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苦难-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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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知道下园？我疑惑着点了点头。　
　　你知道暨春现在住哪里吗？她又问。　
　　哦，暨春已经盖了新房子，搬到三队坪那里去了……我答道。　
　　暨春早年是我的邻居，又是同一个生产队的，我们两家当年只隔着一条巷子。　
　　您怎么知道下园？我忍不住问道。　
　　哦，以前我在你们村插队，就住在暨春家里……你是大水的弟弟吧？都这么大了……她说，声音里含着几许亲切。　
　　原来，20世纪70年代有不少福州的知青，到我们村插队落户，我还记得我的家里也住进了两个女知青。　
　　偌大个福州城，竟如此机缘巧合……　
　　当天晚上，我很顺利地住了进去。　
　　洗了把脸，上街买了一包一块钱的方便面，倒了一杯水，我在旅社的阳台上干嚼起方便面来。　
　　这是三楼的阳台，能看到外面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　
　　一边嚼着干面，一边想着今天的遭遇，我忽然“哈哈哈”地笑出声来……　
　　今晚不必露宿街头了！阿弥陀佛……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我赶到汽车站候车大厅时，一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是张霖。　
　　我们在座位上坐了下来。张霖掏出200元钱，递给我，说：还好，我去年底退伍时，发了一点退伍费……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2）　　　
　　原来，这三年里，她去当了兵，年底才退伍回来。　
　　三年多不见，经历过部队洗礼的霖子，清秀的脸庞透出成熟的风韵。　
　　我谈了这三年里我的一些遭遇，也说了去北京的目的——想去大学里旁听哲学和中文。　
　　谈话间，我偶然提及了北大哲学系出身的著名作家周国平，霖子说，她也很喜欢周的作品，很有哲学味道。　
　　说不定在北京还能见到周国平呢。我说。　
　　那可太好了，别忘了让他签名哟……霖子说这话时，显出了几许调皮。　
　　最后，霖子翻起了口袋，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总共还有30多块钱。　
　　她把其中原30块钱递给我，我连说不要，200块钱够了；她硬是把钱塞在了我的手上。　
　　我留几块钱坐车回去就成了……你走的时候，我就不去送了；到了北京，可要多照顾自己，身体最重要……霖子说这话的时候，明亮的眸子里透着明显的关切。　
　　分手时，我说，咱们握个手吧。　
　　隔过三年之后，我再一次握住了霖子温暖的手。　
　　我们的手，握得很紧……　
　　祝你一路顺风！我走了……霖子向我微笑着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人流中。　
　　望着霖子渐行渐远的倩影，我的眼里涌上咸涩的液体……　
　　第二天，我见到了提前从南昌赶回福州的友人圣贵，知道我要去北京，他也“赞助”了我100元。　
　　从圣贵那儿回到旅社，已是晚上9点多了，又是那位大姐在值班。　
　　她给我安排了房间，但死活不肯收我的钱。　
　　第二天早晨，我向她告辞，她说，你如果从北京回来经过福州，再进来一下，我托你带一点东西给暨春。　
　　按暨定计划，我从福州取道上海，见到了友人晓东。　
　　晓东和圣贵都是我在凤翔认识的好哥们，晓东还曾到过我家，和我并肩干过一段失败的“种菜大业”。　
　　知道我的情况后，晓东叫来了他的两个老乡：剑锋和邦建。说，这是我的好朋友灯明，要去北京发展，需要一点帮助，你们二位能不能“意思”一下……　
　　我在凤翔时和剑锋见过一面，他和邦建都在上海当兵，军校毕业后，邦建当了排长，剑锋当了副连长。　
　　晓东和他们是铁哥们，是以有啥说啥，开门见山。　
　　结果，剑锋“赞助”了我200元，邦建“赞助”了我100元。　
　　晓东掏钱为我买了上海往北京的火车票。　
　　临行，晓东见我带的衣服不多，说，北京挺冷的，我这有一件毛衣和一条裤子，你带着穿吧。　
　　晓东的那件西裤后来给我穿烂了，那件毛衣则伴我度过了好几个寒冷的冬天，至今还在为我抵御冬天的严寒。　
　　迎着风雨，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满怀希望登上长城，我的美梦却被现实击了一个粉碎　
　　“北京，充满神秘启示的地方！　
　　北京，深邃而幽远的精神保留地！　
　　你是中国的精华。如果你哭，中国就泪流满面；如果你笑，中国就欢欣鼓舞。”　
　　——（玄峻《零点哲学》）　
　　1999年3月11日下午2时，经过两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我的一双“骆驼蹄子”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在上海，我对送我上车的晓东说，今天下雨正好，下完了，明天就会天晴了……　
　　果然，下火车后，北京的天空仿佛突然明朗起来，望着头上那轮正在穿云破雾的太阳，我微笑了……　
　　坐公交车经过天安门时，感觉那城楼比想象中的要平凡许多黯淡许多，或许是因了它的朴素和沉默？可有谁知道，那一个小小的城楼，曾上演过怎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　
　　不知在哪站上来一位白发老人，我见车里已没有空座了，便起身给老人让座。老人大概看我是残疾人吧，不肯坐，还腾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声“谢谢你，小伙子。”　
　　我心里掠过一丝感动，对北京油然生出几分的好感……　
　　375路公交开到中国地质大学西门时，我拎着行李下了车。　
　　375路公交，在我后来漂泊京城的日子里，成了我最常乘坐的一路车。　
　　徐天舟的同窗好友张吕清来接了我。　
　　吕清就是九年前介绍我认识徐天舟的那个大学生，他早已毕业，现在在一家电视台下属的一个广告公司任职。　
　　多年不见，吕清已经有点发福了，但对朋友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一如当年。　
　　在一家招待所住了两天后，吕清把我带到了一家位于中国地质大学里面的学生公寓。　
　　这里的床位是每个月200元，比住18元一天的招待所省多了。　
　　这家学生公寓的所有房间都是地下室。　
　　管理员把我安排在7号房间。　
　　至此，我自找苦吃的“北京岁月”正式开始。　
　　安顿好后，我去了八达岭长城。　
　　去长城的目的，不是为了旅游，而是去“做生意”——卖诗。　
　　去年，到北京后如何谋生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也知道自己一没体力，二没文凭，想在北京“混”下去将会十分艰难。　
　　一天中午，我和徐天舟在吃饭时，我忽然闪出了一个“怪念头”：到长城上卖长城诗。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3）　　　
　　所谓长城诗，就是徐天舟的那首气势恢宏、豪情激荡的古风《长城行》。　
　　长城游客众多，《长城行》卖一元一份，一天如能卖上百八十份，在北京就可以衣食无忧了。　
　　这个想法让我这个浪漫的家伙头脑发热，兴奋不已，就到印刷店用高档印刷纸印了1000份《长城行》。　
　　满怀希望登上长城，我的美梦却被现实击了一个粉碎。　
　　在凛冽的寒风中，把印好的《长城行》摆在地上，开始小声叫卖。　
　　游人的确不少，大多都是匆匆而过，连正眼也不瞧我和地上的诗一下。　
　　偶尔一两个人蹲下来，好奇地问卖的什么，当看清是一页天蓝色厚纸上印着一首古体诗时，都摇头起身离去。　
　　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站了两个小时，一块钱都没卖到。　
　　有人告诉我，赶快走吧，被管理人员看到就麻烦了。　
　　原来，在长城上摆摊也要交管理费和办手续。　
　　我沮丧地上了回城的汽车。　
　　早在小学毕业之时，我拍了一张毕业照，我嫌自己前胸突出的样子很难看（我这种残疾人一般都是前凸后驼），便用剪刀把脖子以下的部分扔掉，只留下一个头像。　
　　本来就是一寸照片，剪去了“绝大多数”，剩一个小指头般大小的头像，很容易弄丢了，怎么保存呢？　
　　我灵机一动，决定把自己的小脑袋瓜贴在一张什么图片上。　
　　找来找去，从一本旧历史书上看到了一张长城的彩色图片，觉得挺合心意，就剪了下来，把自己的“光辉形象”贴在了上面。　
　　当时，只是觉得那张长城图片好看，根本没作别的考虑。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有资格把头像和它“合而为一”的，当是民族的英雄或者伟人。　
　　或许是我少年时一个无意的“冒犯”，古老的长城才对我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报复”了一把，给我当头一棒？　
　　看来，以后再也不能把头像到处乱贴了。　
　　口袋里只剩一元八角了！　
　　这一下，吃饭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我该怎样做，才对得起我的骆驼肚子，不让它少一顿“草料”？　
　　作为过来人，吕清没少为我的工作操心，他建议我：（1）买一些人才市场报等刊有劳务信息的报纸，寻找要招有人的对口单位；（2）拜访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作家王宏甲（动身进京前我弄到了这位同乡的地址），看看能否帮忙找找工作；（3）向有关报刊投稿，赚稿费贴补生活。　
　　我给宏甲写了信，但没有提帮忙找工作的事。　
　　我也没有去找中残联，我想，我应该能凭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饭问题。　
　　1999。3。20　星期六　小雨　
　　今赴几处职业介绍中心，皆无功而返。　
　　根据报上的招聘广告，我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找饭碗的“革命行动”。　
　　然而，我的两大劣势：残疾和没有文凭，使我碰了无数的壁。　
　　最有趣的一次求职经历是这样的：　
　　看到一家房地产广告公司招聘文案策划人员的广告后，我便策划了一次“行动”。　
　　我请一位室友假充花店的送货员，带上一朵2块钱买来的鲜花，敲开那家公司的办公室门。　
　　室友很会演戏，他给经理奉上鲜花和我的应聘材料后，动情地说，我开了好几年花店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买花人呢。　
　　经理也感动了，说，这人真是难得，你再看到她的话，叫她来公司谈谈。　
　　我的应聘材料只是画了一个太阳和一把梯子，旁边写的是：“只要给我一把天梯，我就能把太阳点燃。”没有透露我的姓名、姓别。　
　　经理或许以为会送花的家伙，必定是女性无疑，说不定还是一美丽佳人呢。　
　　第二天，我晃着一副骆驼相现身时，经理大人的脸上先是愕然，然后是释然，勉强挤出几丝微笑，说，谢谢你送的花……我们要招的是有房地产工作经验的……不过，您可以把电话给我们留下，如果我们忙不过来的话，可以请您过来给我们公司兼职……　
　　我留了公寓的电话，但对方从来没有打过一次。　
　　偌大的京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坐车（还不包括堵车），动不动就要坐上一两个小时，一天奔波下来，天生体弱的我，常常累得人困马乏。　
　　而一次一次的碰壁，更是让人身心俱疲。　
　　到北京不到一个月，不仅工作没找到，一路上朋友们赞助的几百块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1999。3。23　星期二　多云　
　　口袋里只剩一元八角了！　
　　晚饭后，给吕清打了传呼，打了手机，很好玩的是，皆无回音。　
　　看来，明天肚子的问题真成了问题也。　
　　在“黄帽子”磁卡电话旁，几个陪我一起等传呼的朋友们说笑中不知哪一点触动了我，我止不住“哈哈哈”大笑不止。　
　　明天真要饿肚子的话，那就饿一饿吧，再尝尝饥饿的滋味也是挺有意思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又岂能怪哪一家上帝爷爷或者菩萨奶奶呢？　
　　回到宿舍，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忍不住又是一阵疯子般的开怀大笑。　
　　是的，让自己饿一饿确实挺好的，饿过之后，才会更加懂得怎样不饿。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4）　　　
　　对不起了，我们骆驼肚子，有朝一日，咱发迹了，一定上高级饭店好好犒劳你一大顿。　
　　和朝助谈及努力创作的时候，我说到“如果我那篇稿件获一等奖或特等奖的话，那就值钱了”，提及“钱”字，再次触动了我的笑神经，我再一次爆发出一阵几乎要带出泪水来的“太好笑”的笑，把朝助笑得莫名其妙又莫名其妙地跟我笑将起来。　
　　朝助是吕清的表弟，我们都来自福建，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他和我住在同一间宿舍，但因为我们是初相识，我也就没有向他透露我马上要饿肚子这一“秘密”。　
　　第二天，接到我的电话后，吕清给我送来了200元钱。　
　　北京是高消费城市，大学里的食堂消费也不低，再怎么省一天三餐也要吃七八块钱，加上打打电话坐坐公交车，一天十几块钱的平均开销是最少的。　
　　还不包括每天六七块的房费。　
　　十几天后，吕清给我的200元去了一大半，房租到期，没办法，我给在福建一个朋友打了长途电话。　
　　这个朋友叫张雄辉，也是凤翔村人，在做药材生意。　
　　1999。4。9　星期五　晴　
　　今天收到雄辉500元汇款，真乃雪中送炭也。　
　　我把汇款单复印了一份，我将永远记住这一份真情。　
　　我交了200元房租，免了被扫地出门的命运。　
　　“我认为丝毫不狂妄……”　
　　1999年4月10日下午，一头“骆驼”闯进了大名鼎鼎的北大。　
　　这个人模骆驼样的家伙，就是我。　
　　从报上得知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今天在北大举办讲座，我闻讯而至。　
　　这是我第一次踏进北大。　
　　我竟然没有在北大校园里迷路，只是多走过了几十米，问清了讲座的地点就在刚才走过的路上后，我折转身往回走，快到报告厅门口时，见到北京电视台的两个记者（其中一个扛着摄像机）正往里走，我赶忙插进他俩中间，大模大样地从贵宾门进到了报告厅。　
　　讲座已经开始，里面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见主席台上席地而坐了十几个学生，我也猫腰溜了上去。　
　　我在距余秋雨一米多的地方席地而坐，盯着他的后背，一边听他演讲，一边做着笔记。　
　　在余秋雨这场题为《第四座桥》的演讲中，他下面的几句话好像是专门讲给他背后的那个“骆驼”听的：　
　　“生命的本身一旦爆发的时候，这种震撼是无可言喻的。”　
　　“只有沙漠绝地放出生命的呼号，才能震撼人心。”　
　　余秋雨讲完《第四座桥》后，说：　
　　下面我开始回答问题，先回答纸条上的提问……　
　　余秋雨拿起一张16开复印纸：　
　　我先回答最大的这张。这上面有他的一篇短文，我先念一下……　
　　那，正是我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初中毕业生——也许，在全场一千多名听众中，我是学历最低的——递上去的一个“难题”。　
　　余秋雨的声音在报告厅内回荡：　
　　“我是一个真诚、善良、正直、博大的平凡而能超越于平凡之上的真正的人……”　
　　一句刚完，便有笑声——讥讽的笑声，开始响起……　
　　“我将用我的热血、生命和灵魂奉献给整个的人类和整个的世界。我将以毕生的力量去推动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将和千千万万执著于正义和真理的人们一起，创造伟大而光荣的人类历史。世界将因了我和全人类共同的努力而充满和谐、高尚、理想和光明。”　
　　在余秋雨的朗读中，台下的笑声越来越响。　
　　天之骄子们的笑声，像刀子一样扎进了我的心房——他们，太年轻了！　
　　“余教授：　
　　上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