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罪 秦耕 著-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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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要求“女警当保姆”
　　进门将我控制后，带队执行抓捕任务的警察科长自称是我的熟人，对我进行“技术性麻痹”，他拍着我的肩膀，显得很亲热，并对我40岁出头就满头白发表示吃惊。
　　我没有心思感受他们的威慑、恐吓或者“亲切”。我是一个父亲，我此刻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怎样保护孩子。11岁的女儿刚上初一，马上面临她中学第一个学期的第一次期末考试。我不能让警察吵醒她影响她的休息，我不愿意把她惊醒后被满屋子的陌生人惊吓，更不愿意警察当着她的面在夜里把她的父亲抓走使她的心灵终生受到伤害。16年前第一次抓捕我时，我优哉游哉，心情轻松，以半讽刺半游戏的心态和警方交手，但这一次，我顾不上表演了，我首先是一个11岁女童的父亲。
　　感谢警察先生的合作，他们进来后遵守承诺，文明礼貌，其中一个警察打电话时习惯性的大喊大叫，经我制止后，也连声向我道歉。
　　他们发现事先不知道我是单身带孩子的情况后，有点被动。为了尽快完成抓捕，他们提出让学校的男性保卫人员在家帮我看护孩子，被我坚决拒绝了。无奈，他们只好打电话请示，也许是请求派出女性警察来我家担任临时保姆吧。但结果是上级不可能派出女警。带队的警察让我自己想办法。我大脑高速运转，把我所能想到的、认识的、合适的人全部过了一遍，最后只能“以权
谋私”给单位的女性同事打电话，让他们夫妇来我家一趟。需要说明的是，警察为了节约我的电话费，只让我用他们的电话通话。看来警察还是公私分明。既然抓捕我是他们的工作，我也就毫不客气的用他们的电话了。
　　半个小时后，同事夫妇来到我家，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我笑着说：“我要到公安局喝咖啡去啦，要和警察先生好好谈心，只好麻烦你们给我暂时看孩子啦。”
　　值得欣慰的是，直到这时，我的女儿仍在安睡，对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我让我的女儿避免了李思怡悲剧的重演，同一时刻，在加拿大已经为我“招聘保姆”的任不寐，也一定和我一样想到了李思怡这个永远令人伤痛的名字吧。lz
　　C、在“盾形大楼”里十多年前，我主持拍摄一集介绍建筑艺术的专题片，设计人员把我带到刚刚竣工的海口市公安局大楼，向我介绍他的设计思想：像一面巨大的盾牌，在有限的空间尽可能夸张的表现出威严，两翼的线条展现无坚不摧的力量……现在我像老鹰抓小鸡一样被抓到这座“盾形大楼”，虽然我迈着轻松的脚步，但高耸的“盾形大楼”仍像一头巨大的恐怖怪兽，用它闪光的大嘴，一口将我吞没……
　　乘电梯来到6楼一间会议室，请我坐下后，由两名警察寸步不离的看守起来，接下来也开始了一次漫长的午夜等待。我事后分析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让恐惧、焦虑、烦躁的情绪在漫长的等待中，把我的理智慢慢摧毁，以便在接下来就要进行的审讯中使我无处设防，束手就擒；二是因为抓捕我是上边临时布置下来的紧急任务，人已经拿到了，但拿他来干什么、如何干，还需要等待新的指示，同时他们也要开会研究、策划，以便制定一个科学的审讯方案，确定审讯的方式、提问的技巧、手段等等。
　　就在这种等待的煎熬中，已经有各地的朋友可能从“现场直播”中知道我被捕的消息而打电话、发短信过来了，但我被告知不得接听电话。我表面保持着我惯有的镇定自若，处之泰然，但内心无比着急。我记挂着还在熟睡的女儿，平时在家，她入睡时，我关掉电视、拔掉电话线、把手机调整到无声状态，不让声音吵扰她的睡眠。记得她小时候，有一次我哄她入睡时，她的外婆告诉我外边有人找我，我说让他先等着吧，外婆说人家说有重要的事，我说就是邓小平来了也得等，外婆说你就那么了不起！我说不是我了不起，而是在我眼里，孩子比邓小平还重要！但现在，几名警察就可以把我抓走，使我脱离监护人的岗位，我无力拒绝，也无力反抗。我担心的是，同事夫妇在我家里看电视、打电话、谈话会不会无意把她吵醒？如果她夜里起来上厕所发现我不在家怎么办？她不久前感冒现在还在咳嗽，如果夜里把被子蹬掉使感冒加重怎么办？明天一早同事夫妇如何给她解释并安排她的早餐？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也转移我对女儿的担心，我开始参观国保支队会议室的满墙荣誉：制止1989暴乱集体三等功、保卫16大集体二等功、打击法轮功邪教三等功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1957年的“政治保卫先进单位”奖状，这是我有机会了解到国保支队与“政治组”、“政保科”的历史沿革。在满墙荣誉的左边，挂着一面“感谢610办公室亲人关怀”的锦旗，我说这一定是法轮功学员送的吧。看守我的警察很吃惊，说你也知道610办公室？！我笑而不答，警察说外边的人很少人知道610的。我问610是因为6月10日讲话、指示，还是因为设在公安部6楼10号而得名？警察如实回答：我也不知道。
　　时间就这样在等待中流逝，窗外汽车偶尔发出的引擎声告诉我，整个城市差不多已经入睡了。
　　D、审讯终于开始22日凌晨1：30时，审讯终于开始了。
　　当审讯我的4名警察各自坐定后，是我首先提问的：“现在你们应该给我一个正式的法律手续了。”但我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口头传唤，在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了。”为首的警察这样说。我仔细回忆，也许是他们以为在我家门口说的“带你到公安局问话”就是“传唤通知”吧？也行。我接着要求：现在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为首的警察说：“我叫温保，国保支队政保二科科长。”另一位自我介绍说“陈永清，二科副科长”，还有两位没有自我介绍，但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当晚负责记录的警察叫小王。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来吗？”温科长用警察传统的开场白问我。
　　“知道，但又不确切知道。”我回答，“大概是知道的，但究竟是为什么，我也不能自以为
是的瞎猜吧。”
　　“你最近做过什么事？”温科长开始切入主题了。
　　如果不是记挂着家了的孩子，我一定会用开玩笑的方式，把我近期的吃喝拉撒针头线脑全部如实交代一番的。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情，我开门见山：“我在1月17日中午给刚去世的赵紫阳敬献了一个悼念花篮，在当天晚些时候，还写了一篇《我为什么要给赵紫阳献花篮》的文章。”见我如此坦白，他们就抓住机会一鼓作气，让我把送花篮的时间、地点、过程、花篮价格、动机、文章内容、发在何处一一交代清楚。其实在回答之前，我还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今天机会正好。我想问问，我送给赵紫阳的花篮是不是被你们拿走的？”无人回答。我只好说：“第二天中午我还去看过，发现花篮不见了，我第一反应是被无耻的盗贼偷走了。但我在公园看了一下，冯白驹将军雕像前谁送的花篮还在，只有英雄碑下我送给赵紫阳的不见了，因此才怀疑是你们拿走的。”
　　温科长说：“这个问题你就不要问了，我们也不知道，请继续回答我们的问题。”接下来，他们的提问回到了我的个人经历、重点当然是我在1989年的经历、我的所有家人的详细情况。对这样的提问，我面露不悦。因为我的行为与我家人毫无关系，为什么要我所有家人的详细资料？难道还要回到株连九族的时代吗？何况我个人的全部情况，他们本来就有详细的档案资料。我说这样的问题纯属浪费时间。温科长说为了不浪费时间，你就一一回答。
　　无奈，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只好按照他们的要求、极不耐烦的回答了问题。之后，话题再次回到在审讯开始时就已经“打开的突破口”上。
　　当我交代完我文章中对赵紫阳的评价内容后，说：“对他的悼念，是一个普通公民应该做的，悼念活动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曾经是你们的总书记，现在仍然是你们的同志，我认为首先应该悼念他、为他敬献花篮的是你们而不是我，更不是来抓为他敬献花篮的人！”温科长回避说：“咱们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你说你送花篮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不放在人更多的闹市中？为什么第二天还要去看？是不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仿效你的行为？”我说：“花篮上写‘赵公紫阳千古，公民秦耕敬挽’，意思很明白，相信你们也能明白。之所以放在海口人民公园的英雄碑下，是因为海口再找不到更合适的可以悼念地方了。”审讯进行到我以为快要结束时，温科长话锋一转，说：“你一点也不坦率！我们今天找你来，并非因为你送花篮、写文章。你说你还做过什么？”
　　我真的很茫然，实在想不起来我还做过什么能让他们产生兴趣、值得彻夜不睡的听我讲的事情。但我还是明白，接下来才进入他们计划中的审讯的关键阶段，他们变换角度反复盘问，而我则是搜肠刮肚尽量交代。他们问我通过互联网和谁交往？和北京、上海、广州什么人往来密切？和那些人志同道合？问我在海南有那些志同道合者？和什么人经常在一起？与那些人交流思想？我回答有朋友来海南旅游，我请他们吃过饭，在互联网上交往的朋友，也仅仅限于互相阅读文章，经常为了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何谈志同道合？至于在海南，我实在太孤独了，找不到可以进行思想交流的人。
　　他们出去了一趟，回来后点了几个人名字，要我具体回答如何交往。我回答记不清楚交往的具体细节了。在审讯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出去，我明白在附近的一间屋子，还有更高级别的官员坐镇指挥。经过多次请示和对我的反复盘问，温科长终于点题了：“你最近签过名没有？”我说：“听说网上有一个帖子，也听说我签了名。”
　　其实网络有两个帖子，一个是网络签名悼念的，我名列发起人；听说还有一个提出若干主张的帖子，我没有看见，但听朋友说我已经在上边签名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问的是那一个，只能这样回答。至于谁告诉我的、用什么方式告诉的，我回答不记得了。审讯进行到这里，我多少也明白今天为什么抓我了。这就是，自己可以送花篮、写文章，但不能组织、联络、鼓动其他人参与悼念。因为在审讯中，陈永清说，你自己在家里设灵堂、甚至绝食悼念，我们管不着，但你公开组织其他人参与，那性质就不同啦。
　　至此，审讯并无告一段落的迹象，他们仍要求我继续交代。我说：“不知道还有什么要说的了，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完全公开的，我做了什么，就是不说，你们也会知道的；你们现在所不知道的，也是我没有做过的。总不至于让我这里虚构吧。”
　　又经过长时间的僵持和他们的多次请示，审讯真的进入了尾声。
　　E、警察请我喝咖啡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不时穿插我与警察之间的趣味对话，因为与审讯主题无关，所以专门记录在此，以飨读者。
　　警察：“你是民主人士吧？”
　　我：“我从来没有、也不愿意这样称呼自己。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所做的，不过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普通事，是你们更应该做的。”
　　警察：“你现在如何看待64？”
　　我：“我从来没有使用过64这个名词，你们的说法从动乱、暴乱到64风波、春夏之交那场风波，而我使用的称谓一直是伟大的89爱国民主运动。”
　　警察：“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在你说的89爱国民主运动中的行为？”
　　我：“我的想法始终没有改变，如果有变化，那就是现在的认识更清醒、更深刻。”警察：“我其实看过你写的文章。”
　　我：“具体是那一篇？”心中暗自得意，连警察也看我的文章，只不知是以读者的眼光还是以警察的眼光？
　　警察：“你回去后是不是也要把今天的事写成文章？”
　　我：“当然要写！题目就叫《警察请我喝咖啡》。”我现在明白了，警察所看过的我的文章，肯定是那个还没有发表完的《狱中纪实》系列。
　　警察：“今天没有咖啡，你要喝吗？要就让送一杯。”
　　我：“不用了，矿泉水也不错，我写的时候专门说明你们给了，是我自己不需要咖啡的。”警察：“你说，如果你再有其他活动怎么办吧！”
　　我：“那你们就再抓我吧。”
　　警察：“好！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啊。”
　　我心想：真好玩儿，难道警察可以把我说的话作为执法依据？我说抓就抓，那我如果说不许抓呢？
　　F、天亮前释放我在审讯结束前，温科长、陈副科长以及后来亲自出面的一位省厅官员，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不乏开导、劝说、恳求，但更多的是对我进行各种方式的威胁、恐吓和警告。要放在过去，我肯定用尖锐、犀利的语言回敬，让他们面子上先受不了的。但今天，我牵挂着女儿，克制自己，默不作声，以便他们孤掌难鸣，尽快结束自己的单方讲话。
　　实话说，对于劝说，他们只是从本职工作出发的，我能够理解，但对于威胁，我十分反感。我当然不惧怕，但这里也不想写出来，因为总的来说，当晚执行任务的几位警察先生，对我还是很礼貌的，我这里也回敬一个人情给他们。我始终相信，他们也是和我一样的人，在他们内心，也会认同我的所作所为，抓我审我，是他们的职责，而承担那份职责，又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么多年，我始终是这么认为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么多年了，警察的抓捕风格始终没有长进，还是当年老百姓给八路军带队那一套。1989年抓我时，就是让基层干部带队的。我出狱后家人告之我，是谁谁带警察来的，言语中十分记恨。我立即劝解，不能怪他们，是警察要求他们做的，就是他们不带路，警察也会抓到我。这一次，他们仍是让我所住的学校里的校警带路上门的。我回来后这几天，每次出入大门碰到当晚带路的校警，他总是低下头或迅速的把脸转开，显得十分痛苦，仿佛他做了伤天害理、对不起我的事。警察要求群众带路这种做法，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伤害，这是应该改进的。已经21世纪了，总不能继续用“土八路”的作风办案。
　　在警察送我回家时，我诚恳的向他们说了抱歉，因为我的原因，使他们彻夜难眠，也让他们的家人彻夜等待。
　　回家后才知道，同事夫妇在凌晨一时，把我女儿叫醒，接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告诉我的孩子，你爸爸加班工作去了。第二天一早，当我去他们家接女儿回家时，她一脸灿烂的笑容，向我奔过来。
　　她完全不知道我经历的漫长的恐怖之夜，我心里稍感安慰。
　　2005。1。30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