你想呀，养一个闺女才赚一百块钱，这还算好的，我和桃花都是赔本买卖。一只死羊一头死猪跟一个最有福气的女儿一个价。女儿天天要吃要喝，一养几年十几年，死羊死猪又不要人割草，不要人喂水。眨眼工夫，干干净净，崭新脆响的百元票子就进了腰包。谁不想挣这种钱，钱又不长刺，不扎手。
我妈掉进浑浊的江里。桃花跟我一样，束手无策，站在大雨磅礴的江边，只有干嚎。社宁躲得不见踪影。因为平时总帮社宝看孩子，做家务，社宝跟我关系很近。虽然不说在嘴上，还是看得出来的。我妈的事自然落到了社宁他哥——社宝头上。他在江边打捞了几天，还请人沿江寻找。江里到处是漂浮物，到处是打捞漂浮物的人，却没人打捞上我妈的尸体。要么有人打捞上来，当成上游泥石流冲下来的灾民，就地掩埋，领了工钱。社宝走在前面，我和桃花跟在后面，哭一阵，骂几声。哭的当然是我娘，骂的当然是社宁。最需要劳力的时候，社宁却不露脸面。
我病了一场，躺在床上起不来，山菊的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侄儿子给我端来吃的。孩子上学一走，只有社宝帮忙。他帮我摘桑叶，帮我喂蚕，帮我喂猪，喂鸡。他找过社宁，可没找见。要么就是找见了，社宁不愿回来。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社宝对我好，比他弟弟社宁强一百陪。山菊一年回家一次，过个年就走，社宁十天半个月不回家一次，回来也没啥喜事，不是打就是闹。就是在床上他也没社宝能干，社宁把我当成砖头水泥，哎哟哎哟糊弄几下，完事就不管我了。该打照打，该骂照骂，骂得最多的那句话，还是我爸骂我妈的那句老话，下不出蛋的母鸡！
社宝就不同，社宝才算得上男子汉，在他怀里，我享受到了人间最快乐的事，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舒服最值得纪念的时刻。不瞒你笑话，在我二十三年的生命历程中，没有任何事比得上和社宝在一起的时候。
他说他喜欢我，看见社宁打我就心痛，他劝说过社宁，可不起作用。我说世道咋这么不公平，明明我们两人是一对，却不能生活在一起，只能偷偷摸摸，见不得天日。
然后，我们就更加用力的拥抱，说些更加甜言蜜语的话。有时社宝也说，我们俩人都没有错。一个锅烂了，一个要补锅；一块田旱着，一块田涝着；一个愿打，有个愿挨。大家都能理解，山菊和社宁也应该理解。我就说，不管他们，我们畅快就行。谁知道他们在外面过的啥日子，说不定比我们还逍遥。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往前走。社宁还是不落屋，山菊继续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回来后指桑骂槐骂我一通，在家呆上半个来月，又走了。我想她大概知道我跟他男人社宝的事，但她不说穿，看来她是聪明人。我这个不要钱的保姆，不要钱的管家打着灯笼也难找，不用白不用。要么就是她在南方，见多识广，对这种事见怪不怪。在我们山里，很多人家都有外出打工的人，坡上的地退耕还林了，农业税也少了，种地和不种地没多大区别，男人女人就往外跑。出去的人吃香的喝辣的，在家的人总还得往前走吧，日子总得过吧。我和社宝这种关系，在我们这里并不希奇。外面的世界我不清楚，山里人的日子都这样。老人说，这叫互助合作。你们别见笑，这也是开放搞活带给山乡的新气象。
你们问我最烦恼的事？让我想一下……还是穷吧。如果我跟你们一样，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坐在椅子上问话的人可能就是我。哦，不是问话，是搞社会调查，对，搞农民状况调查的人也可能是我，而不是你们。你们要我说真话，我就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这样也好，说出来就轻松点，就跟人的血浓了要放血一样。放一点就舒服。二十多年来，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也没人听我说这么多话。你们看得起我，是我的福分，但是，你们也得保证，有些事不要给别人说，你们知道就行了。还有就是，别人家人死后都埋在老坟场，我们家却不能。你们不是说可以帮助我吗？如果可能，帮我打听一下我妈的下落，说不定我妈掉进汉江没淹死。要是死了，找到尸体，把她埋在我爸旁边，假如能把葵花的尸首也移到我爸我妈跟前，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一家人吵吵闹闹一辈子，死后总不能一个埋在东边，一个埋在西边吧。请你们行行好，积积德，帮我们李家这个忙，我李菊花一辈子都感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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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上一株菊
相约拉萨（1）
我们是在西宁开往格尔木的火车上相遇的。
我没买上卧铺票，可我清楚从西宁到格尔木中间有个漫长而寒冷的夜晚。便从硬座车厢往卧铺车厢移动。硬座车厢与卧铺车厢之间是餐车。餐车坐着几位全幅武装的乘警，其中一位是列车长。我把背包带子拽得更紧，从乘警翘起的二郎腿间快步走过。没走过两张桌子，就被喊声叫住了。乘警说请出示车票！我把车票拿了出来。乘警说不能过去！我说过去补卧铺。乘警说，没听广播？卧铺票早没了！
我停顿了一下，意识到想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过去肯定有难度。
只有就近坐下。餐车总是吃饭的地方。我把菜单捻过来，正面看一遍，背面看一遍，抬头望一阵窗外，再看菜单。服务员在我身边站住，走开，再站住，再走开。旁边一对夫妻抱着小孩，许是火车上呆久了的缘故，小孩烦得直哭。我偏着头看孩子。妻子解开扣子喂孩子吃奶。我还是偏着头看。丈夫乘机大口吃着饭菜，边吃边扯着嗓子叫起来——我说——嗨——还没到大柴旦哩，咋这么咸！
他这么一叫，立即有人应和。把盐客子打死了！真道是快到盐湖了，咸得进不了嘴！
丈夫吃完后接过孩子，接孩子的时候盯了我一眼。这会儿我已经点了菜，坐得理直气壮。孩子不哭了，妻子在喝汤，妻子把汤喝得滋滋响。我又瞅妻子脸上的红晕。丈夫脸上也有红晕，丈夫脸上的红晕发暗，呈暗红色。心想这对夫妻有多大，比我年龄大还是比我小。从孩子的年龄判断，他们不会有多大，可从面相上看应该比我大，或者大很多。是不是因为高原红的遮掩，才识不出真面目。
饭菜端了上来，依旧心不在焉，惦记坐在这儿的目的。吃几口抬头看一看。自然，他们还是我注目的重点。我不敢多看乘警。妻子刚喝完汤，孩子又闹，又吃奶。丈夫有些不耐烦了，把头转过来，摔给我一句，没见过女人奶子？弯腰不就见着了！
哄的一声，还伴着嘻嘻哈哈的笑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把头抬得更高望向四周。所有人都朝我张望，有的兴奋得合不拢嘴。赶快低了头吃饭，可又抬起来——因为那双眼睛。
那是一双没有含笑的眼睛，一双普通的眼睛，但绝对年轻的眼睛。那个人身边也放着一只巨大的背包，腰上系着腰包。也是个背包族！我很肯定。
我把饭吃得异常缓慢，不时看一眼乘警，准备随时逃向卧铺车厢。只要到了卧铺车厢，找列车员说几句好话，看有没有临时空出的铺位，或者干脆掏点钱就睡列车员的铺位。这是我在内地列车上惯用的手段，而且屡屡成功。
两个乘警走了，还有两个。这是个好机会，便把背包带子往胳臂上套。就在使劲站起来的时候，那双眼睛笑了一下。看得清白，就是对我笑的。停了动作，不知如何是好。但只几秒钟，还是继续我的动作。想着马上就可以冲过去，过去后立即躲在某个下铺位置，或者躲到锅炉房旁边，或者在厕所呆一阵，只要不被逮住就算成功。我站了起来，跨出步子。喊声随了过来。
没听见呀？没卧铺票不能过去！我停住脚步。心里彻底凉了。磨蹭了半天，还是白废工夫。晚上多冷呀，已经穿得够多了，也不咋暖和。再过一会，车过青海南山还会冷，明天凌晨，到柴达木盆地，肯定会更冷。听说在青藏高原不能感冒，感冒心脏会受影响，心脏要是出问题，搭上命就太亏了。
站在餐车车厢与卧铺车厢之间的通道上。乘警站在我身旁，没伸手阻拦，却不敢行走半步。我像一个傻子一样站在快速行进的列车上，背上背着跟我差不多高矮的背包，腰上系着腰包。三天没有洗澡，三天没脱衣服睡觉，脸也是有水洗一把，没水就不洗，浑身上下散发着浓厚的火车味。
依然站着，似乎想与乘警对峙。他们不敢把我咋样，顶多回到硬座车厢，和大多数乘客一样，摇摇晃晃昏昏沉沉穿越高山穿越戈壁穿越盐湖，然后到达格尔木。到了格尔木就没有火车味了，没有火车味，就不受乘警的气了。这个时候，那双眼睛过来了。
他是举着那双眼睛走着的。我有些害怕。他走了，餐车就只剩我和乘警了。黑夜已经来临。
我们走吧！
他拍了我一下。我仰望着他。他接着说，还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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