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的青春自述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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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在1922年的《荒原》中，对于一战过后，整个西方弥漫的精神荒芜现象表现了极度地忧虑。他在这首不朽的长诗中，不断引用着圣经与各种神话，希望借助历史的伟大来拯救精神的空虚。
今天的我们处于更加严重的精神荒原之上。我将王朔、美女作家与网络写手们罗列在上面，正是表明，我们的时代与人类文明已经产生了怎样的断裂，这三者都是藐视历史与规范的典范。尽管，这种断裂绝非从今天开始，也无法立刻结束，但是，我只是想提醒普遍不安的读者们，还有一些可能是陈旧却更为激动人心的作品在等待我们去阅读。
男人快乐原则（1）
男人们正在遭受误读，他们正在被演绎成一架盲目追逐快乐的机器。他们纷纷患上了快乐强迫症，他们通过一切手段来寻求快乐。
镜头一：在1998年某一期《时代》封面上，一张咧开嘴的男人脸庞夸张地凸显在伟哥药丸上：不够坚挺的男人们的快乐福音。两年后，一个肌肉过剩的男人再次占据《时代》封面：一种新的可以增强肌肉与性功能的药物被发明了。这两个封面的潜台词无比明显，男人们的快乐建立在单纯的性之上，在药物的帮助下，性变成了一种比拼耐力的体力活动，快乐依靠于劳动的强度与持久度。
镜头二：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华尔街》中扮演的金融巨子戈登，他坚定而狡诈地微笑着，不择手段而又风度翩翩地欺骗着公众，他指挥着手下让华尔街的行情涨涨落落，并不动声色地侵占着财富。他大言不惭地说道：“贪婪是好的（greedisgood）。”戈登拥有男人的至高快乐，华尔街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与电影观众会下意识地这样想。这个男人具有无比的占有热情，占有金钱、女人、艺术还有名誉……
镜头三：一位网络新贵傲慢地出场了。他的穿着刻意地随便，全身武装了各种奇怪的科技产品。他的口头禅是，我厌恶陈旧，我需要更新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产品，新的刺激，新的情感，新款的安全套……
以上几个镜头勾勒了20世纪末快乐男人的简单肖像。在这个时代，男人的快乐几乎赤裸裸地建立于欲望的满足之上。快乐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成为我们的新宗教。我们纵容我们的情感与身体扭曲到一个极限来获得暂时的快乐。这是个技术主宰的时代，男人的快乐深深刻人技术的痕迹，男人们本能地相信各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快乐，把身体改造得更好，挣更多的钱，与更多的陌生女人上床……在这种不停歇的追逐过程中，我们隐隐地感到，男人可能正在失去真正的快乐，快乐正在变得技术化的有量无质。
上个世纪为数众多的文明反思者已经为此深深忧虑。他们不得不费力地将我们拉回到人类的原始状态，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在简陋与单纯的时代，快乐如此唾手可得。此时的男人们，还没有被赋予太多的社会意识，没有被物化。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快乐却不用如此之多的附加值。在现代社会，一个男人为了获得与某个女人的快乐，他可能要煞费苦心地安排一次旅行，要通过豪华的游艇与精心的旅行路线来达到目的。一项原本单纯的快乐，变得困难重重，其中充满了不合人性的制度化。而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可能处处可见的草堆就是快乐的天堂。对于没有打开视线的原始人来讲，世界是狭小却清晰可见的，任何一点事物都可能占取他们全部的内心世界，并带来了充满其间的乐趣。
但是，不管你如何抵制现代文明，你必须承认原始人的快乐是无知所造成的，他们所拥有的快乐可能是浅薄的。人类史上真正的快乐定义可能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个人性获得空前解放的时期，人类获得了发现世界的乐趣，发现了释放性欲的乐趣，发现了文化与艺术的乐趣。并且，他们在不断肯定快乐的价值，快乐是对生命意义的肯定与验证。此时的男人们都沉浸于附庸风雅之中，对于文艺复兴领袖彼得拉灾来讲，能够用文雅的拉丁文撰写肉麻的情书是极有趣味的；对于伊拉斯谟来讲，《愚人颂》这样的谐噱篇章是对于世界一种严肃真实的反映，并且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快乐……从浩瀚的典籍中，我们发现文艺复兴时的男人们沉浸于一种明朗的快乐，他们生气勃勃地发现世界，并通过生机勃勃的方式表现出了发现的快乐……文艺复兴的开创者们，像一群活力四射的大孩子，兴致盎然地玩着各种游戏。
从16世纪到18世纪，男人们沉浸于游戏的快乐之中。历史资料表明，从1500年到1700年期间，男人的服饰不断剧变着，他们沉浸于巴洛克与洛可可式的花样之中。活在这两个世纪间的男人是幸福的，他们尽情地卖弄自己。
男人快乐原则（2）
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开始缓慢地侵入男人体内。男人们在这个物欲扩张的社会形态中，逐渐朝功能化的方向发展着。实利主义忽略美感，强调人身上的功能性。在商业取得相当成功的19世纪末，“男人留着胡子，头戴高高的丝帽，手中握着手杖，他们自豪而幼稚地相信自己是大自然及历史造就的佼佼者，”。这样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地位，是男人快乐的标志。
显然，20世纪加剧了这种趋势的发展速度。尤其是技术的侵人将这种功能主义发挥到一个极致。而男人们也被物化到一个极致，他们必须追逐金钱、权力、肌肉与勃起的时间长度……一切都具有具体而理性的数字衡量标准。在现代社会中，当“什么样的男人最快乐”被提出时，标准答案已经摆好……
这种粗线条的历史扫描方式，当然会忽略到很多细节。不管我怎样强调文化与社会对于男人快乐的影响，我都必须承认作为男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最基本的获得快乐的方式。这种快乐的获取是一种本能，比如性，比如成就欲，比如创造欲。它们是不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但是，我同时也想强调的是，这种本能的快乐正在遭遇着人为的侵袭。在越来越强调快乐与刺激的今天，事实上，我们可能正在失去快乐。尤其作为男人，在这个功利社会，他承载了太多令他焦虑的因素，他急切地渴望利用快乐来遗忘这种焦虑。因此，他采取了某种技术或者药物手段。此时，快乐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生理反应。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快乐，本应该主要是一种精神与心理现象。而今天，它可能正危险地演变成一种单纯的生理刺激。
有人寄望于网络技术让我们获得解放。因为网络技术帮助我们从循规蹈矩的工业体制中解脱出来，我们变成了单独的个体，重又获得个人的舒展。这是又一次文艺复兴，一部分学者这样认为。乐观人士显然忽视了，这种解放背后蕴涵的更深层的束缚。事实上，新技术让我们陷入了更加紧张的依赖之中。网络像一个机器猫的百宝袋，随时提供一切我们的需求，包括快乐。这种方式的前提是更加极端地将快乐视作纯生理需求，纯数量表现。
男人们失去了快乐，因为他们失去了悠哉游哉的心绪。他们没有时间没有闲情去写情书，去打扮自己……世界对于他们来讲，太复杂了，太快速了。他们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
但是，怎么办？他们不可能抛弃掉文明，更不可能回到文艺复兴时的单纯。不幸的男人们已经坐上了一辆疯狂的、正在加速的列车。这辆列车就像赫胥黎描绘的“美丽新世界”一样，它许诺道：“人人都将获得快乐。”这种快乐，是通过新技术思想导师《连线》杂志所预测的“可以随时达到的药片”，可以“混淆梦境与现实的机器”来实现的。最终，经过如此漫长的叙述，我所得出的男人的快乐原则，即是开阔、生气勃勃的内心空间。它是一切美妙的性、成就欲的前提。但在这样一个内心世界遭受物质挤压的时代，这种快乐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从容，变得慌慌张张。很可惜，我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因为为数众多的大师们都试图提出他们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们都失败了。我们已经坐上一辆疯狂的列车，谁也不知道如何刹车。
生于70年代（1）
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
试图勾勒一代人是危险的，因为对于一个复杂的世界来讲，定义一代人的方式往往流于肤浅与偏颇。然而，对一个时代进行定义又是诱惑人心的。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往往是无力的，我们总是将自己加入一个群体之中，在其中我们觉得声势浩大和有所依靠。“代”成为这个变革接连不断的时代一群深恐被遗忘的人的救命稻草。借助于此，他们获得了集体的经验与回忆，在集体回忆与品位中，他们获得了力量与对于残酷现实的暂时性遗忘。
也因此，我们其实很难将出生于中国70年代的人笼统而粗暴地称作“70年代人”。我们称海明威、帕索斯等青年为迷惘的一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同样的美国教育，在20岁出头时来到欧洲，经受了战争的打磨，然后眼睁睁目睹了人类文明被摧毁于第一次，然后他们一起酗酒，并且对于未来充满迷惘；我们称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伯勒斯为垮掉的一代，是因为他们共同用疯狂摧毁平庸，他们相信大麻与疯狂行为可以拯救灵魂，他们用惊世骇俗的行为来对抗中产阶级价值标准……
生于70年代的中国青年，他们显然缺乏这样的集体行为，更缺乏我们心目中的那些著名的“代”所必备的戏剧性因素。但是，“生于70年代”这样的口号，在今天突然变得如此响亮。年龄介于20至30岁之间的青年们用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片比如“小豆冰棍”、“街上流行的红裙子”、“霍元甲”来象征所谓的共同经验世界，然后依靠新技术与消费共同带来的社会变革来作为自己的武器，在前者的文化包装与后者所带来的力量共同驱动下，70年代人先是半信半疑，然后开始声嘶力竭地宣告自己的成熟。
宣告自己的成熟，就必须寻找已经树立的标志进行打击。就像60年代欧美的学生运动对父辈进行无情唾弃一样，70年代人选择了60年代人作为攻击的对象。于是，在新兴作家的词典中，60年代人成为了陈旧、愚蠢、理应被淘汰的代名词。60年代人所表现的理想、激情与单纯被不容置疑地冷嘲热讽，而这一切依据不过是70年代人所体验到新的生活方式与前所未有的展现自己的机会，是互联网技术与插有一片柠檬的Corona啤酒……
但是很快，我们会发现这种豪情壮志隐含着怎样的脆弱。因为，出生于80年以后的人在此方面占据着更绝对优势，他们连“小豆冰棍”的历史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尚未成熟就会使用了IGQ。他们甚至连打倒上一代的欲望都没有，因为事实已经给他们足够的证明。
有了完全消费的80年代人的映衬，70年代人的虚弱之处暴露无疑。在两代人之间，他们终于展现了他们的真正特征，他们是自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前几十年间，具有过渡意义的一代。在他们之前，中国人的个体精神淹没于集体之中，封闭的环境掩盖了世界正在进行的变革，他们生活于集体的狂热之中，这种狂热给个人或者带来深刻，或者带来变态；在他们之后，青春完全进人了世界消费体系之中，技术弥合了．中国人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他们可以尽情地遗忘历史，而生活于未来。
70年代本身即说明了这一切。其实从来就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70年代。在1970年与1979年之间已经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可以说在1970年至1974年之间，他们有着类似的成长，更相像于60年代人，被一种残存的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气质所包围着。而1974—1978年之间，变裂已经出现，出身于这四年间的人，或许是真正的个体精神觉醒的一代，他们受惠于计划生育政策，在高中时触摸到信息技术的最初萌芽。而1978年之后，几乎已经完全融人了消费时代之中。
如果我们将1992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与1997年开始的互联网热潮视作上个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变革的话，在上一段中被我人为切分的三类70年代人，与这些变革相逢的年龄正恰当地表现了他们过渡性的角色。
生于70年代（2）
今天，不管媒体还是公众，所热衷讨论的70年代概念更多地来自78年以后出现的精神状况，我们姑且将之称作“后70年代”。这种讨论淹没了70年代所代表的真正精神，即没有定位模糊的、充满过渡色彩的特性。
充满时尚感与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的状态更应该属于80年代人。我们看到的眼花缭乱的所宣称的70年代的消费观，其实往往是人为地利用想像营造出来的，因为他们太急于宣称自己的存在，于是就顺手拿起一件杀伤力极大其买却开不属于自己的武器。
所有的人都受骗了，包括70年代人自己。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一代人的崛起，他们只不过是恰好都生于那十年之间，他们志趣各异，并且在内心深处相互不屑，缺乏共同的价值体系。我们没有体验过相同的东西，没有共同创造什么，也没有破坏什么，他们不过是年龄界限的巧合。
最终，我又想回到最初引用的罗森堡的著名论调。生于70年代的人，如果真的试图想证明自己的存在的话，那么他必须担负起时代变革的重任。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和80年代人一起轻飘飞扬的与生俱来的能力，他们必须承接起联结历史的断裂的任务。否则，他们只能从历史版图中消失。
优雅的爱情到哪里去了（1）
在20世纪各项伟大的起义中，爱情缺席了……
——奥可塔维奥·帕斯
“将爱情进行到底”，这句畅快淋漓的口号暴露了我们的致命伤口——我们正在失去爱情。不管我们的唱片工业产生了多少“为爱伤心欲绝的男人与女人”，也不管架上的流行书籍上提供了多少爱与性的技巧，我们得承认，我们的爱情正在失去它应有的光彩，它正变得平庸化与技术化。爱情变成了我们忙碌生活的一种放松方式，变成了一种有量无质的占有，变成了有点昂贵与费神的高级消费品。在这个时代，我们钟爱的对象，越来越失去其本应的丰满形象，而逐渐实利化了——他应该具有怎样的身高，怎样的收入，公司的名字是否带有“．”的后缀……
在功利的世界里，我们忘记了爱情的模样。我很愿意就此回顾一下爱情的历史，努力给读者呈现爱情最初的面目及其后来的流变，这种不无轻佻的回忆中充塞了我对于古典世界的有点变态的眷恋。
爱情是一种高贵的形式主义，是我们文明的特定产物。德尼·德·鲁热蒙在《爱情与西方世界》中赋予了爱情一个特定的诞生时间与地点：12世纪的普罗旺斯。那个时代，风行的行吟诗人开始在诗篇中赞美伟大的爱情。形式感开始被引入男女之情中，按照约翰·赫伊津哈的观点，“将爱情形式化，是一种社会的需要，是随着生活的愈益严酷而愈益迫切的需要。爱情必须被提升到仪式的高度，充沛而暴烈的激情需要这一点。惟有强烈不羁的情感建立一套形式和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