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那冷雨 (青年文摘-规避不幸追求幸福)作者:内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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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给内地的朋友带回些唐卡当礼物，于是，翻来翻去，很是失望，便问：有没有密宗的双修图？
小贩说有。于是，从最下面的格子里取出一幅双修图。看看构图，不太理想。又问还有别的样子吗？他说回家去取。我说：你多拿点。小贩也是放心，将摊交给我看着，自己回家去取。坐在卖唐卡人的架子上，往大昭寺正门一歪头，就可以看见从各地磕着长头朝圣到这里的信徒，正在一起一伏地续磕着。他们双手合掌过头，自顶、到额、至胸，一共揖三次，然后再伏地，双手平展放在地上，划地为号；再起来，再继续，循环下去，数年数月，送走终生。这些人从天南地北而来，是磕着长头到达的，是来朝圣的；我依稀看见额尔敦王喇嘛的母亲也在其中。
细细看去，大部分人额头都有一个圆圆的茧子，像是美人痣。
这时，卖唐卡的人拿着一卷双修图回来了。看看，觉得满意，讨价还价之后，便精心卷起，外用塑料包扎，内用圆木棍做轴，然后走近大昭寺大门。
你如果只逛了八廊街，而未能观赏大昭寺，你也就走了一半的拉萨。
公元648年，大昭寺建成。7世纪末，出现了供远方朝圣人居住的旅店。
从此，信徒们开始在八廊街，绕着大昭寺转经。这条八廊街，是信徒们最为重要的一条转经道。每到下午一定钟点，你会看到如潮的善男信女，手摇嘛呢轮，按顺时针方向开始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的转经仪式。
进得大昭寺，让我震惊。从西藏东走到西藏西，没有见到有如此规模之大的酥油灯阵，成数行纵队排列，以各自蚕虫般的灯焰，集合起一条长达五十多米、宽三米的灯河，在幽暗的廊庭里放射着佛般柔和的光彩。但你要靠近时，一定要多加小心，因为地面石板上不知道洒有多少酥油，也不知道洒了多少年。
风在上面都劈叉。
但是那些为寺庙自愿做事的女信徒们，却身轻如燕，来来回回给油灯挑芯加油换盏，未见有跌倒者。
同样让我惊讶不止的还有一排又一排的转经桶，也说不清有多少，感觉到是经桶绕着大昭寺转了一圈，这也是少见的。无数信徒们拨动经桶，天地之间发出雷鸣般的隆隆声响，大有宇宙全在这小小经桶里之势。
此时，夜静更深，已是冷冷清清，只有一伙伙武警和公安人员在走动，还有几伙打扫卫生的清洁员；听着自己的鞋，在八廊街石板上作响，声音传得很远很远，有种顽皮得意感。
央珍一席话，将我的心情从喜剧风格变成了恐怖片格调。
她告诉我：八廊街白天做买卖，下午是藏族人转经的地方，到了晚上后半夜，是送死人的场所。
不知道怎么，湿漉漉石板上的月光从暖调子一下子变成了冷调子。
我左右看看，只有龙冬、韩寒我们一行四人，走在去天堂的路上，走在来世的愿望里。这让我感到有些紧张，有些兴奋，有些想入非非。
藏人是多么轻易地解决了生死问题，而内地人面对死亡的恐惧显得过分沉重了一些。
央珍说，她们小的时候，看到有的人家死了人并不哭哭闹闹的；而是到了后半夜，大家托着个酥油灯，将死去的人送到大昭寺门口，在这里和早日转世的家人告别；亲属不能随同死者前往天葬台，怕是死者的灵魂跟着回家，灵魂得不到超度。去陪同前往时如是十个人，回来时就是九个了，那个人就自己去了天堂。而回来的人，也不能回到死者家里，也是怕将灵魂误导归家，走错了去天堂的路。过去大昭寺邻近有客房，他们便住在这里，现在到亲友家借住也就行了，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了。但仪式还是那么讲究。
八廊街是活着的拉萨。
是西藏一本新旧结合版的历史字典。
是雪域高原微缩的景观。
是转经与贸易的共同体。
当你重新审视这个奇特的地方时，宗教正以它奇异的魅力走进灵魂深处。这就是我认识的八廊街与大昭寺，也就是文章前面所说的“拉萨”。
（本文作者：江浩）
女儿当自强
一个人坐在简陋的房间里，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我在想自己如此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女儿当自强。
那是1998年的夏季。空气中弥漫着浮躁的味道，我的心也正如这躁动不安的空气，充满了迷惘、困惑，间或还有一丝即将走上社会的新鲜感。
由于之前忙于考研，真正着手找工作已经是春节以后了。北京的春天阳光明媚，我的心却随着向社会的一步步探入而一点点阴霾起来。
当年的就业形势格外严峻，大学毕业生破纪录地比哪年都多，政府机关要分流，企事业单位谈下岗，仿佛你苦练了四年游泳，总算出师了却已找不到下水的地方。
与大多数同学一门心思要留京不同的是，我的目标仅仅是找到一份自己喜欢并擅长的工作。北京、上海、珠海、深圳、郑州的多家外企、国企向我敞开大门，但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搞我的本专业。看着近在眼前的诱人条件和丰厚待遇，我却几乎不假思索地放弃了。
我决定背水一战。
我削尖脑袋似的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招聘会，可没有人相信一个理工科毕业女生的文字功力，哪怕一个尝试的机会也没有人愿意给。眼看周围的同学大多已“花落人家”，我却仍“待字闺中”，失落、焦虑，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充斥于心。父母托人给我找了个进出口公司的工作，我却不愿意让40多岁的父母再看别人的脸色，也不愿意借助别人的力量，便放弃了这个很多人羡慕的机会。
临近毕业收拾行李时，我丢掉了所有与本专业有关的书，我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感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维闯进了我的视线。
“五一”节我回家散心，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吃过午饭，爸爸随手给张旧报纸让我包垃圾。我心不在焉地拿来一看，惊奇地发现这张报纸的一个版竟然是倒着印的。好奇的我仔细一瞧，原来是一则名为“我们倒过来想”的招聘启事。创维公司虽然没有怎么听说过，但创维董事长那句“要招就招中国的罗纳尔多，组建我们的AC米兰队”感动了我。尽管广告上招的是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高级人才，我仍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花了3天工夫将自己的简历做成了一本像模像样的“书”，忐忑不安地寄给了大名鼎鼎的创维集团。
20多天后我收到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的亲笔回信，信中说：“如果现在还不算太迟，请与我联系。”1998年6月23日，老总亲临北京与我联络。
至今我都记得当长发及腰的我穿一身淡黄色连衣裙走进北京海淀区花园路那所不起眼的房子时的情景。没想到黄宏生出人意料的年轻，出人意料的平易近人。
当我平静地回答了老总的提问之后，他告诉我：你被录用了，并当场签字往总部人事处发传真；与老总握手道别时，他一再叮嘱我：7月2日到东莞销售总部报到。
7月2日到东莞报到后，原本定为马上去深圳做董事长秘书的我，却由于一位同事善意的阻挠而不得不从文员做起。我的脑海里闪现过多年前看过的那篇名为《蚂蚁的上帝》的文章，我暗暗发誓绝不做别人主宰命运的蚂蚁。当时有同事劝我：“你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就做这些接接电话、发发传真之类的活，不觉得屈才吗？”说实话，我确曾犹豫过。但有时候等待本身就是一种积累，只有你积累到有足够能量时才有能力抓住机会。20天后，我一个人拎着硕大的皮箱坐火车来到心仪已久的深圳，做了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的秘书。
黄宏生这位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高材生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板，他有自己培养人才的独特方法。从他敢用我这位理工科的应届生做秘书就可见其用人的胆识。
来深圳的第一次“考试”是让我与广告公司谈判。当时公司要做一批灯箱，苦于报价太高，老板让我“摸摸底”。那是一个星期天，毒辣的太阳照得人简直快要窒息。我一个人摸索着跑遍了华强北一带的大街小巷，记不清跑了多少家公司，打了多少个电话，只知道晚上回去一下子倒在床上就再也不想爬起来。当第二天一份内容翔实的报告交到老板手上时，里面没有一句讲到自己的辛苦，而报价则被压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我没有听到老板称赞的话，但是我读懂了他鼓励的目光。
这已经足够了。
在黄的眼里，一个全面的人才不应局限于某一特长，他应该具有广告、营销、策划、写作等多方面的才能。于是，去年冬天我特地被派往江西、河南做市场调查。一个刚出校门的女孩儿单枪匹马去一个个陌生的城市（主要是县和县级市）搞市场调查，我简直苦不堪言。
我曾经在5天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式地连跑了5个距离并不很近的城市；曾经在闷罐式的长途汽车上整整颠簸了近7个小时；曾经在一天内跑遍了一个中等城市所有的彩电专柜，在某市的一个专柜拍照时还曾经差点被人把相机抢走，幸亏灵机一动谎称是“搞市场调查的大学生”，才使辛辛苦苦拍到的专柜布置资料幸免于难。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一个人在晚上9点多钟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漫天雪花使夜空在昏黄灯光的照耀下变得面目狰狞。我一个人站在路边不知该往哪里去，天很冷，路很滑，没有车肯停下来。向一个路人问路，偏偏给指错了方向，使本已疲惫不堪的双腿又走了许多冤枉路。深夜11点钟，在问遍路上仅有的几个人后，我终于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了一家躲在偏僻处的小旅馆。一个人坐在简陋的房间里，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我在想自己如此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女儿当自强。
来深圳快一年了，我几乎没有看过电视，也从来没有逛过任何一个公园，更不用说去迪厅、KTV了，曾经有外地朋友对我竟然还没她对深圳熟悉而惊奇不已。就是用这些时间，我一个月内读完了借来的一麻袋的书。要想有真正的收获，你必须放弃一些别的东西。
做什么都要给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我只是不想辜负每一个关心我的人对我的期望。记得刚来时，董事长得知我学的是化工类专业，对电子类专业知识不太懂，就特别注意辅导我。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他看到家电知识都会随手扯下来，批上“交赵渊”，再签上名字、日期，让人转交给我。至今我仍精心保存，若董事长从《北京晚报》家电版上撕下并亲手装订、签字的报纸。
当那些内容详尽到每一个县级市专柜数量、质量甚至客户对某一型号产品意见的万余字调查报告放到领导案头时，当我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青年文摘》《工人日报》、《羊城晚报》等多家报刊发表了十余万字的文章时，我能够无愧地对父母说：“女儿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
1999年初，我被任命为集团企业报《创维报》的主编，全面负责报纸的采编、组稿、印刷等各项工作。当接待来访的朋友时，大家最爱玩的游戏就是让别人猜我的年龄，从来没有人想到我居然还不满22岁。
未来的路还很长，22岁的人生只能算刚起步，和创维一同成长的我已经溶化在了创维这个大家庭里。
（本文作者：赵渊）
“榕树下”的新人类
民族情感是超出一切的情感，你生为中国人，就注定你必须为做一个中国人而骄傲。我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生来就应该是黑头发，那些小子就该是黄头发。
我的行为有点出格
一听名字就知道我不是个土生上长的中国人——朱威廉，WILLIAM ZHU，就是我。我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的。我的父母都是上海人，我们住在南加州。我父母在美国是开中餐馆的。回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挺苦的、挺难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只有一间小餐厅，我们还小，餐厅里的事就靠我父母两个张罗，早上我没睁眼他们就走了，晚上我睡着了他们才收工。我小的时候就不太在意物质生活，也没有很留意家人都是怎样的辛劳，我自以为童年生活还是快乐的。后来，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一下子家境就变得很好了。到我十来岁的时候父母又建了一家大的餐厅，80年代中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好了。
我是受两种文化的教育长大的。一方面和所有美国孩子一样上小学、中学、大学，受的完全是美国式的教育，很轻松也很系统地完成了学业。另一方面在家里从小父母就不放弃对我们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这包括在家中我们都要说普通话，还不是上海话。上海话只是父母两人交流的特殊语言，我们小的时候根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家中订购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报，在图片上看到中国，觉得这是一个挺神秘的国家，挺新鲜的。1983年我第一次回中国，那时感觉中国挺没意思的，也没的玩儿、也没的吃、也没这个、也没那个。可以后还是每隔两三年会有一个暑假回来。因为父母是中国人，来的次数也多了，就有了挺亲切的感觉，毕竟是自己的土地吧。也许是双重教育的结果，我这人有时特别简单有时特别复杂，应对事物的时候有些处理往往美国人和中国人都看不惯。嗨，不过，我标榜自己是新人类，我们就是有与众不同的一面。换一种说法，我的一些行为也许有点儿出格。
我上大学学的是法律，美国那警匪片特别多，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觉得当警察特别好，又可以拿着枪，又可抓人
什么的，觉得够威。于是我大学最后一年就到洛杉矶市做了一年警察，就是管刑事的警察，我父母就很担心，太危险了。也就只做了一年。父母很希望子承父业，但我不愿意。我觉得挺累的，又太枯燥了。不是我希望的那种生活。而且作为一个男孩子，在自己家里面做事，老让人觉得是小老板、小少爷，没有自我价值的体现，完全没有独立的感觉。不行不行。
可一个20出头的男人又总想去体现自己的价值，总得做点什么东西出来吧。那时也是年纪小，觉得自己有很大本事，有很多能力什么的。又正好是中国发展得比较快的时期，中国经济不是开始开门了嘛，有许多外商去投资。到了1994年的时候，我就和父母说：“我得到中国去闯闯。”我自己就来了上海。我父亲那时绝对不同意的，他讲你小小年纪什么经商经验也没有，到中国人生地不熟的，闯什么闯引我特别坚决，就带了三万美金来上海闯天下了。来的时候也没什么计划，就想来了一定能干点儿什么事吧。不，准确地说，是要来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这就是新人类喽。先想好了自己以后会有多么好多么好，然后再开始动手，我们干事情也是脚踏实地的。
我主张个性张扬
我到了上海才知道当初想得太幼稚了，人家一说投资都是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美金，我就三万，这不明摆着没实力嘛。我想那就先看看吧。看了看，嘿，挺好，就做广告吧。那时中国还没有DM广告，就是直递、直邮广告。可我这一看可就看过去六七个月了，已经花掉两万多美金了。也怪我一开始失算了，一到上海就住在了新锦江饭店，住了两个月，那时一晚上两百美金，后来就住什么“老锦江”，一路滑下去了，从五星到四星、三星、两星、一星、没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