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罪 秦耕 著-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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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最后由我向哨楼喊报告，提醒老王回来锁门。老王回来时，神情很慌张，也很惭愧，并且对我们表示了感谢。我趁机提出，以后给我们锁门时，只锁到第三个铁环。他答应了。
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我比其他囚犯更有眼光。如果我们不喊报告，可以使门一直敞开到下一次检查时，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三个小时。在此期间我们仍然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囚室内，并不敢自由的出入囚室，到监狱的院子去活动，或走到其他囚室外边，与其他囚犯隔着风门聊天，我们当然更不可能利用这个机会组织越狱、暴动之类的活动，因为监狱的哨楼上，还有持枪的武警战士在监视着院子里的一切活动。非放风时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在院子走动，可能不加警告就开枪。因此我向哨楼喊报告时，也是身在囚室头在外进行的，我不敢冒险走出囚室。如果在例行检查中管教自己发现门未锁，我们那时可能还会因为知情不报而受到惩罚。现在，我们喊了报告，失去的只是门被提前锁上，但我们挽救了老王，挽救了五个管教中唯一有善良心肠这个管教，使他自己悄悄掩盖了工作失误，避免挨处分。这样老王就会对我们心存感激，给我们提供合法的自由。虽然五个管教轮流上班，我们几天才能有一次从第三个铁环锁门的机会，但与其他囚室相比，我们还是呼吸到了更多的空气，得到了更大的自由！自由在有所对比时，就更显得珍贵。对管教老王来说，这一丝门缝不算什么，但对囚犯来说就是具体的自由。卢传胜拘役期满被释放了，陈济仓、张新良放弃上诉、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分别被押送五号信箱烧砖去了。在仇小汉以破坏电力设备罪被判处12年刑罚不久，田金占一案也宣判了，他在该团伙中量刑最轻，判处有期徒刑6年。吴民生、关双喜也已经宣布逮捕，他们可以盼望被起诉、被审判、被送往劳改场了，只有我、刘阳明、刘军既不释放也不宣布逮捕，使我们连出去接受逮捕、接受起诉书和开庭传票的机会也没有，只能在无休止的绝望中等待。在春节前，11号分别关进来抢劫犯林元旦、张四喜、加上早先关进来的抢劫犯林诒军、韩小奇等人，我在“铁打的牢房流水的囚犯”中都快熬成老资格的囚徒啦。
就在我越来越习惯监狱生活、并且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和享受时，却突然遭遇了我在监狱期间唯一的一次痛苦。
第二十八章：我在监狱里最漫长的一天
我羁狱不久，通过门缝或在放风时，经常看见一个身高1。80米左右、年约50岁、派头十足、像个大官的警官在监狱出入。他身着警服，倒背双手，抬头挺胸，举止大方。我问老资格囚犯，他们谁也不知道他是谁、是干什么的。有一天放风时，他突然走进来，站在院子一角，大声问：“谁是秦耕？”我回答说我就是，他说你过来一下。
我带着疑问向他走过去。我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也不知道我需要不需要经过值班管教的许可。但从他的口气看，好像管教不会干预我向他走过去。
我走到他跟前，他脸上略带笑意，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自然只能摇头了。
“我是亚瑟的父亲。”
听他这么说，我一下子笑了，说：“哦，原来你是老李叔呀！”
朋友们不知还记不记得，我在第一章写警察抓捕我时，曾经提到在一个同学家里小坐片刻，同学不在家，他的妻子在，女儿睡着了，我为他的女儿亲手削了一个苹果，然后才离开？原来这位警察先生，就是这位同学的岳父，亚瑟就是同学的妻子的名字。
我说：“我知道你，但一直未能见过——你不是在外地工作吗？”
他说：“刚刚调动回到本县，暂时还没确定岗位，现在看守所正搞基建，我在这里负责照看一下。”接下来，他问我在这里怎么样、号子里有人欺负我没有等，我一一回答了他。最后，他告诉我，我的朋友们非常关心我的命运，希望我能保重。他还告诉我，如果需要什么东西，通过看守所的管教，往往不能及时转告家人。我教你一个办法，可以在提审时直接向办案人员提出，这样就可以及时把信带到家里，他还说，他经常在这里，如果看见他时，也可以向他提出，他再设法转告我的家人。
一股暖流涌上来，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不过说实话，我既然给我父亲郑重提出“三不主义”，也就没打算向家里提任何要求。自己被关在监狱，已经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那里还好意思再向他们提出种种要求！事实上我在监狱期间，除带信让家里给送药治疗腿部的湿疹外，没提任何要求。其实根本不用我自己提出，家里也会给我送东西的，冬天到来时给我送棉大衣，春天到来时给我送春天的衣服，担心饥饿就给我送吃的东西——但管教是否开恩把我像陈济仓一样提出去让我享用这些食品，就不得而知啦。我印象中一次吃到了一个朋友送来的东西，另一次吃到了父亲送来的东西。至于他们还送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像我父亲那两条烟一样落入骗子程指导之手，更不得而知。我还记得在那次与父亲难得的会见中，我告诉他，希望以后不要给我送吃的东西，理由是：肚子每天都饿，你送来的东西只能管几个小时，管不了每天；吃完之后几个小时又饿了，而且饿得更强烈、更难受，如果因为吃了腥荤消化不良造成拉肚子，还得不偿失。
我既然开玩笑说我这是在给各位朋友写“坐牢指南”，就应该负责任，让朋友提前告诉自己的家人，如果自己真的坐牢了，让家人千万不要只知道送食品。我的教训很深，我的家人缺乏经验，只知记挂我的肠胃，可能白送了很多食品，它们并不能真的送到我的手中；而且送衣服时也无法知道真正的需求，只知道送长裤和上衣，我其实真正需要的是牙刷、内裤和手纸。这些新送来的长裤和上衣我只好送给别的囚犯去穿。至于我自己，内裤洗了又洗，已经破了许多窟窿，眼看着要“挂空挡”穿裤子啦。抓捕我当天，我妹妹送来我的随身物品中的那只牙刷，刷毛现在已经快磨完了。手纸在11号就更加珍贵，那些中共官方报纸在1990年春天充当我们每天的手纸，但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毛泽东思想力量，眼看快用完了，刘军紧急命令，让刘阳明把原来巴掌大的手纸再裁切为四等份。尽管如此，不久之后手纸还是用完了，这次田金占及时发明了一种制作手纸的“新材料”——他用以前的囚犯留下来、我们也经常使用的那副扑克牌制作手纸。扑克牌并不是监狱之外的人所想象的那种样子。这副牌已经在日复一日的使用中变得很软了，是像棉花一样的柔软，而且每张牌都变得很厚，厚度达到原来的20倍以上。这样很松很软的牌，就很容易分层揭开了。田金占把每张牌都分为十几层揭开，这样我们就有了大批新的手纸。就是从扑克牌最外边揭下的两张手纸，我们也能用，缺点是只能使用一面。其余的手纸就两面都可以使用，其效果不亚于现在市面上出售的卫生纸。如果有人不相信扑克牌可以制作优质手纸，就可以拿一张牌来验证，方法是把牌反复向地上平摔——大约重复10000次甚至更多吧，你就可以得到一张变得又软又厚、能够加工手纸的牌了。关于田金占的手艺，我打算新写一章专门介绍——因为我觉得很有必要。
每次收到我家里送来的东西，我就感慨大墙内外信息沟通的不便。这里也顺便提示各位朋友，如你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让家人知道监狱里具体的需要。
我这位朋友的岳父，我不需要东西时，经常可以看见他在监狱出入，当我真正需要东西时，倒是很久很久看不见他，当然，他本来就不是根据我的需求才在监狱出现的。比如我小腿部的湿疹刚开始发炎时，我就让管教通知我家里买药，但一个月过去了，直到我的整个腿部已经严重感染、流血流脓、甚至腿部已经浮肿无法行走时，也未得到我家里送来的药品。还是在一次及时的审讯之后，周胜利让我家里第二天就把药送到监狱里来的。我家人得到周的口信，到街上的药店里花几元钱可以按我所列的药品名称，买到我需要的东西，然后再来到看守所交给值班管教，几分钟后我就可以开始把药膏向患处涂抹了。但这并不复杂的一件事，我花了一个月还没有办到，而且还是偶然利用了提审的机会。在那漫长的一个月的时间，我就一次也未看见同学岳父的身影。
但有一天，他给我送来了一封秘密来信。
因为我称之为老李叔的这位警察出入监狱，才使我有机会收到密信，又因为这封充满善意的信，使我在监狱第一次坠入痛苦的深渊。
听见风门打开的声音，接着老李叔的面孔出现在风门上，喊我过去。我急忙跑到门后，他把一个东西隔着风门塞到我手中，说看后烧掉！我接到手中一看，原来是一块折叠得很小的纸。等我再抬头时，他已经关上风门离开了。我急忙把纸打开，看到亲切的称呼，熟悉的笔迹，原来是同学写来的信。全文约300字左右，还不满一页。
信的大意是：自从知道你被抓起来关进监狱，同学、朋友们都觉得十分惋惜，见面时谈论到你，无不感叹！在同学、朋友中你虽然年龄最小，但大家公认你是最有才华的一位，而且年少成名，姓名载入地方志，正当大家都希望你在文学上有一番建树时，谁知你竟然放弃文学，令人难以理解！大家知道你思想激进、个性偏激，但万万想不到你会发展到今天的境地，这样毁了自己的前途、毁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希望你好好反思，吸取教训云云。我只读了一遍，就让田金占搓火把信烧掉了。记得很清楚，我用手拿着信，放在马桶上方，看它慢慢烧为灰烬，落入马桶。
入狱之初，有一次放风时，王胡子笑着调侃我：“秦耕，你们把共产党推翻后，你能不能当到宣传部长那么大一个官？”我伸出双手，笑着反问他：“你看我这一双知识分之的手，是当官的料吗？我不是当官的料，也对当官无任何兴趣。”见我这么说，王胡子瞪大眼睛，问：“那你是疯啦？！为什么起来闹事？”我只好解释说我并没有闹事，我只是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责任，希望推进中国民主法治进程，到那个时候，我最想干的事就是重新回到学校当老师，因为那时可以给学生教真正的知识而不是用谎言去欺骗学生了。王胡子按照自己的逻辑，显然无法理解、甚至无法听明白我的话。我也没有介意，只是一笑了之。见我和管教这样互相开玩笑，其他囚犯很在旁边跟着起哄逗乐。
我在监狱里最感到自豪的事情之一，是让关双喜听明白了什么是政治。在监狱里，张新良等人经常拿我开玩笑，说“这个戴眼睛的政治犯是饱饭吃得撑肋子了，才去搞政治的”。关双喜曾经说过：“咱是平头老百姓，希望的就是把公粮缴完，每天有两顿饱饭吃就行了，别的事咱啥也懒得管，管他当官的谁好谁坏，那怕是谁成精把天日个大窟窿，咱也懒得过问！”我说不对！你作为一个中国的老百姓，本来应该过一种比“缴完公粮、每天吃两顿饱饭”更好的生活，比如你有权利获得科学的种田方法、得到先进的农业工具减轻劳动强度、你的产品如果销售亏损时，有权利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你还有权利去度假、旅游、休息，你还有权利买一两汽车自己开着到处去玩、你还有权利像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一样也去外国旅游——美国的老百姓是人，中国的老百姓难道就不是人？他们能过这样的生活你为什么就只能满足于每天吃饱两顿？他问我那你说是为什么？我接着给他比较了民主政府与专制政府的区别、专制政府如何工作、民主政府如何工作、专制政府如何收税、如何花钱、民主政府又如何收税花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还不等我讲完，关双喜发出感叹：“狗日的！我今天总算明白啦！难怪我以前总觉得外国人为什么那么有钱，而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穷了，现在才明白啦。”见他听懂了，我说这其实就是政治，政治就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更舒服，而不是去当什么官、去用手中的权力整人，你们平时所看到的这些本来并不是政治。
管教王胡子可以认为我是疯子、程指导觉得我活该、囚犯张新良、关双喜等人认为我是傻瓜……他们不理解我，我不觉得奇怪，就像华老栓用馒头去蘸人血，我不觉得吃惊一样。但是我的朋友不能理解我，也把我当作傻瓜、觉得我走错了路、做错了事，我无法接受！尤其令我难以接受的是，对我的误解和不解，还来自对我真诚关心我的朋友！是以爱的名义进行的，是以善的名义开始的，是诚挚的、充满深情厚意的误解和曲解！
记得1989年4月，在北去北京的午夜列车上，当我站在车厢连接处吸烟时，看着满车厢的乘客，一律羸瘦疲惫，汗珠从他们闭眼昏睡、毫无表情、显得十分麻木的脸上往下流淌，双手紧紧抓住各自破烂的行李，脑袋随着车厢的摇晃节奏而摇晃……我心底里突然涌起无边的悲哀！在这一刻，我怀疑有无去北京的必要，我怀疑此行前去北京的意义。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当抽完手中的香烟，我又让自己恢复了惯有的平静。但现在，我从朋友的来信中又一次看到了无数黄色、瘦弱、疲惫、麻木的脸！这一张张麻木的脸堆积成无边无际的黄土高原，层峦叠嶂，将我掩埋、将我吞没、将我窒息……
有一天，当3号囚室在放风时用水冲洗地板，一个人用盆子向囚室泼水，另外几个人用自己制作的抹布紧急擦洗时，值班管教程指导突然把他们驱赶进去，就要锁门。这时正在放风的我开口说：“你就多开一会儿，让他们把地板洗完不行吗？”我的多嘴招致程指导的强烈不满，他破口大骂：“就你他妈的多嘴！你不是多嘴的话还能吃这个亏？！”
他说我“多嘴”的意思是指我犯了反革命煽动罪，“吃亏”是指我坐牢了。我严正警告：“我是自愿坐牢的，关在监狱里我心甘情愿，我是一个堂堂正正、十分自豪的反革命！我吃了什么亏？我在这里心情愉快、心地坦然！另外我要警告你，如果今后你再敢骂我，将对你毫不客气！”不久之后，我果然兑现了我对程的诺言，这是后话。
在我和程这样交锋时，我慷慨激昂。因为我觉得坐牢是必要的、是应该的，从当年六月之后，我认为必须有一部分人去流亡、必须有一部分人来坐牢、而更多的人以突然开始的鸦雀无声表示自己的不合作和抗议。这都是有意义的，是各自分工的不同，多一个人坐牢，中国人就多一分获得自由的可能。
但现在，好朋友的一封来信，使我觉得所谓的意义，不过是建在沙地上的高塔，只要轻轻一推，就无声倒塌。朋友的来信，像一种魔法，眨眼之间把我所寄身的场所从度假宾馆还原为监狱，从快乐的封闭的六面体空间还原为剥夺自由的坟墓，也把快乐的我还原为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如果换一个角度观察，这一天，在11号囚室的一角，蜷缩着一个可怜的囚徒，他像霜打过的树叶，像被抽去全部筋骨的一堆烂肉。那就是我！
这一天，是我在监狱里经历过的最黑暗、最漫长的一天。
第二十九章：梦里不知身是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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