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罪 秦耕 著-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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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斗殴、吸毒、游手好闲、赌博等等，有几个我还是见过面的。一场在夜间进行的大搜捕，将这些在公安局“挂号”的人物一网打尽，当然各有各的“罪名”，但方法一律是“收审”，我当时的判断是快要过春节了，要搞一次“打扫卫生”的工作，让老百姓过一个安静祥和的春节。但卢传胜却传进了惊人的消息，公安局被炸了！我马上明白，这是公安局在用漫天撒网的方式破案。这是一个概率论的侦破方法：宁可错抓三千，也不能放跑一个；把这三十多人统统抓进来审讯，说不定罪犯就在其中呢；如果罪犯不在这个范围，还可以从审讯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侦破线索吧；即便没有审出线索，一场横扫全县的严打风暴，也足以震慑犯罪分子的魂魄。结果春节未到，这几十个人又哗啦一下全放了。
原来那个据说“已在部里挂号”的“恶性反革命爆炸案”意外告破了。县城里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互吹胆大，其中一个说你敢炸公安局吗？一个说谁不敢谁是小狗，另一个说是孙子。于是这三个孩子用书包背着炸药包，上到公安局二楼的楼梯拐弯处——那里离我开始时在公司局“做客”的那间会议室不远了。点燃导火索，他们跑出去在街上听响声。响是响了，但未造成多大的破坏。他们后来又吹自己水平高，炸了公安局大楼他们也破不了案。这消息传到公安局，案子就意外告破。至于那三十多个被错抓的人，这时要释放了自然是欢天喜地对公安局感激不尽了。
2001年，甘肃省某县堡子乡的乡长，为了该乡社会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在全乡范围内，让村民投票民主选举“劣迹人”，每个人须选出五名“劣迹人”，得票多者当选，民主选举出的“劣迹人”集中到乡政府以劳改的方式办“法制学习班”。该乡长后来被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以此观之，中国社会在十多年中总算还是有了一点进步吧。
中国社科院下放人消息，是因为一种偶然事件被我知道的。本县把这批突然下放到这里的人叫“北京来的大学生”，其实他们都是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基本都是硕士学位以上的专业人士。有一天，因为在街上吃风味小吃，与街上的几个泼皮们发生冲突，其中的一个被几个泼皮给打伤了，于是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也因此使我得以知道，1989年秋，中国社科院将数千名青年研究人员下放边远地区一年，让他有机会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中国国情的作一个清醒的对比，以便他们得出“民主不适合中国”的科学结论。本县来了一百名，本地区有七个县市，因而我知道这个当年“流放”彭真的边远地区，一下子下放了700名“太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我们的理解是，社科院是今年运动的“重灾区”之一，知识分子太密集了，需要把他们分散开，给他们的大脑降温。这就像做庄稼活的农民在庄稼稠密的地方“间苗”一样。多年之后，当我在一个南方省城，与一家上市公司的常务副总交谈时，说到那段经历，我说我当时在狱中，听说其中一个被街上的烂仔打伤了，他笑着说：我正是那个不幸被打伤的家伙！于是那段“改造”经历就化作一阵戏剧性的开怀大笑。
我感到幸运的是，那件儿戏式的爆炸案，没有被他们和我联系起来。坦率地说，当我惊闻这个消息时，心里马上敏感起来。他们很可能把这个案子和我的案子“并”起来，那样我就吃不了兜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特殊的年月，针对特定的对象，这又怎能不让我敏感呢？说实话，我也真担心外边那一大批曾经和我密切交往的年轻人，他们的热情和我一样，但未必有我的清醒。如果真是他们中的某个人出于一进激愤，干出这等蠢事，那很可能会被弄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来，而我的脑袋，也只好保不住啦。
当天晚上，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话。
那些囚犯们当然很高兴，还说了不少幸灾乐祸的昏话，如果管教听到肯定要以“给你们加刑”相威胁。我在紧张地思考种种可能性，把那些平日尊称我为“老师”的年轻人的面孔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过电影。从第二天开始，我表面上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轻松，但我想获得更多的信息。我甚至交代卢传胜出去时，如何注意听消息，如何观察外的动静，在放风时，我也曾以聊天的方式，企图从平福安，王胡子嘴里听到一点什么。平福安一脸严肃，叫着我的名字，说这不是你应该打听的；王胡子则故作威严，厉声说：不许乱打听！不过王胡子故作威严的表情，总是引得我忍不住要发笑。
其实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我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
但看不出任何变化，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只是天气越来越冷，监狱里的白昼越来越短了，夜长昼短，这对于囚犯们来说，可是一个好消息。那极端空洞乏味的日子，好像也容易熬了，容易打发过去了。这是冬眠的季节，随着气温的下降，生物的体能消耗减少了，那像噩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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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休无止地缠绕着肉体与大脑的饥饿感，仿佛也终于累了，不再凶猛地纠缠了。冬天是监狱里的最好的季节，因为昼短夜长，冬天是一个专属于囚犯们的好季节。
那段时间对我的审讯仍在继续，但内容没有新的变化。从他们的提问中，我也“刺探”不出相关的信息。
突然，只两三天的工夫，那一批被“围捕”进来的人，就又哗哩哗啦全放走了，我当时虽感意外，但仍然不明真相——对我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那件“爆炸案”的真相，我是获释之后才从人们的传说中知道的。
也许他们当时确实有过与我“并案”的设想，但仅仅只是一种设想。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本号子经常有人外出“帮灶”，对这个号子的其他囚犯来说，还有更多的好处。我腿上的湿疹初起时，不过是几粒细小的皮疹，因为囚室的环境为它们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它们就迅速茁壮成长起来。若干年前，我左上臂也曾长过湿疹，我知道有一种叫“醋酸去炎松”的软膏，就可有效治疗。因而我很快就写了一张“处方”式的纸条，把它交给了管教，按说当局在当天就应该为我提供这种软膏，以防湿疹感染进一步扩大。但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消息，经我多次催问，我甚至在放风时挽起裤脚，把湿疹与警察“合谋”取得的伟大成就展示给他们看，他们仍然无动于衷。
我只好继续写我的“处方”，让卢传胜外出时带在身上，如果有机会碰见公安局的其他人，让他们设法转交我家里。结果三天之后，我就收到了家里买来的药品。后来的药品供应，我都是利用提审的机会，让专案组的人给我家里带口信。他们对我的要求从不敢怠慢。这才是最有效的途径。但他们的审讯，并非总是安排在我刚好有需求的时候。比如我腿部湿疹感染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正好就去外地搜集调取我的其他犯罪证据去了。
如果当时卢传胜没有外出帮灶的机会，我的那条腿还不知要烂成什么样子呢。卢传胜几乎是被突然放走的。
按他自己计算的日子还差两天，当时已经是深夜了，王胡子突然打开11号的牢门，宣布释放布卢传胜。他解释说，拘役犯每月有两天的假期，卢从未休过假，就应该提前12天释放。现在已经让卢传胜多坐了10天牢了。
听他这么说，我们都惊奇不已。我后来查证过，法律确有此种规定。王胡子没错。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清楚的看出这家拘留所、收审所、看守所、劳改场四合一的监狱的管理，是一种什么样的水平。
更为滑稽的是卢本人的态度。
他没有提出多关押10天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天这么晚了，身上无一分钱，家在100多里之外的山里，这时候放他出去让他怎么办？他还真把看守所当招待所了。王胡子态度严肃，不容置疑。结果是张新良骂了卢传胜：这人脑子有毛病！张这么一骂，卢才恍然大悟，一下子兴奋起来，抱着他的被卷儿跑出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真的无法想象，推迟了十天获得自由的卢传胜，如何身无分文、饥肠辘辘的在寒冷的街头度过他的第一个自由之夜。
第十七章：非常写实：囚室中的冷水浴
已经有热爱卫生的朋友在关注这个问题了。这说明我在此之前的介绍基本合格——大家已经发现在这家监狱里没有洗澡的条件。在美国或香港影片中关于卫生间的片断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所能看到的，无非是囚犯之间经常的暴力残杀。卫生间是监狱暴力得以发生的特殊场景。各位关心我的朋友因此大可放心——我所在的这家监狱，根本没有洗澡间。
在此之前我已经介绍过，这家监狱最初的设计者建造者，只是根据汉字中的象形字“囚”字设计并建造了这家监狱。时光流逝了70多年，这间监狱虽然几经改造翻新，但“囚”字的设计思想，仍然作为精华予以保留。时代的进步体现在泥地变成了混凝土地面，土木结构变成了钢筋结构，地上放着的一堆烂草变成了一张结实的大铺。作为一个有着数十年党龄党员的我的父亲，他对监狱的形象思维，就是黑屋子的泥地上，放着一堆烂草，一个蓬首垢面人鬼难分的家伙，踡伏在那一堆烂草之上，不分昼夜不知死活。当我告诉他，我的囚室是水泥地面，有一张架空的大铺，墙壁也用白石灰粉刷得很平整时，我的那位老父亲一脸欣慰——他一定想象得出，他作为一
名党的干部，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里住过的招待所，也不过如此吧。
但他毕竟忽略了洗澡的问题。谁让他是一名农民出身的干部呢。虽然在他作为一名干部的年月里，他保持着一个干部的一切特征：每天洗脸，每天刷牙，定期洗澡，定期洗换衣物——至少在给人民群众讲话时，他确实表现得像一个干部。
他以一个见多识广的干部的经验，对监狱的硬件设施，表现出了基本的满意。这其实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很好，比农民的条件好多了。”我就是这么告诉他的。
但这家监狱的设计建造者所认识的象形文字“囚”，最初并无繁体或异体字形。如果有就好了。这个汉字给他们提供了最简洁节约的设计方案，也是唯一的方案。他们只需考虑用一个坚固的六面体空间，使公然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人失去行为自由，这就可以了，而不需再把牢房修建得过于复杂。
但即便一个囚犯，他的生活也还是足够复杂的。既然我们在号子里的生活不是演电影——演那种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那我们有什么必要蓬首垢面衣衫不整？我们无须加强画面的表达效果，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是生活给观众看的。
我们每人都有一条毛巾，有一支牙刷，这没有问题。令你意象不到的问题是，我们的毛巾没有地方放。我们放风时洗完脸回到号子，这时我们的手上一定会拿着各自的毛巾——但放在那里呢？诺大的囚室，居然无一条毛巾的可放之处。你以为我们可以在墙上钉两颗钉子，再拉一条晾毛巾的绳吗？答：绝不可能。请大家别忘了，在入号之前，我们的裤带鞋带被抽走了，我们衣裤的金属封口挂钩，也拆掉了，只是犹豫半天，终于没有收走我的眼镜，因为镜架是金属的。监狱怕囚犯们用这些东西自残、自杀或杀人。不知是否还有朋友能够记得，我初入号子和第一天放风时，总是双手抄在裤子口袋的样子？那可不是为了故作轻松，而是为了一个具体的目的——不让裤子掉下去。当然，在当天下午，田金占就教会了我一种解决裤子下滑的方法。那是用一节小布条，把裤腰上的两个穿裤带的裤鼻儿绑住拉近——为了防止裤子歪向一边，把另一侧的两个裤鼻儿也如法炮制。就这样，两节长不足五寸的小布条，就成功地解决了裤带问题。应该说明的是，既然可以从旧衣服上撕布条下来，那为何不直接撕一条长的——至少和叫化子用的那种差不多吧，或者直接把小布条搓成一条真正的绳子？这是不允许的，9号有一个人，就因为制作了这样一条真正的“裤带”，而加戴了一个星期的“土铐子”。仇小汉也因为绑裤鼻儿的布条太长了，在一次查号子时，被武警当胸两拳，打得蹲在地上起不来。田金占也有一条较长的布条，他将它塞在床板的一个小缝隙中，多次查号都得以幸存。
在号子里，这样一条布绳就足以成为自杀或杀人的工具。
就这样，毛巾没有地方放了。
其实也没有这么复杂。我进去时，11号的门背后，不知谁拴了一条细线，我们都把毛巾挂在上边，只是想把脑袋从风门往出伸时，要先用手把大家的毛巾向两边扒开。但不久之后，在查号时武警发现了这条“危险物品”，一把扯下来没收了，同时赠给我们一顿让爹娘也不安的臭骂。我们的毛巾就掉在地上，武警战士还泄愤一般跺了几脚，再踢上一脚，有几个人的毛巾就被踢到马桶背后去了。没有掉进马桶，就已经要谢天谢地了。
后来，刘军的一项发明为11号解决了这个难题。
吃完饭后，他从报纸上撕一条纸条，在饭桶里抹几下——桶的内侧总有些铁勺刮不干净的糊汤的残留物吧，再把他自己的牙刷把折下一截，用这张纸条把牙刷把帖在墙上。这时当然还不能挂毛巾。每天可以利用的资源仅有这么多，所以只好每天帖一层，十多天之后，这个牙刷把就被一层又一层紧紧地粘在墙壁上了。于是一个可以挂毛巾的“挂钩”就诞生了。他首先把自己的毛巾挂上去。
不久，他在墙上成功地制造了一排“挂钓”，我们的毛巾终于有地方挂啦。刘军来了兴趣，又在其他墙上造“挂钓”，这次是让我们可以挂衣服的。他又成功了。
问题是，这样的“挂钓”在下一次查号时，又被武警战士从墙上愤怒地撕掉了。撕下来当然不会很难啦。
记得刘军先后造过三次这样的挂钓，每一批所使用的时间长短不一。就这样，我们毛巾仍一个月左右就烂了。这才是我想说明的问题。
我之所以这么不厌其烦的介绍毛巾问题，就是希望说明人的问题——毛巾一个月左右就烂，说明囚室是一个阴暗、潮湿、空气无法流动、各种细菌都很丰富的地方。那么人怎么办？关双喜入号当晚，是把自己的被子放在地上坐在被子上度过的。
张新良不许他上床——他蓬乱的头发、手脚上的泥巴、破烂的衣服、大拇脚指伸到外边的解放鞋，这些东西表明，他必须首先得来一次彻底的清洗才可以到大床上来。他坦然地接受了。他理解这一点。不久之后一位姓林的囚犯进来，当听到一声“把衣服扒光！”的大喝，曾被吓得大哭起。
第二天早上，关双喜自己动手把自己的衣服扒得精光。这是秋末冬初的早晨。他放下马桶后，快速来到门外的水沟边，刘阳明已拿着水管在等他了，因为放风的时间有限，所以当刘阳明把冷水从他头上往下浇时，仇小汉、田金占等人已经在把洗衣粉往关双喜身上抹了。必须在三、四分钟之内完成给关双喜从头到脚的洗礼。他自己的双手和别人的几只手同时在他的身体上快速搓洗。在冷水刺激下，关双喜兴奋得叫起来，为此招来了小周的臭骂，但张新良笑着说：这是杀猪哩，那能不叫几声。别说，这场面还真像杀猪。
回到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