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罪 秦耕 著-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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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首先遇见我中学时的一位同班同学，他摆了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儿，我站着和他聊了几句。他和我都无法预见，我和他的这次偶然闲聊，使他日后也成为警方的调查对象。
刚走了几十米，正欲去一个朋友家，突然见我妹妹骑自行车迎面冲过来——看她脸上的表情，就知道发生了不平常的事。果然，她大叫：“哥！公安局分三路到咱家抓你了！父亲叫你快走！”说着，她把我放在家里的证件、钱物等塞入我手中，同时说：“快，快点儿！”我哈哈一笑，说：“没事儿，你回家去告诉父亲，就说我没事，让他放心。”妹妹显然因我的平静和坦然而放松下来，但当她调头回家时，从她频频回头的动作和眼神中，我知道她当然不可能完全放松。我就微笑着给她挥手。
到了我计划中第一个告别的朋友处，坐下来喝完一杯茶，谈了我下一步的去向。这时我突然想到，兵分三路去我家围捕、并遭到失败的警方，现在说不定正在向我这个朋友处来呢。我就说，咱俩换个地方说话。
在这个院子，还住着我另一位大学同学，他在外地工作，只有他妻子和女儿在。我告诉我的朋友，咱俩去对面××家坐一会儿，半小时内，我让你看一出蹩脚的警匪片。朋友明白我的话意，两人就笑着移脚对面的同学家。
同学的妻子热情地把我们请进去。我说，你把门打开，再把竹帘放下，我等着看电影。同学四岁地女儿正在午睡，小脸蛋圆乎乎地，呼吸平静。我想起她出生那天，同学兴冲冲跑到我处，大叫“快去我家看我女儿！刚出生地孩子可真是丑呵！”于是我和他又兴冲冲跑去他家——结果遭他妻子迎头训斥：一对傻瓜！我和同学只有围在床边嘿嘿傻笑。
我拿起水果刀削好一个苹果，说：“等莎莎醒了，就告诉她，这是她叔叔专门为她削的。”同学妻子问我：“你今天怎么啦？”我说：“等下次再见时，说不定莎莎已长成大姑娘啦”。同学妻越发不解，我哈哈一笑，故意不作解释。
我无法预计我在监狱的高墙里将要待多久。
等了快一个小时，我预想的警方包围、埋伏、破门而入却扑了个空，岂不知我此时就在他们身后二十多米处隔着竹帘看热闹的情景并未发生。我不免有些失望，觉得他们真是太笨了。全县人都知道我最好的朋友是谁，他们怎么就找不到我？
其实妹妹刚才还告诉我，警方是兵分三路包围我家的。我已清晰地想出了那个场面：一队人马上到我家屋后的山上，负责外围警戒，高瞻远瞩，周围情况一目了然。另外两队分别从两个方向对我家实施突然的合围袭击。公路在我家门口一个大转弯，从我家出发，两个方向都可走到县城，只是在县城的不同地点。他们在我家扑空后，正在和我父亲谈话时，妹妹伺机从另一个方向离开，避开他们地目光，借辆自行车抢先到城里，并很走运地碰见我。没有亲眼目睹紧张而失败地抓捕行动，我只有放弃了。我和朋友向同学妻子告别后，一边散步一边走到城外的河边。这时我实话告诉朋友，县城里，警察们现在正忙得满头大汗，恨不得把全城翻个底朝天。他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有点急了。我说：抓的人是我又不是你，你急什么？
他只好陪着我继续在河堤上散步。
“下一次散步，也许是多年之后了。我今天要好好享受阳光和河水的哗啦声，还有杨树叶飘落时的轻盈。”我说。
差不多走了两公里远，也几乎是从城西绕到城东了，中间还有几次坐下来聊天。这真是一次很不错的散步。
我说：“现在进城去。”
朋友说：“监狱毕竟不是人可以住的地方，我建议你还是设法逃走。”
“你真的以为我能逃脱吗？他们上午在我家的失败和此时在城里的茫然无措，只是暂时的——相反，你陪着我此时的闲庭信步，才真正是暂时的。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中国之大定然不会有我永久藏匿之地。王军涛在武汉等地的藏匿就是例证，当然我此刻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如果长期藏匿，唯一的后果就是让灾难波及那些好心的人，王军涛在武汉的躲藏终于连累了二十七个人共同受难。
我必须承认，我确实想过如何逃走，我的内心在激烈斗争，一个我强烈要求马上逃走，另一个却说：老兄，别逃了，没用的，你不可能逃掉。当时的每一分钟，我都可能跳下河堤，涉水而去，逃之夭夭。
但我始终面带微笑，好象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朋友只好陪我进城——沿着东环城路，我再次走到城里。生活一如既往，看不出任何异常的迹象。我顺路又拜访了两个朋友，告诉他们我可能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朋友照例要留我吃饭，我笑着说，等我下次回来吧，你一定要准备一瓶好酒。
沿东环城路走到北新街，再沿北新街自东向西走去。
这条街既是本县最重要的一条街道，同时也是省际之间的国道，交通繁忙。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及县看守所都在这条街上，同时我两年前离开这个地方时所任职的那个部门，也在这条街上，在那里有一间我住了四年之久的宿舍。那是我阅读、写作和与朋友聚会的地方，我总是对那些聚集在我宿舍的朋友们说：这是全县唯一的言论自由之地。朋友们也曾把我的宿舍称作“第二图书馆”，言下之意：除过县图书馆，就是我这里藏书最多了。1986年底本地区最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就在此地策源。我甚至有一个习惯，离开时不锁房门，以便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入，那是我把刘晓波的《与李泽厚对话》复印一份放在桌上，以便谁都可以随时来阅读的日子。
在这条街的另一处，还居住着我当时的恋人。那是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看她那瘦小的样子，我把她叫做“蚊子”。两年后的这次重回故乡，我曾与她有一次相遇。她个头长高了，也丰满了。我从人行道上走过时，她突然从屋里走出来。我一惊：好漂亮的姑娘！我笑着说：小姑娘，你长大啦！她飞红了脸，说：“我宿舍在506号！”说完就跑开了。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朋友都笑了起来。
两年前我可给她写过很多爱情诗的。
后来曾听人说，我在监狱里时，她多次哭着说要去看我。这当然是不会被允许的。她终于读懂那些诗啦。真是一个好姑娘。
入狱那天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在这条被称作北新街的大街上长达350米的散步途中，未能与她相遇。
我在这座小城里，也算是一个“名人”吧，虽然离去两年，此次在特殊情况下回来，基本不公开露面，但在几百米的路上，总要碰见百十个相熟的人和你打招呼。就在我走到县农业银行大楼前时，碰见一个熟人，握手，说话；正说间又有熟人路过，于是也停下说话。只要我停几分钟，就可能聚拢七八个人来握手、打招呼、站下来说话。当时正是这样，有七八个人停下来和我说话。
我听见有人喊我名字。
我本能地转过头。两个我不认识地男子，离我十多步远，缓缓向我走来——我知道时间到了。
他们走到跟前，再次招呼：“你是秦耕吧？”我说是的。我已看见他们下身是墨绿警裤，裤缝还缝着一条红线。其中稍胖地男子说“走，咱们找个地方说说话去。”我笑着对身边不解地人说：“朋友们，再见啦！”并和他们一一握手，当我握着陪我散步地那个朋友的手时，用力握了一下，哈哈一笑。然后转身对那两个警察说：咱们走吧。后来，本地区流传着一个说法——是这个朋友出卖了我，说他如何如何配合公安设计将我“诱捕”，并曾有多人——当然是一群热血的小青年了，扬言要取他性命，幸亏有一位年长者劝阻，他说只要他不逃走，我们暂时先留着他的性命，等秦耕出来、确认之后再收拾他也不迟。这当然是一桩冤案了。
我们依旧用散步地速度向前走着，仿佛握刚才自东向西的散步仍在继续，只是陪同我的是另外两个朋友罢了。但我心里很清楚，他们表面放松，但心里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如果我试图反抗或逃走，那一定会给他们提供一次立功受奖的机会。对不起他们了，我故意不给他们机会，也许我是小人之心了。看着我轻松的样子，他们一定以为我什么都还不知道呢。我终于忍住没有笑出来。
记得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我们快走到公安局门口时，另外一位在乡下中学教书的朋友骑自行车迎面过来，他看见了我，大叫我的名字，同时刹住车，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笑而不语，向他挥一挥手，表示再见。他不甘罢休，重新骑上车调头追来，一边喊：“停一下，停一下，我和你说几句话。”我回头笑笑，再次轻轻挥手表示再见，当他快追上来时，发现我们三人突然拐进县公安局大门去了，他一时刹车不住，前轮碰到公安局大门的左水泥墩上才停下。进门之后，我再次回头，这次我发现他一脚点地，一脚架在自行车横梁上，向公安局院内窥探，一脸困惑。
我就再次回头给他一个微笑。从他的视角，可以见到我的背影，终于消失在公安局院内大楼的墙角之后。
就这样，警方将我成功抓获。好戏也要开始了。
第二章：在公安局里做客
事实上审讯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开始。
在刑侦领域，预审专家认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的最初24小时，是进行审讯并侦破案件的最佳时期。同时法律也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24小时内应该进行首次讯问，法律专家认为这是为了避免无辜者被错误羁押。但我认为，这个规定的本意在于保护人权，但更在于保证破案。
像把朋友请到家里随便坐坐一样，我被两个温和而亲切的公安请到了公安局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内。其中稍胖的公安已经告诉我他叫周胜利。他对我说：“你先坐，我给你倒杯水。”
我说：“那当然，我今天要毫不客气地当一回贵客。”
我和周胜利及另一个警察对坐会议桌两侧，一边闲聊一边喝茶、抽烟，在那一段时间，走廊上不断有人回来的脚步声，我知道满城搜捕的大队人马，陆续撤回来了。其中有一个便衣走到会议室来，说累死啦，一边说一边换他的警服上衣。周胜利问：各路口都撤啦？那人说：都撤啦。我心中偷偷地乐――把我上午未能亲眼目睹的一幕，总算多少给了一点补偿。为了确认我并非是“随便来坐一坐”的，我说：“我要上厕所――我想应该有人陪我去吧？”
周胜利说：“好！我陪你去。”
听这么说，我轻轻一笑。不知他是否明白我的笑意？
从厕所回来，我们仍在那里闲聊，仿佛同事之间，在工作不紧张的时候所进行的无主题谈话，间或还讲几句笑话，大家就一齐笑。
突然，会议室的门嘭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人一齐受惊，同时转头去看――门口站着我的妹妹，她一脸怒容，说：“哥，咱们回家！”说着就走进屋来，拉着我的手往出走。她一定把自己当英雄，把大哥当作需要她保护的弱者了。但我相信她不知道她行为后果的严重性，不是劫狱、劫法场，也是妨害执行公务。虽然为了麻痹我，他们此时仍未表明已对我采取了强制措施――但他们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宣布，并宣布妹妹的行为严重违法。
我赶紧笑着对妹妹说：“没事没事，你别急，我在这里没事，你赶快回家，告诉父亲，就说我很好，让他千万不要为我担心”。见我这么说，已经站起来的周等二人，才不紧张了。我仍然面带笑容，一边劝说，一边按着妹妹的肩膀，把她推到门外，笑着说再见，并眨一下眼睛。妹妹一脸迟疑，带着一大堆的莫名其妙走了。记得很清楚，是我亲手关闭会议室的门，走回桌边坐下的。
他们此时一定以为我很傻，是十足的呆子。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周问我吃了没有，我说没有，周就拿自己的碗，到公安局食堂给我打来一份炒米饭，我老实不客气地吃起来。米饭很香，公安局厨师的手艺不错，十几年后我还能回忆起那个香味儿。
吃完，我彬彬有礼的说：“对不起，只好请警察先生去给我刷碗啦！”另一个警察忙说没事没事，我去洗。看来周是他的头儿。
我期待已久的事情，是从晚上六时开始的。
六时许，会议室进来五个人，其中一位仪表堂堂的大汉，端坐在长会议桌一侧正中，身旁各列坐三位，另一侧坐着我一人——这阵势，我就像是即将给他们发表讲话的领导。周胜利指着正中端坐的大汉，说：“这就是我们公安局的黑局长。”
“你好！”我仍彬彬有礼，面带笑容。
“你就是秦耕？年纪不大，名气不小呀！”黑局长开始说了第一句话。
我马上说：“你也不必谦虚，有话请直说。”
黑局长突然厉声说：“你是这个县的人，家乡把你培养成人才，但你不热爱自己的家乡，不建设自己的家乡，却跑到外地去……”
各位看到这里，一定莫名其妙，但我当时一听，就明白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人才自由流动初步开始，本省有大量知识分子流往沿海较开放地区，我所在的县也走了十多名，我是其中之一。据说县长一次在县政府礼堂召开的大会上，严厉谴责了这十几名逃兵，并说“他们是这个县的叛徒！”。黑局长从这里开头，当然是想从道义的制高点上，给我来一次迎头痛击了。不等他说完，我也毫不客气地反击：“这是我的个性自由，完全是我的私事！”“个性自由”现在已不成为问题，甚至这个词都已经消失了，但八十年代，公民有无个性自由，能否随便穿“奇装异服”、戴墨镜、蓄长发和化妆，都是一个被激烈争论的学术问题，甚至政治问题。
“自由？你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由？狂妄、高傲、目空一切、与党和人民为敌，这就是你的个性自由？”
我这时真生气了，说：“我很严肃地告诉你，作为公安局长，请你只和我谈与法律有关的问题！我的个性，不是你和我在此时此地应该谈论的。”
黑局长一时语塞，但他毕竟不简单。稍一犹豫，他说：“今天把你请到这里，就是要让你老老实实交代与法律有关的问题。”
我说：“但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你们公安局请来的客人，你们并未以任何罪名宣布对我采取了强制措施，如果惹得我不高兴，我站起来就走！”
说这一番话时，我语调高亢，表示我可不是开玩笑。说完，公安局会议室突然沉寂了。现在想来，他们当时一定是在琢磨，是改变原计划先宣布将我逮捕呢，还是计划不变，在我全无防备的状态下继续突审以智取胜，然后再宣布逮捕？
两侧的人都在看黑局长。局长很平静。
他开始说话了。他这次从今年四、五、六三个月谈起，先叙述、分析，包括“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名句，然后语锋一变，进行严厉谴责，中间还拍了一下桌子，最后宣布取得
了伟大的胜利。碍于话语尺度，恕我不能写出他的原话，不过，当时的过来人，都从陈希同的一个长篇报告里看到过些内容。可以说，黑局长的谈话，就是陈希同报告的浓缩版，只是在宣讲过程中，融入了他的个性和感情色彩，包括他的表情、语气、手势。说实话，他的这一段话，感染力远在陈希同之上。至少他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