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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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一少,一唱一拉,都是音乐人家。
演奏得行人止步,而桥头下的水都被染绿了。一两只大鹅在悠然自得地整理自己的翅翼,偶尔抬起头,懒懒地看看行人。
“你好!”有人突然打起招呼来。阿东扭头一看,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红衣姑娘。
阿东连忙回谢她一声:“你好。”
红衣姑娘便走过来,一股微微的香不知不觉沁入到阿东的心。
“抓住机会,迎难而上!”这句话在耳根旁猛地响起,阿东一时心热,竟然对红衣姑娘说,“我们可以去喝点什么吗?”
旁边桥头左边就是咖啡厅,不少人坐在外面阳光下,很悠然地喝着、聊着,听着音乐,享受着宁静阳光,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红衣姑娘微笑着看了看有点脸红的阿东,说:“行啊,不过,我想喝威士忌。你能帮我买一杯吗?”
这颇有一点出乎阿东的意外,阿东说,“咖啡厅可没有烈性酒卖啊。”
“这还不容易?前面不远就有一家俄罗斯饭店,那里面的伏加特也不错。”红衣姑娘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换起了阿东的手。
这让阿东感到不可思异。他曾听说遭遇艳遇在维也纳街头真像喝冰水一样容易,可他真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到他的身上。红衣姑娘告诉阿东,她今年二十一岁,在维也纳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了两年后,觉得读书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不久前,便自动退学了。但退学后又没啥事可干,每天便在街头晃来晃去,别人觉得维也纳很美,可她觉得这些陈旧的砖头房子和吵吵嚷嚷的音乐没有一点儿美感。她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家里人都烦了她,她也烦了家里人,所以家里人不想看见她,她也不想回家里去。
“这么说,你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阿东直通通地问。
“有啊。”红衣姑娘说,“每天有人给她安排新的地方。”
“你这不是跟……”阿东说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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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想说这跟当妓女差不多?”红衣姑娘灿然一笑,说,“最近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还真羡慕当妓女呢。”
阿东大吃一惊,心想,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呢。
“你这么年轻,不要糟蹋了青春。”阿东用中国人的思维去规劝红衣姑娘。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姑娘去做妓女实在是糟蹋了自己。
没想到,红衣姑娘接过阿东的话,一本正经地说,“青春就是用来糟蹋的。”停了一下,又说,“我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哪个男人不想跟我睡觉?你说,你想不想?”
“这、这……”阿东万万没有想到红衣姑娘这么赤裸裸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美丽尤物,如果你不想做一个撒谎者,你就只有点头的份儿。
“是啊,你是我遇到的第十八个客人。没有一个人拒绝我。”红衣姑娘很有成就感地说,“因为我要的并不多,一杯威士忌或一杯伏加特,也许外加一张舒适的床。”阿东心想:啊,竟能这样?
红衣姑娘说,“我不是妓女,至少现在不是。但我正在积累经验,或者叫妓女实习生吧。我不要客人的钱。不错,我需要钱,但我现在更需要刺激。”
妓女实习生,多新鲜的名字!阿东想,是啊,我也需要刺激!需要放松!需要非理性的、荒唐的、颓废的生活——你怎么叫都行!我要忘记那些条条框框,忘记那些道德诫律,忘记那些价值观念,以及那些看不见的绳子,那些自己划定的牢狱,那些磨房、沉潭、贞操……见鬼去,统统见鬼去吧。
阿东带着红衣姑娘到了俄罗斯饭店,真的替她买了一杯伏尔加,他自己也要了一杯。喝完,就到饭店楼上去开了房子。
一切都很顺利。当时正是午后,阳光更亮,外面的音乐也更加激昂。
完事后,红衣姑娘吃惊地问阿东:“你还是第一次啊?”
阿东惭愧地点了点头,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一定做得不好。”
红衣姑娘却吃吃地笑了,说,“跟我第一次差不多。只是那是一个强盗,将我折磨得半死。而我对你可是温柔得很哟!”
洗完澡出来,红衣姑娘准备离去,阿东还躺在床上回味那激动人心的一幕。他心里有些隐隐的痛:妈的,自己是个处男,却把第一次交给了一妓女实习生!真他妈不值!
“我要走了,亲爱的。”红衣姑娘走上来,跟阿东礼节性地吻了吻,说。阿东一把将她撸翻在床上,想要报复性地做一回,可红衣姑娘坚决地拒绝了,她笑着说,“对不起,我从不跟同一个男人做第二次。这是我的原则!”
红衣姑娘说完就去开门,阿东突然像记起什么似的,说,“能告诉我你的芳名吗?”
“有这个不必要吗?”红衣姑娘嫣然一笑,翩然而去。
阿东呆呆地望着维也纳的大街,那幅曾经静止的画此时却在剧烈地运动:燃烧的车辆、扭曲的人流、奔涌的河水、飞舞的音符,以及那一老一小“拉琴唱歌”的艺人此刻也变成了快速旋转的木马,正朝着一个空洞、幽黑的城堡跌跌撞撞地冲去……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
回到美国后,阿东对维也纳浪漫之旅的记忆全部就聚焦在那个女妖式的“妓女实习生”身上。他搞不清自己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以及有没有去过维也纳歌剧院的金色大厅听过音乐会,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被搞糊涂了。
周山岭倒是真的从柏克莱赶到芝加哥为阿东接风洗尘,但当阿东颠三倒四地讲述维也纳的之艳遇时,周山岭笑歪了腰,完全是一副不相信的口吻。阿东就急得诅咒发誓,说自己绝对没有说半句谎言——虽然连他自己都觉得不相信,可世界上不少事情就那么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啊。
周山岭最后就说,“行了,行了。我相信你就是。”
但语气里显然安慰多于信任。阿东真是有理说不清,他甚至提出一个荒唐的验证法,声称自己不是处男了——正是那个“妓女实习生”搞得他“破了身”。这样的话当然也只能当作笑话说说而已,谁去验证你啊——连医生也难以证明你啊。
“为什么女孩子就能通过医院验证是否处女,为什么男的就不行呢?这样的话,岂不减去了那些不贞男人胡所非为的心理压力,却也增添了那些有贞男人的心理焦虑。因为反正说不清啊。”
这个问题像维也纳之旅一样,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阿东的脑海里。有时阿东甚至想,自己是否真正去过维也纳,跟一个人做了爱,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跟一个人做了爱,却又不能证明自己这么做过。后来,阿东就想,算了。也没有必要弄清这类问题。退一步说,弄清了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国对阿东来说,本来就是一个疯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了几年后,你就不能用习惯思维去看问题。
美国人的口号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这个口号按阿东的解释就是:如果你愿意相信,没有发生的事也真正发生了;反之,如果你不愿意相信,真正发生了的事也没有发生。
真正荒唐的不是事情的不合理,而是你总是想不到。那些天,美国社会上一连串事让阿东深深地感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秩序可言,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言,可它恰恰又秩序井然,而且都在依法办事。”
比方: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成员挪用公款二千元去赌博,结果被解雇。但他却联邦调查局上告法庭,理由是,他“对赌博控制不了”,该当伤残处理,而伤残者是受联邦法律保护的。
法庭竟然支持他,判他获胜而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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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某学校一名职员,上班老是迟到,被校方开除。他竟然状告以前的雇主,理由是他是“长期迟到征候群”的受害者,法庭也支持他。
更可笑的事件则是:在麻州,一个窃贼从停车场偷走一辆车,在逃去时撞车身亡。他的家属控告停车场,现由是,他们的“防盗设备不全”,导致车毁人亡。结果这个家属也从停车场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赔偿金。
正是在这样一种没有是非、没有标准、“怎么着都行”的自由社会里,阿东凌乱的思绪渐渐得到一整合,他认为自己去了维也纳,并在那里与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妓女实习生”有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性生活。慢慢地,阿东变得坚定、从容,他继续读书,读研究生,读博士,打工,再打工。积极参加当地人举行的各类“个性活动”。他也开始看黄色录相,并与真正的妓女进行“实战演习”。
阿东突然发现,生活原来是这么简单,这么真实而轻松!
有一次,阿东在一位当地朋友家参加晚会,到了更阑兴尽的时候,竟然发现其中一位朋友的太太,搂着另一男子狂吻,而她的丈夫有旁边熟视无睹。
事实上,这对夫妇非常恩爱,结婚十多年了没有闹过离婚。
后来从别人那里得知,那天主持晚会的朋友,原来是北伊州大学“性派对协会”的主持人,而狂吻别人的女子及其丈夫,都是该会的会员。
怪不得那天晚上,阿东总感觉到那里的人“有点怪怪的”,如果不是互相介绍了,他真分不清谁与谁是夫妻。
因为当晚有事,阿东离开得早,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就在搞“性派对”活动了。
而据说,这种“性派对”活动在美国已属司空见惯,所有大城市都有机构主持其事。
有性心理学家频频在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交换配偶”可以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有助于稳定家庭,使夫妻关系常日常新。
尽管阿东已慢慢习惯了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怎么着都行”,但碰上交换夫妻这样的“性派对”活动,他的思想还是有些“转不弯”来,觉得有些“别扭”。
不久,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从中国大陆请来一名专事女性研究的专家来讲学,阿东听了他的一次讲座。
这位学者说,最近读到高尔基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有一回,高尔基跟几个文坛朋友在一起谈女人,托尔斯泰突然说,“等我一只脚踏进坟墓时,再说出关于女人的真话,说完立即跳到棺材里,砰的一声盖上。来捉我吧。”紧接着,这位学者又举了另一个例子:一个德国人想编一本名家谈婚姻的书,向肖伯纳约稿,肖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出他对婚姻的意见的。”
这个学者在分析这两个事例时指出:一个要在自己临终前说,一个要在太太去世后说,可见说出的都不是什么好话了。
不过,其间又有区别。
自己临终前说,说出的多半是得罪一切女性的冒天下大不韪的话。
太太去世后,说出的必定是不利于太太的非礼的话。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年轻时极为放荡,一个放荡的男人不能让天下女子知道他对女人的真实想法;肖伯纳一生恪守规矩,一个规矩的丈夫不能让太太知道他对婚姻的真实看法。
最后,这个中国学者向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男人要对女性保持有美好的感想,他的生活是否应该在放荡与规矩之间——既不能太放荡,也不该太规矩呢?
更为重要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两者调节起来的吗?听到这里,阿东脑海里突然一亮:“性派对”就是这种“中庸之道”的最好办法啊。他觉得自己不但理解了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活动,而且感到自己已经参与了这类活动。他认为维也纳的艳遇就是一次变相的“性派对”,只不过“派对的人”只有他和那个“妓女实习生”——两个人都既不放荡,也不太规矩,并且彼此都保持了美好的回忆。
“生活,抖落了身上的一层鳞甲,你会感觉特别轻松。”有一次,阿东到加州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周山岭时,感慨万千地说:“我们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活!”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屈乡楠文件夹
一种全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这项挑战,但我愿意尽力一试。
这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自称为“遮阳部落”,倒是很符合他们的性格特征。
这些天,我们白天四处玩。晚上就到钟国军家中搞“性派对”,日子过得特别丰富多彩。
由于我没有女人,每次都有一个人“放空档”。奇怪的是,这几天,我倒是没放过一回“空档”,跟谢双依、桂妞、温尼都有着激动人心的收获。
我敢说,我跟妻子做爱时,从来没有如此感觉,如此的兴奋!
是否,跟妻子在一起时,义务的东西将人性的东西压抑住了呢?而“性派对”活动,根本不用考虑这一切。
真是轻松极了。
说真的,最初我也是内疚万分,但现在慢慢好像也习惯了。
我与他们很快混得厮熟。
他们对我也无话不谈。
今天上午,阿东给我看一份当地华人报纸,上面有一则消息,讲的是深圳爱滋病的情况。我将它抄在这里,也许日后用得着——本报讯 深圳自一九九二年发现首宗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迄今已发现爱滋病人数十宗,其中多人已经死亡。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深圳累计发现的HIV病毒感染者有二百多人,但该市的医疗卫生界人士认为,目前检出的感染者仅是冰山一角,估计没有被发现的爱滋病患者多达数千人,他们混杂在各类人群之中,成为爱滋病主要传播源。
阿东给我看这则消息时,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在他看来,“性派对”至少可以杜绝这种可怕的病患。
我对阿东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很感兴趣。他告诉我的这一切对我了解他们这个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许将来的某天,我可以将他们隐秘的生活写出来?
阿东不是给了我鼓励的暗示吗?
第三章 爱情杀手租赁家庭:机场上的红玫瑰
温尼去上海虹桥机场去接阿东的时候,是带着已经读初二的儿子贝贝去的。
那一天是寒假中的第一个星期天,阳光很好。
这也是温尼离婚后第一次去上海。
上海有她的记忆,有她的痛。
温尼真的不愿意去上海,她害怕陷入那些旧岁时光的忧伤回忆。
可表妹桂妞说,“你无论如何得帮我这个忙。”
因为“这个忙”一般的人还真帮不了——这个三十多岁的怪怪的男人在美国读了博士,现在又在香港某证券所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居然没有结婚,而回国探亲还要来“租赁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
换言之就是“租赁一个家!”
娃妞没有对这个男人的情况说得更多,只是说他头上有一块光疤,个子高高的,叫什么“阿东”来着。
桂妞请温尼去机场接他时,只要在胸前别一支小小的红玫瑰就行了。
“阿东会主动向你走来的!”这是桂妞反复交待过的。
这种神秘的接头方式真像白色恐怖时期的“地下工作者”。温尼觉得有些刺激,就勉强答应了。
由于路上堵车,温尼到达虹桥机场时,飞机早已着陆了。她拉着贝贝急急地跑到出站口,然而,那里几乎没什么人了。问了一个值班服务员,回答说,“香港来的飞机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所有的旅客早就出了机场。”
温尼一听,暗暗叫苦。她没想到飞机还有提前到达的。她原想,即使迟到一点,因为出站要办各种手续,等她到时,也不至于人去楼空。现在好了,人都出去了。哪里有什么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