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罪 秦耕 著-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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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期间，适逢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我郑重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依法保障我的选举权利，但监狱当局置之不理，经我多次申诉、抗议，最后郭铁汉经过请示有关方面，给我答复说：你户口不在这里，我们不管。我告诉他，这是违反〈选举法〉的，我并未被剥夺公民权利，选举法明确规定因为被关押无法返回户口所在地参加投票的，应该在关押地登记、参加投票。但监狱当局竟然剥夺了我的这次选举权。其实，从我18岁开始，每届基层人大选举，我总是庄严的投出弃权票。因为在我看来，在当前这种选举制度下，一个公民行使选举权的最佳方式就是投弃权票，当登记选民一半以上的人像我一样投票时，他们每次推选的候选人才能得到抵制、无法当选。我在监狱反复争取、申诉、抗议，要求得到的选举权，其实就是准备再投一次庄严的弃权票。后来监狱正式投票时，有人鼓动大家抵制，郭铁汉表扬说。秦耕还不错，还主动要求参与选举，我说：不，我是为了投弃权票才争取投票权的。听我这么说，郭铁汉一时愣在那里反应不过来。我要认认真真、一本正经、心安理得的度过我的监狱时光，因为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记得很清楚，1990年按中国农历，有一个闰五月，我出狱后，还来得及过第二次生日和到母亲坟头亲自哭拜。
狱中纪实终结篇：仰天大笑出狱去
1990年5月30日下午16时左右，刚刚吃完每天两餐中的最后一餐，我盘脚坐在15号监仓的大通铺上，正以膝盖为桌，在日记本上写《鸟儿问答》之九，那是我在想象中与监狱高墙上一只可以自由飞翔的小鸟之间的系列对话。正写期间，突然听到监仓大铁门一阵金属的哗啦、叮咣声，咚的一声，大门打开，光线一涌而入，黑牢豁然开朗起来了。我听见当日的值班管教警官大喝一声：秦耕！带上你自己的东西出来！我停下手中的油笔，抬头看了一眼。与此同时，监仓里的其他难友已经蜂拥而上把刚打开的监仓门堵住了，他们七嘴八舌问让秦耕到那里去？警官也开玩笑，故作威严的说：给他换一个更清净的地方！那意思在暗示把我拉出去枪毙。难友们知道他是开玩笑，所以争先恐后的说，也给我换一个清净的地方吧。警官不耐烦了，呵斥他们：滚开，你们想去清净的地方还没资格呢。同时对继续埋头写字的我说，快点快点，你不要磨蹭了。
这时我才笑着对姓周的警官说：“天已经很晚啦，我今天就不走了，明天吧。”说完，我又继续埋头装模做样写我的《鸟儿问答》了。周警官这回发急了，说：“绝对不行，说让你走，这里就一分一秒也不能让你再待了，立即收拾东西出来！”我这时才故做姿态，说；“你看你看，当初我不来你们非把我请进来，现在我不想走你们又非要把我赶走！这里的饭不用出钱，就让我明天再吃一顿吧。好啦，我明天再走，今天反正天已经晚啦。”见我这样说，周警官知道我是开玩笑，说，“行啦行啦，不要再开玩笑了，快点收拾你的东西吧。”我这时严肃起来，很认真的说，“你给我好好记着，我自己是不愿意走的，是你们非要逼我走的。我的口号始终是‘爱监如家’，我愿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你们反而要把我从家里赶走。”周警官默然无以应对，只好
催我收拾东西。
其实在三天之前，我就知道我可能会被释放。那天上午，驻看守所的姓张的女检察官无缘无故找我出去谈话，因为我属于被收容审查的犯人，始终未批准逮捕，更未进入审查起诉程序，检察官找我谈话是很不寻常的。果然，她在谈话中对我表示惋惜，说我读了许多书，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怎么就走上错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甚至差点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人生的歧路和重大挫折，希望我今后能好好反思，走一条对人民和社会有益的正路；她同时还让我谈谈在监狱这近一年时间的感受，并希望我对监狱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咱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快一年了吧？在这里有些什么感受？你对我们的监狱管理工作有什么建议？”她说得很诚恳，我也很诚恳的说了我的感受和建议，因为在我的狱中生涯中，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和我打交道的工作人员中，有两个女性，一个是专案组的姓卢的女警官，我一看见她就反感就来气就想发火，对她在审讯中的发问，我不是讽刺就是顶撞；另一个就是代表检察机关长驻看守所的“驻所检察”，就是这位姓张的女检察官，我始终对她有好感，愿意和她说话。
我说，也许你看得出来，监狱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原来我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我决不会因为一段狱中生涯而轻易发生改变，监狱对我没有任何作用。只有心灵空虚的人在监狱才会度日如年，他面对四堵墙壁不知道如何打发每天的24小时，至于我自己，监狱对我是一次难得的休息机会，当眼睛没有任何东西可看时，我正好把目光折回来向自己的内心去看，那里有丰富的内容，平时没有时间看也没有时间整理，因此你们应该知道，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美妙而愉快的时光。说到对监狱有什么建议，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给囚犯们看书，我在监狱里先后和150多名囚犯一起生活过，其中高中文化程度的仅仅一人，初中文化的有两三个，其余全部连小学都没有读完，是真正的文盲，我发现他们基本属于“即兴犯罪”，不是真正的罪犯，真正的罪犯应该事先预谋、精心策划，在犯罪过程中认真实施，事后还应该有反侦破措施。这样的罪犯才是真正的罪犯，而我接触的这些犯人，都是即兴作为，甚至事后也意识不到自己是犯了罪，有许多人在警察来抓他们时，他们什么感觉也没有，还在和朋友一起玩乐。这在我看来都是没有文化才造成的，因此希望在监狱期间让他们有机会读读书，这对他们有好处，也能达到改造他们的目的，否则几十个囚犯同室关押，长时间互相学习交流，等他们刑满释放时，个个都培训成真正的罪犯了。
张检察官对我的建议表示感谢，说我的建议很好，但实施起来有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获释前三天和驻所检察官的谈话，这次谈话使我意识到我有可能被释放。果然三天之后，15号监室的铁门就咣当一声为我打开了。
在周警官的催促下，我拿了自己的几本书、日记本和几篇手稿，其余的东西我宣布送给同监室的难友了，我说东西就送给你们了，谁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吧，东西就归你们了，再见！我恋恋不舍的和同室难友告别，他们和我一一握手，都抢着和我说些告别、祝贺之类的话，其中刘军的一句话使我又发了一番感慨，意外的成为我的“监狱告别词”。他说祝贺你获得自由！我说：自由？你们以为我走出这座监狱的大门就自由了？整个中国社会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大的监狱，我们现在只不过待在大监狱的小间中，我今天出了这个小监狱的大门，其实始终还在大的监狱中。我在这里没有自由，出了这个大门照样也不会有什么自由，因此在我看来今天没有什么值得高兴和庆贺的，小间和大间一样，都是监狱。相反，在这里的不自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具体的和直截了当的，来得痛快！外边的不自由看不见摸不着，让人觉得更不舒服，更不是滋味！因此在我看来，一个有尊严的人，在这个时代，就应该选择待在监狱中！
我这个与监狱的告别演说，相信他们听得云里雾里，但我当时没有去想这些，我只是在离开监狱的时刻，需要拿他们作为一群虚拟的听众，抒发自己的感慨。
周警官没有干预我临别时发表反动言论，只是催我快点快点。对他来说，释放我只是一件具体的工作，他需要提高效率。后来有一次我和他在街上相遇，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走了之后，我
们几个管教经常在一起说你，在这个监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关押过像你这样的犯人。他的意思是说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热情、乐观、自信、开朗、心情愉快的囚犯。也许是吧。
就这样我随着周警官走出监室，来到监狱的院子里，我对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十几个监室紧锁的铁门挥手告别，我知道每扇铁门后边，都有许多双羡慕的眼睛在目送我，我走出监狱的背影上，寄托着每一双眼睛的渴望与期待，因为他们不可能像我这样清醒和透彻的认识监狱，监狱对他们来说就是惩罚、痛苦和折磨。
我对他们说：再见！再见啦，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又来这里陪你们一起坐牢啦。
现在想来，我这个玩世不恭的告别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固然表示了自己对监狱轻蔑的态度和达观的看法，以我的超然姿态消解了监狱的沉重和黑暗，但我的话语中也包含着“你们会继续关押在这里”的暗示，这对他们无疑是一种诅咒。这是我临别时留下的失误。
出了拱型的巨大的监狱大门，原来门外站着一排警察，审讯我的专案组的人员全部在场，看来他们还要给我举行一个隆重的释放仪式。我站在监狱的高台阶上，居高临下，这也恰好表达了我近一年来始终以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和他们相处的心情。我脸上挂着嘲讽的微笑，且看他们的仪式如何进行。
刘中亚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向我宣读《解除收容审查通知书》，说我经过审查，虽未构成犯罪，“但犯有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现解除收容审查，立即释放。读毕，递一张纸和一支笔过来，让我签名。我说：慢着，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刘说请讲。我说：“我出去以后，别人问我这一年去那里了，我怎么回答？”因为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被秘密关押在这里的，我原来的单位从理论上应该不知道我的下落，更不知道我是失踪、死亡还是无故旷工。刘说“这个你放心，如果有人认为你这一段历史不清楚，那就由我们负责出具证明，任何时候，只要需要，我们随时负责证明你这一段历史是清白的，收审连行政拘留都不是，行政拘留还是一个处分，收审什么也不是，我们经过对你的审查，证明你没有问题，没有给你任何刑事处分”。我大笑一声，说，“很好！我应该说谢谢党和政府把我关押了快一年时间，不然怎么证明我的清白？！我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说我没有构成犯罪，那我要求把审讯我时记录的这么高的（我用两手比划了一下）案卷全部销毁”。见我这么要求，刘急了，说，“这个不行不行！案卷我们如果销毁了，那我们把你关押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解释？我们根据法律规定，案卷保存到一定的年限，就销毁了。”
我想了想，觉得也表演得差不多了，就说：“把笔拿来！”
于是我在解除收容审查通知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还站在高处，面带微笑，看着他们。我说：“我此时此刻是不是应该说感谢党和政府把我关押了这么长时间从而证明我的清白？”看着他们尴尬的样子，我大声说：“其实我最后想告诉你们的是，监狱对我没有任何改变！我进去时满面笑容，今天我依然笑着走出来。”
说完，我仰天大笑。
他们不知说什么好，刘中亚只好解嘲说，秦耕你很乐观，很乐观。
我扬长而去。令我遗憾的是，我本来以为可以两手抄在裤子口袋，优哉游哉的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再回家，谁知我的亲人们早就等在门外，把我请上车就直接拉回家里了。
附录：2005年1月21日抓捕秦耕始末
2005年1月21日夜，我曾被警方抓走，经过连夜审讯，于天亮前释放。抓捕秦耕事件流传于网络，虚虚实实，引人猜想，也传播恐惧。其实在我1月17日敬献悼念花篮给当日逝世的赵紫阳时，就有人在网络传说我已经被捕，我21日果真被捕，更给赵紫阳逝世后的民间追悼气氛增添了新的恐怖——事实上警方对我的突然拘捕的确与赵紫阳逝世有关。在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后，我以纪实手法将抓捕我的起因、经过如实记录，为澄清事实，消除恐惧，分享经验，也满足部分人的好奇之心。而我，将一如既往的以审美的态度，面对我经历的一切暴力、恐怖和威胁……
A、现场直播抓捕两名彪形大汉左右夹裹将我刚从家里抓到海口市公安局6楼的国保支队，任不寐就在加拿大发出呼吁，希望有人能为我的家人提供帮助，被我笑称“招呼人去我家帮我带孩子”。我不知道警方当时是否立即知道了任不寐为我找保姆的“招聘启示”，就是他们现在看到，也一定很吃惊：我们的抓捕计划十分周详，为什么那么快就走漏了风声？而且知道我们拘捕秦耕时他家里的孩子无人照看？
这其实是一次巧合。巧合的戏剧性总是比任何高明的新闻导播预先策划的还要精彩。北京时间1月21日22时10分，我正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越洋电话采访，谈我对赵紫阳的评价、我给赵紫阳敬献花篮的过程以及我为什么要给他敬献花篮。访问开始，我表示乐于回答节目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同时对一位中国老人去世而我只能通过国外媒体表达对他的悼念、评价，表示“一个中国人的羞愧和悲哀”。节目主持人让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把自己称作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抓捕我的警力也已经出动，由省公安厅一名官员亲自指挥，市国保支队承担具体抓捕任务。他们应该在我接受采访之前就来到了我的住地，但他们首先要依靠人民群众，与我所居住的学校保卫部门取得联系，确定秦耕其人的确居住这里、社会关系如何、居住地形、具体位置等等，否则他们就可以抢在我接受采访之前实施抓捕、从而避免戏剧性的巧合了。就在他们的现场工作就绪，一行6人趁夜色潜行，警车关灯，引擎熄火，一部分人按照分工在外围警戒，一部分人放轻脚步，悄悄攀登，向我居住的楼层接近……
“作为最高统治者，宁愿失去手中的权力甚至自己的自由，也不愿亲自下令对人民使用暴力，他堪称千秋第一人……”刚说到这里，两个故事走到了自己的交叉点：我的家里响起激烈的敲门声。我立即就知道是谁来了！我告诉节目主持人有人来了，她也凭直觉知道来人是谁，要我不要挂断电话。我走到门后，问来人是谁、有什么事？回答是公安局的，要带我去局里问话。我提出交涉：明天上午行吗？我有一个孩子，她现在已经入睡了，我不便离开。来人态度坚决的拒绝了，并要我立即开门。我提出第二个要求：可以让你们进来，但必须小声说话，不能吵醒我的孩子。门开了，电话也被迫挂断。
通过电话录音，自由亚洲电台意外的进行了一次“有吏夜捉人”的现场新闻直播。
B、要求“女警当保姆”
进门将我控制后，带队执行抓捕任务的警察科长自称是我的熟人，对我进行“技术性麻痹”，他拍着我的肩膀，显得很亲热，并对我4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