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的青春自述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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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多·佩索阿就这样生活在里斯本的一条叫道拉多雷斯的街道上，他是一个好样的助理会计师。他的住所在同一条街上，那是一个供他写作与幻想的地方。他的全部空间就在这里，他的生活与艺术就在这狭窄街道上展开了。他说，通过绚丽的毫无边际的幻想所带来的艺术与得到一份午间快餐的工作生活都是单调的，只不过是单调的形式不同。他甚至对于把他限制在狭窄的生活空间中的工作心怀感激，他认为他的那些乏味的同事们还有无聊的里斯本都是对他的创造生涯带来了关键性的影响，而一位葡萄牙诗人C。韦尔德也对他影响至深，他也是一个小职员。，
费尔南多·佩索阿就这样度过了一生。死后，他被称作“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在《惶然录》的序言里，这个伟大的作家自我嘲讽为“因为没什么地方去，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没有什么朋友可以拜访，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书可读，所以每天晚饭以后，他总是到他那间租来的房间，用写作来打发漫漫长夜”。
或许正是这种沉闷的生活，给了这个孤独者以无限的遐想空间。心灵总是反抗现实的，他常在核对帐单的时候，灵魂已经不知所以地到另一个地方漫游。而或许死寂的生活，更得以让他摒弃外界的干扰，更纯粹地思考人最本质的问题，有关永恒，有关时间，有关梦想……宁静为他的思想，他的文字蒙上了一层奇妙的诱惑。梭罗为了寻找宁静，为了更细心地体味生命，他回到森林里，但《瓦尔登湖》尽管同样深入心脾，却搀杂了过多的自然的味道，它是有亮色的，有绿色的，含着鸟鸣声的。而费尔南多·佩索阿甚至连这样的自然之因也没有，那里只有孤零零的床，丑陋的书桌，一家永远寂静的餐馆，一切声音都隐藏起来，只有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心灵赤裸裸地暴露在这些灰色调之中，在周围的暗淡之中，这颗想像力充沛的心灵显得极其动人。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一本文学家词典上发现这个名字时，相当兴奋。他以一种惊奇与快乐的心态告诉博尔赫斯，哎，这里有一个跟你同名的人。这种情境本应该在这位小说家的文字中出现的。尽管在后半生，他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但是他似乎还是喜欢孤独一人走在阿根廷的街头，或者静静地坐在玻璃窗后发呆。他在这种状态中做什么？评论家詹姆斯·伍德说：“博尔赫斯的大部分时间不是用于白日梦的幻想，便是在与之相对应的失眠中度过的。”这种奇特的性格是否可以解释他的作品所具有的深邃特性和奇特性吗？这个喜欢发愣的人到底生活在哪里，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不是现在。尽管他同时是一位积极的批评家，但是人们记住他，是因为他的那些不知所云的幻想。
小职员们（2）
1902年，瑞士联邦机构在一份任命书中记录着，任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专利局的三级技术专家，试用期内年薪为3500瑞士法朗。26岁的爱因斯坦看起来挺喜欢这项工作，除了稳定的收入，他还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有关时间或者空间的问题。在他转正之后，当专利局在提升他之前曾经作过这样的批示：“要等到他完全掌握机械技术之后，他原来是学物理的。”1905年，专利局职员爱因斯坦完成了一篇有关光电子效应的论文，同时他开始了有关狭义相对论的思考。这个喜欢思考的小职员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对人类的思维空间进行怎样的一次拓展和颠覆性的变革。物理学家派依斯说：“像1905年的爱因斯坦那样，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拓宽了物理学的视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时常在设想这个看起来有点老成的年轻人，在白天他要完成那些专利鉴定，夜晚他的思维毫无局限地穿越一切障碍。
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事故保险所，这是25岁的弗兰茨·卡夫卡最终选择的工作地方。在那张黑白照片上，那座五层高的楼极其单调地矗立在布拉格的一条街道上。卡夫卡在顶层工作了14年，他是一个称职的办事员。喜欢在办公室里呆呆地眺望的费尔南多·佩索阿是否看到了这个距离遥远的低级职员。“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这是卡夫卡所坚持的。也因此，以写作为职业是可耻的，这是一位执着的为内心写作的人。所以他需要一份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工作。白天，卡夫卡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工作人员，并且几乎是一位毫无个性的“好好先生”。夜晚，这个敏感温和的年轻人却摊开了白昼紧锁的心绪，陷入某种恍惚与疯狂状态，他正在进行一项颠覆人类心灵的斗争。那颗脆弱的心脏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跳动着，在夜色的笼罩下，它尖锐地撞击着世界。“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可是卡夫卡却常常没有时间进行祈祷，他不得不把相当的时间与精力花在琐碎的工作上。以至于他的挚友、其传记作家马克斯·布罗德怀疑在选择工作这个问题上，卡夫卡犯了一项“伟大的错误”，这个天才在大量地浪费时间。但布罗德同时承认，“卡夫卡在事务所工作的经验中，从与忍受不公正工作的冗长手续打交道的过程中，以及停滞的案牍生涯中，获得了对世界和生活的丰富知识，也获得了他那怀疑的悲观主义”。
“小职员”，这个有趣的身份特征似乎给这些杰出的人物都蒙上了一层面纱，使他们可以让自己锐利的眼睛不动声色地从最细微的地方观察这个世界还有他们自己。他们过的是一种将生活严格区分为精神与现实两种状态的人，这种粗暴的区分无疑是对于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本身的一种伤害。精神领域的强大与现实生活中的卑微难道不是对他们自身的一种伤害？当然，这些伟大人物最终获得了承认，小职员不过是他们年轻时的某种经历。但是如果这种身份延续得太久，分裂很可能最终造成严重的伤害，就像C．韦尔德一样，这个平生不得志的人一天醉酒之后，怒气冲冲地对着店主大喊，我是个诗人，是个剧作家……完全像个疯子。
旧日的“生活”结束了？（1）
对于亨利·鲁斯三世来说，2000年不是个好开端。先是在1月24日，他目睹了其父亲亨利·鲁斯创办的时代集团被一家只有15年历史的网络公司AOL兼并。接着，在3月17日，鲁斯创办的一本具有标志意义的《生活》杂志宣布停刊。尽管《生活》主编亨利·穆勒宣称停刊的理由是：“《生活》缺乏明确的市场定位，它的经营太失败。公司希望集中财力，投资在定位更明确的新杂志上。”但是，悲观与怀旧的人士还是本能地将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哀叹“旧媒体之死”。
美联社对于后一条新闻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杂志工业失去了一个最古老与著名的名字。”对于熟悉杂志历史的人来讲，这句话绝不夸张。在1936年11月，这本用著名的红色字符《生活》标明的杂志出现在美国街头，没有人会想到一本杂志竟然可以主要由摄影图片组成。创办人亨利·鲁斯把电影的视觉效果带入杂志，造成了新闻史上空前的变革与成功。而伴随着亨利·鲁斯所预言的“美国世纪”的到来，《生活》杂志几乎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成为美国人观察世界的方式的一种标志。几十年间，它充分体现了鲁斯的对于该杂志的观点：“观察生活，观察世界，见证伟大的变化，目睹可怜与骄横的仪容相貌，注视奇异的存在——机器、军队、大众、丛林的树影和月亮的明暗。看看男人的工作——他的涂抹、成就和发现。看看千里以外的事，藏在墙后和房间里的事，危险即将来临的事，男人们所爱的女人、无数的孩子。去观察，然后在观察中获得愉悦。去观察，然后去惊讶。去观察，然后学习观察……”
有了上述的背景，你就可以了解这本杂志的停刊引起如此轰动的原因。像全球160万订户一样，我热爱《生活》用精美的图片描述世界的方式，也为它的停刊惋惜。但是这个事件绝不可能被简单地理解成“旧媒体之死”。这个世界也绝不是史蒂夫·凯斯所叫嚣的“欢迎来到Internet世纪”。当我们顺着技术的发展线索来梳理《生活》的发展史时，这其中的真相开始不断显露出来。
《生活》的成功依赖于电影的观念，它抛弃了杂志用文字讲述世界的方式，而选择了用形象描述世界，因此《生活》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准意义上的“电子杂志”。彼得·德鲁克这样评价这一点：“200年后，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描述历史的方式‘从鲁斯的《生活》到……’因为鲁斯的《生活》杂志不仅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也是新品种的第一个。”
德鲁克在做出如此评价的同时，也表明了这样一层意思：伴随着电子媒体的成熟，《生活》必将被取代。因为诸如《Time》这样以文字为主的杂志，在文字中隐藏了更多可供思考的空间。而《生活》则缺乏这样的思考空间，它更多的是提供直接的视觉刺激，这一点正是后来的电视与网络的特性。所以，《生活》是文字杂志与电视与网络之间的过渡产品。它从一开始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尽管它在前期收到了巨大的成功。但一旦当电视普及，《生活》便开始了危机。因为更直接与连续的画面，冲击了摄影图片的魅力。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生活》在1972年停刊已经说明了它在电视时代的不合时宜。你当然可以反驳道，像《国家地哩》这样的图片杂志不是依然生气勃勃地存在下去吗？但事实是，《国家地理》是一本针对性极强的杂志，而《生活》则是一奉更类似新闻图片摄影的杂志。对于新闻画面的处理，人们当然更有理由选择ABC或者日后的CNN。穆勒把1978年《生活》的复刊理解成“更多处于怀旧而非经营的目的”，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在此之后20年间，尽管《生活》并无亏损，但始终缺乏清晰的定位，而在这20年间电视与网络等电子媒体得到了空前发展。《生活》面对这样的挑战，显然已经缺乏生气。而穆勒所说的“出于怀旧”复刊的目的，则无意中暴露了《生活》再次停刊的另一条重要原因。1978年的作为传统媒体的时代集团似乎还有怀旧的心情，他们正像鲁斯所坚持的“一本杂志就是一个生命”一样，对于其经营的产品深具感情。而《生活》所采取的用照相机记录历史的方式，也决定了这本杂志的性质是怀旧的。正如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写道的：“照片能使人们在想像中拥有缥缈的过去……匮影是挽歌式的艺术，是衰老的艺术。”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20年以来，《生活》杂志把生气勃勃地目击世界的任务转交给了电视，而不自觉地陷入了怀旧之中。但是，怀旧却是这个网珞时代所无法容忍的一种品质。互联网强调的速度，是以忽略历史感为前提的，而如果缺乏了历史感，怀旧便不可能存在。
旧日的“生活”结束了？（2）
对于进入AOL时代的时代华纳集团来讲，它似乎已经无法容忍一本这样的杂志了。他们需要把金钱投入到更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中，比如即将创刊的epany。当然，在自以为是地分析了这么长之后，我可能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我像历史上不断涌现出的软弱的伤感主义者一样，把一桩简单的事件，夸张成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可能，《生活》的停刊，仅仅是一件无需宣扬的商业事件，它与我们的生活无关。而Intemet也并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可怕的转变，而旧媒体也并未消亡，《Time》不是正要出另一个版本吗？我突然意识到，对于整桩事件惟一应该感到痛苦的只应该是亨利·鲁斯三世，因为那是他爸的杂志。但说不定，亨利·鲁斯三世也没我表现得这么大惊小怪。
抒情的陷阱（1）
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卡夫卡
很长时间以来，我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阴影中。诗歌的断片、音乐的断片还有他人回忆的断片，经常让我陷入对80年代大学校园的无限冥想之中。“那是个白衣飘飘的年代。”80年代的过来人这样无限地感慨道。对于诗歌的热爱、对于艺术的热爱、对于理想的执着、对于世界的广泛热情、对于爱情与酒的激情……这些提炼出的80年代精髓曾经让90年代后期进人大学的我们神往不已。我们在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与《北大往事》的陪伴下，不断地试图在幻想中重温那个年代……
毕业这一年，在我重新检讨大学生活时，开始隐隐地感觉到对于80年代的一厢情愿的向往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让我混淆了激情与矫情、无知与单纯、激情与偏狭之间的界线。紧接着，我在社会上不断遭遇到的80年代毕业生的顾影自怜、滥情与狭隘让最初的隐隐之感逐渐鲜明起来。让人愈来愈无法容忍的是，这些已近中年的人，不断对当下环境进行着无休止的批判，他们不断地通过回忆隐藏到历史的空间之中，并不断地愤怒与哭泣。
当我在阅读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时，无意中捕捉到的卡夫卡评价狄更斯的一句话“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时，我的感觉终于在瞬间变得清晰起来。昆德拉在引用了这句话之后继续写道：“对‘感情化的这种批评’所针对的不仅是狄更斯，而且也是广泛指向浪漫主义，指向它的继承人们……并且，它指向崇尚心灵的神圣教会……”
80年代是一个感情化的年代，校园里与大街上充斥了各式各样的抒情诗人。这也是那一代人最引以为傲的一点。他们在回忆中不断地强调着，他们如何将生活浪漫化、激情化、诗歌化，他们在泪水与笑中歌唱。
但是在重新检点80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发现了可怕的苍白。除了极少数的精品外，滥情作品构成了主流。在那个年代，诗歌被当成了一种通向名声、爱情与自我怜悯的最直接手段。（在此，我无意否定青年人将诗歌视作抒发情感的行为，我所否定的只是，这些当年的青年在多年之后依旧沉溺于此的状态。）
当然，我需要将时间推回至20年前的中国社会。那是人们情感极度荒芜的年代，连《班主任》与《伤痕》这样的蹩脚小说也可以走红的年代。这样的小说其实也为80年代的精神生活定下了某种基调——情感大于理智。如果我们看得再远一点，这种情感型的诉求也正是中国文化核心所在。中国文人的一切文化表现莫不在于对情、对景、对物的无原则抒情。而在50年代之后，抒情被推向了极致，并深深地刻人了中国人思维的DNA之中。也就是说，在面对一种事物说，我们已经忘记了用理智来分析，而习惯性地用情感进行抒发。而80年代不过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只不过是青年们寻找到一件看起来更光鲜的武器——诗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年轻的面孔在诗歌中呐喊，哭泣，精神失常……这些看起来惊天动地的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如此简单——自怜与爱情，或者渴望成名。
尽管80年代并非只有诗歌，但80年代一切让今天的人们无比怀念的情感都带有一位业余的情感诗人所必有的素质——抒情乃至煽情。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