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罪 秦耕 著-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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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我始终面带微笑，平静地、专注地看着他。我表明自己是一个认真的听众。但作为国家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否从我身上“侦察”出了什么？只是在这一段讲话过程中，我没有打断他。
当他快要结束时，出其不意地说：“一小撮自不量力的人，妄图‘以人的姿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阳光下’，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是不能得逞的！”
实话说，听到他引用的这句话，我心里一惊。
我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当然，我同时也明白，这是他精心准备的心理攻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你的罪行！现在就等着你坦白从宽了！
我面带微笑说：“呵！你读过《XX宣言》了？那是我执笔起草的，前半部分写得不是很精彩，当时我也不满意，后半部分还可以吧？——当然啦，我的所做所为，都可以坦然地放在阳光之下，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他们的梦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将会被砸得粉碎！”黑局长接着被我打断的话茬，继续说：“凡是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坦白从宽是唯一的出路！今天我的谈话就到这里，希望你能认清形势，向我们的同志老老实实交代！”说完，黑局长立即起身，离席而去。
另外三个人也随他一起出去了。屋里还剩下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下午将我轻松抓获的周胜利，另一位姓杨的小伙儿，我本来就认识，他父亲去世，他顶班进公安局当了警察。小伙人不错，平时在街上碰见我，总要开口叫“秦老师”的。周胜利介绍说：“这位是我局政治保卫股的刘中亚股长。”
“你好，刘股长！看来要和你打交道啦？”我笑着说。
刘股长回避了我的套近乎。他说：“刚才我们黑局长对你进行了一番开导，希望你能按我们黑局长的要求，老实交代你的犯罪罪行。咱们现在开始，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恍然大悟。刚才搞错了。黑局长并非来和我对话的，他是来一个居高临下的语言暴力训斥，其目的就是给我来一个下马威，相当于古代过堂时“先打三十杀威棒”，将我的意志摧毁，将我的心理防线击溃，便于即将开始的审讯能够顺利进行长驱直入。明白了这个，我才意识到，黑局长此时一定还窝着一肚子火呢，他的“杀威棒”谈话总是被人打断，变成了两只棍棒对打，这且不说，他训斥对象的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嘿嘿。
接下来，真正的审讯才开始了。
这是一次长达十个小时的马拉松审讯，结束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四时以后。
第三章：我在秋夜感到了手铐的冰冷
这是我最难以叙述的部分。我如何能在完全不涉及内容的前提下，只叙述审讯中形式化的“我”和过程化的“我”？或者，借用郑振铎出版《金瓶梅》的办法，以“□”将相关内容隐去？
审讯很自然地开始了。小杨做记录，刘和周负责提问，我的任务是“老老实实交代”。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次审讯的漫长，以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这件工作就满可以结束了。政保股刘中亚股长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来吗？”
我说：“知道。你们对我今年四、五、六三个月的行为很感兴趣——当然，我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太平凡了，甚至不直一说。”
刘股长说：“看来你已经有了心里准备……”
“那当然！”我抢过话头说，“但我肯定不如你们准备得充分。”
现在看来，以这种积极主动咄咄逼人的方式开始迎接这次审讯，固然有我年轻时自负与幼稚的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老奸巨老谋深算藏而不露，至少应尽量沉默放慢语速。但我没有。另一面就是，这种经历，是全新的第一次，我对这种体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记得我当时曾
多次抱怨小杨记录的速度太慢——这使我总得停下来等他。
审讯者和我同样兴奋。本案件的特殊性、重要性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被审讯者的知识水平，对他们来说，都是第一次碰到，强烈的使命感和已经面临的挑战，使他们压抑着的兴奋爆发出来。
整个夜晚，谁也有露出疲态，甚至谁也没有打一个哈欠。我不停地抽烟，抽完我自己地一包后，又把周胜利的一包抽完，他起身出去，从什么地方——也许是他的办公室——又拿来一包。我至今仍能记得那是一包淡黄色烟盒的“公主”烟。这反映了我内心的紧张。作为预审专家，他们一定从我平静、坦然、侃侃而谈的表象，看出了我内心的紧张。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但看不见的拳击比赛。双方都有极大的消耗——如果称体重，在那十个小时内，我的体重至少下降两公斤。
审讯是一种外在暴力强制下的回忆。
四月十五日，那是一个周末。我们的沙龙正在举办活动。这个沙龙其实是以我、一位23岁就从同济毕业的硕士和另外一位律师等三人位核心，凝聚了几十人到一百多人的一个读书沙龙。活动是非正式的，其实是一次周末饮茶活动，由我们三人轮流召集，记得李硕士讲过“波兰危机”，蒋律师讲过“公共关系”和“公司法律”，我讲过一次“社会心理学”和一次“集体无意识”，还有安徽籍的一位陈先生讲过一次“围棋入门”或者“桥牌技巧”，有时就集体阅读《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7日，该报被江泽民在上海永久查封。
4月15日的活动是围绕我的一篇未能公开发表的文章进行的。那是一篇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主要论点是，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是一种逆向淘汰选择——以此时为坐标点，以过去为价值尺度来取舍未来，这种价值取向将导致文化递减式消亡。新颖之处是借用了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的心理分析方法。我朗读完这篇六千字的文章，大家正在讨论时，一位来自湘西的周先生骑着自行车赶过来了。他大声说：“我刚看完新闻联播，胡耀邦今天上午死了。”
于是活动的内容变了，这也是这个松散沙龙的最后一次活动，虽然当时谁也意识不到这一点。相关的人员从此命途多舛天各一方而且永无重聚的机缘。当年才24岁的李硕士现在在深圳一家工程研究院；蒋律师不甘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充当行贿介绍人角色，现仅任广州一家企业的专职法律顾问；那位骑自行车的湘西周先生自费到北京读完硕士后，听说开了一家公司；而酷爱围棋或桥牌的安徽陈先生，听说在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当医药销售代表，那是一个道德和法律都异常黑暗的职业。
把审讯比喻为“看不见的拳击比赛”也许并不准确，从双方角斗的方式上看，更像中国式的太极拳，而从双方所处的位置关系看，应是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才对。猫和老鼠都把智慧发挥到极致，其中也不乏迪斯尼卡通片里的幽默。
当每一个问题提出时，我总是能在第一瞬间就洞悉问题的本质——或者当中隐藏着的问题，或者这个问题只是换个角度，它将出乎意料地指向另外一个故意不说出来地问题。我表情诚恳、滔滔不绝，而且让人觉得我的回答都是未经思索就脱口而出的。我一本正经，其实心里总是忍不住在笑——猫走了很远，才发现掉进一个陷阱。老鼠当然要捂着嘴巴发笑了。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开始总以为这个坑应挖得再深一些，里边藏着许多金元宝。当深挖之后，有时只找到几块瓦片，有时甚至连瓦片也没有。
我每一次都成功地忍住不笑。但我也分明从刘中亚眼神中，一次又一次看到了狐疑。他不信任我。但他并不反对信息量地增大——当然，我也清楚这一点，我的回答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信息量越大出错的概率也越大。但这已经是我当时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反审讯方法”了。我也希望他们提更多的问题，从而使我也能从信息的来流中寻找我所关注的人和事的动向。
在那年4月15日的几日后，我在北上的列车上，那是在京广线。我以某新创刊的杂志的特约记者的身份去北京。午夜，我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吸烟。我点上一支烟，一个人站在那里。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几年来，在东西南北的奔走中，我已十分熟悉这种声音。窗玻璃之外，是无边的黑暗，偶尔有一两点灯火一闪而逝。当我收回目光无意中扫视车厢时，一股巨大的悲哀袭上心头。
硬座车厢里坐满了互不相识的乘客，他们闭着眼睛，脑袋靠在座背上，也许睡着了，也许并未睡着。脑袋随着列车奔驰的节奏，在轻轻晃动。如果从一个外籍乘客的角度去看，这些中
国人一律面黄肌瘦，汗珠挂在他们的脸上，身上衣衫破旧，但都紧紧抓着自己简陋的行李。最为重要的是，所有苍黄的脸上，一律没有表情。我看到的只是枯瘦、麻木与僵硬。眼泪不知不觉涌上我的眼眶。生命在中国就是这样低贱和卑微！既不知道去要求基本的做人的权利，也不知道应承担的基本的做人的义务。
就在这一瞬间，绝望彻底将我击倒。
我怀疑我正在进行的行动的意义了。
当我把烟吸完时，我告诉自己，我所看到的景象，正是我行动的出发点，非但不应因此而放弃，相反，应更加坚定地去努力。
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再次升起时，列车正要靠近长江，将要穿越武汉。这时我从列车上的广播中听到，上海已将《世界经济导报》查封。
感谢审讯者的提问，它使我得以反复回忆几个月前的一切。在审讯中我不能说的，此时也不能写出；在审讯中我坦然说出、并已记入我的刑事档案的，此时也不能写出。我要告诉人们的，仅仅是我的内心感受。
到达北京的当天，我在《日记》中写到：“这是我记的最后一次日记。已经记了十年的日记，应该在今天结束——今后的行动，已不适宜再记日记了。”当然，我此刻并不知道，几个月之后，我将再次在狱中开始并又写了一段时间的日记。
审讯终于在凌晨之前结束。小杨已经写了厚厚一摞共53页的《审讯笔录》。我看《审讯笔录》、改正错别字、逐页签名并捺指印——在每一个涂改处都捺上指印，又花去了一个多小时。
“记录无误。”我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说不必了，但我坚持写下日期——我没有忘记已经是第二日了，审讯笔录开始的日期还是前一天的。前后日期的变化，表明这是一次漫长的审讯过程。
和我预想的一样，他们把审讯笔录理整齐，加入文件夹后，从另一个文件夹中拿出一张纸，送到我面前。
这是一份《收容审查通知书》。写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85年第50号文件精神，决定将我以反革命煽动罪收容审查。这时我才在公安局长应该签名的地方，看见盖着一个正方形的印鉴：夜影踪。原来“黑局长”的“黑”字是个“夜”字——这是多音字吗？我至今还不清楚。
“收审”是公安机关广泛采用的一种强制措施，记得作家蒋子龙还写过一部《收审记》的小说，但我在当时的《刑法》和《刑诉法》中从未找到过“收审”的法律依据，此刻我终于明白了，其依据就是公安部的这份秘密文件——它从未向社会公开过。
在小杨把笔递给我，要我签名时，我向刘中亚提出：请给我说明我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收审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我表明，根据今天的审讯内容，我的所有言行，均未违反刑法规范。我同时还要求他说明收审的期限及审批程序——我想把它作为法律知识搞明白。刘拒绝了我的第一个要求。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何时依法通知亲属？刘这次明确告诉我在明天上午通知，其实也就是今天上午了。后来我见到了那份由我弟弟签收的《家属通知书》，并知道他们那天上午在我家进行了第一次搜查。
在后来的一次审讯中，就收审的合法性问题，我和周胜利曾进行过一次“准学术”的法律讨论。我的观点在1997年才得以验证——新《刑法》和新《刑诉法》颁布之后，公安部的这份文件终于得以废除。此是后话。
我在《收容审查通知书》上签下我的名字。
我看见周胜利从抽屉拿出一副手铐，他走过来。我马上站起来，笑着伸出双手。他走到我面前，笑了一下，说：“不好意思，咱们也算是熟人了，按说都不必戴这个，可是按规定……”我也笑着说：“不必客气，请吧！”
我感觉到了不锈钢手铐的冰冷，尤其是在初秋的这个凌晨。
我把双手移到眼前，仔细观察手铐的结构和质地。结构看不明白，但我由衷地夸奖说：“钢材的质量很不错！”
周胜利像好朋友一样说：“我送你去吧。”
当要往出走时，我发现西服是披在肩上的，我要求暂时打开手铐，让我穿好衣服。周说不必了。我马上明白，他怕我耍什么诡计，于是就不再坚持。
下楼，出公安局大门，左手方向，沿一堵高墙和县人民医院之间的小巷前行60米，进一个绿色铁门，就是看守所。我曾来这里看过县中队打篮球，小伙子们的球技不错。那时中国人还看不到NBA。
门口站岗的战士打开铁门，让我们进到院内。左手走不远，绕到一排平房背后，到一间亮着灯的屋子里。值班的是一位叫平福安的管教干部。办完登记手续，打开手铐，让我交出身上所有物品、并一一登记，包括我的裤带和鞋带、拆下裤腰上的金属挂扣，犹豫了一下，未收走我金属框架的眼镜。正在这时，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进来两名县中队的年轻战士，他们刚走近我身边，老平就斥责：“去！出去！也不看看是什么人！”小战士讪笑着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每有犯人送交看守所时，县中队的战士总要一哄而上，像打沙袋一样，把他们平日在训练中的各种格斗动作，在真人身上演练一番。这是我日后在漫长的黑牢中陆续结识在我之前和之后送进来的各种犯人之后，才得以知情的。
这次老平保护了我。
周胜利走了。老平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他说坐吧，于是我坐下来和他吸烟。他语气缓慢地说：“你都是知识分子，读书人，咋干出这种二球事儿？”“二球”是当地方言，指又傻又胆大地人。
我笑了一下说：“如果不读书，谁干这种事儿？”
于是我俩无语。吸完手中地香烟，老平抓起一大把叮当作响的钥匙，说走吧。我站起来，跟着他走出小屋，小屋正对面，是一堵铁灰色的高墙，墙上有一个高高的哨楼，是五角形的亭子。记得儿时从县城各个方向，总能看到这个漂亮的小亭子，并能看见上边有一个竖垮长枪的士兵，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哨楼正下方，是一座拱形门，两扇巨大的钉满很大钉帽的门紧闭着，门上的拱形处，写着一个巨大的“狱”字。是一个繁体字。
第四章：我的第一个监狱之晨
哗啦一声，监狱之门为我打开了。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四合院，三栋监仓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围出一片宁静的空地，西边就是高耸的岗楼和岗楼下的监狱大门，岗楼上的灯光居高临下，洒在水泥地上，无声无息。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