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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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家庭形式十分精确地向我们提供了美洲的制度所表现的亲属等级。我母亲的姊妹的子女，依然是我母亲的子女，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子女，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子女，他们全都是我的兄弟姊妹；但是我母亲的兄弟的子女，现在都是我母亲的内侄和内侄女，我父亲的姊妹的子女，现在都是我父亲的外甥和外甥女，而他们全都是我的表兄弟和表姊妹了。因为，固然我母亲的姊妹的丈夫们依然是我母亲的丈夫们，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妻子们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妻子们——即使事实上不总是如此，在道理上却是如此——，但由于社会禁止兄弟姊妹之间的性关系，结果就使迄今不加区别地被作为兄弟姊妹来对待的兄弟姊妹的子女划分为两类：有一些人像过去一样，相互之间依然是（血统较远的）兄弟姊妹，另一些人即一方面兄弟的子女和另一方面姊妹的子女，再也不能是兄弟姊妹，再也不能有共同的双亲了——无论是共同的父亲，共同的母亲，或是共同的父母；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发生了分为外甥和外甥女、内侄和内侄女、表兄弟和表姊妹这一类别的必要，而这一类别在从前的家庭制度之下恐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在以某种个体婚为基础的任何家庭形式下，看来都是极其荒诞的事情，现在它在普那路亚家庭中，连最细微的地方，都获得了合理的解释和自然的根据。只要美洲的亲属制度流行过，普那路亚家庭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至少也应该同样存在过。
　　　　　如果虔诚的传教士，像美洲早先的西班牙修道士一样，在这种反基督教的关系中，除去简单的“丑事”外能够看一看更多的东西，那么，大概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都可以找到这种已被证明确实存在于夏威夷群岛上的家庭形式。如果说，凯撤在谈到当时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布列吞人时曾告诉我们说，他们“每10个或12个男子共妻，而且多半是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子女”19，那么，这最好解释为群婚。野蛮时代的母亲不会有10个至12个这样年龄的儿子，以致可以有共同的妻子们；而跟普那路亚家庭相适应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却能提供好多兄弟，因为每个男子的一切血统近的和远的从（表）兄弟都是他的兄弟。所谓“父母和子女”，大概是凯撒弄错了；在这个制度下，固然还没有绝对排除父亲和儿子或母亲和女儿属于同一婚姻集团的可能性，但是却不许父亲和女儿或母亲和儿子处在同一婚姻集团内。同样，这种群婚形式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最容易说明希罗多德及其他古代著作家关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共妻情况的报告。这也可以说明沃森和凯（《印度的居民》20）所叙述的关于奥德（在恒河以北）的蒂库尔人的情况，即：
　　　　　“他们共同地〈即在性关系上〉生活在大公社中，差不多毫无区别，要是他们之间有二人被视为夫妻，那么，这种关系只不过是名义上的。”
　　　　　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诚然，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也可以成为产生氏族的出发点21；澳大利亚人有氏族，但他们还没有普那路亚家庭，而只有比较粗陋的群婚形式。
　　　　　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则是确定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作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所以巴霍芬的第二个伟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发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作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从普那路亚家庭中取它的两个典型集团之一，即由一列同胞姊妹和血统较远的姊妹（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或更远等级的姊妹）连同她们的子女以及她们母方的同胞兄弟和血统较远的兄弟（按照我们的前提，他们不是她们的丈夫）所组成的典型集团来看，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群人，正是后来构成原始形式的氏族的成员。她们全体有一个共同的女始祖；由于世系出自同一个女始祖，后代的所有女性每一代都是姊妹。但是，这些姊妹的丈夫们，再也不能是她们的兄弟，从而不能是出自这个女始祖的，因而也不包括在血缘亲属集团即后来的氏族以内了；然而，他们的子女却属于这个集团，因为只有唯一确知的母方世系才具有决定的作用。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关系的禁规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换言之，即组成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从这时起，这种集团就由于其他共同的社会的和宗教的设施而日益巩固起来，并且与同一部落内的其他氏族区别开来了。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不过，我们既然看到氏族不仅是必然地，而且简直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在氏族制度可得到证实的一切民族中，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蛮人和一切文明民族中，几乎毫无疑问地都曾经存在过这种家庭形式。
　　　　　当摩尔根写他的著作的时候，我们关于群婚的知识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仅略略知道一点那种组织为级别的澳大利亚人的群婚，此外摩尔根早在1871年发表了他所得到的关于夏威夷普那路亚家庭的材料。普那路亚家庭，一方面，给美洲印第安人中盛行的亲属制度提供了完备的说明，而这一制度曾经是摩尔根的全部研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引出母权制氏族的现成的出发点；最后，它乃是远比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因此，摩尔根把这个形式看作必然先于对偶婚存在的一个发展阶段，并且认定它在较早的时期普遍流行，这是可以理解的。自从那时以来，我们了解了群婚的一系列其他形式，现在我们知道，摩尔根在这里走得太远了。不过，他仍然很幸运，在他的普那路亚家庭中碰到了最高的、典型的群婚形式，从这种群婚形式向更高形式的过渡，最容易得到说明。
　　　　　使我们的关于群婚的知识大大丰富起来的，是英国传教士洛里默·法伊森，他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典型地区——澳大利亚，对群婚作了多年的研究。22他在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的澳大利亚黑人中发现了最低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整个部落分为两个级别：克洛基和库米德。每个级别内部都严格禁止性关系；反之，一级别的每个男子生来就是另一级别的每个女子的丈夫，而后者生来也是前者的妻子。不是单个人，而是整个集团相互结婚，即级别和级别结婚。而且应当指出，这里除了两个外婚制级别的划分所造成的限制以外，也没有因年龄差别或某种特殊血缘亲属关系设下什么条件。对克洛基的任何男子说来，库米德的每个女子都是他的当然的妻子；但是，他自己的女儿，既是库米德女性所生，根据母权制也是库米德，所以，她生来就是每个克洛基男人的妻子，从而也是自己父亲的妻子。至少，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级别组织对于这一点是没有悬为禁规的。所以，或者是在这种组织发生的那个时期，虽然已有限制近亲婚配的朦胧意向，但是人们还不把父母和子女间的性关系看作怎样特别可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级别制度就是从杂乱的性关系的状态中直接产生的；或者是在级别发生的时候，父母和子女间的性关系业已为习俗所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状态就表明在它以前曾经存在过血缘家庭，而它是走出血缘家庭的第一步。后面这一种情况，比较可信。据我所知，在澳大利亚，父母和子女间的婚姻关系的例子，还没有人提到过；而比较晚一些的外婚形式，即母权制氏族，通常也默然以禁止这种关系为前提，把这种禁规看作一种在氏族产生时就已存在的事情。
　　　　　两个级别的制度，除了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以外，在更靠东部的达令河流域和东北部的昆士兰也有，所以，这个制度流行颇广。它只排除母方兄弟姊妹间、母方兄弟的子女间、母方姊妹的子女间的结婚，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级别的；反之，姊妹的子女和兄弟的子女却能相互结婚。进一步阻止近亲婚配的办法，可以在新南威尔士达令河流域的卡米拉罗依人中间看到，在那里，两个最初的级别分裂成四个，而这四个级别之中每一级别又都跟其他一定的级别整体结婚。最初的两个级别生来就互为夫妻；根据母亲属于第一或第二级别，她的子女就属于第三或第四级别；这后两个同样互相结婚的级别，其子女又加入第一和第二级别。这样，一代总是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下一代则属于第三和第四级别，第三代又重新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根据这一制度，兄弟姊妹的子女（母方的）不得为夫妻，但是兄弟姊妹的孙子孙女却可以为夫妻。这一特别而复杂的制度，由于母权制氏族嫁接上来——肯定是在较后的时期——而更加复杂。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研讨这个了。这样，我们看到，阻止近亲婚配的意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然而这是自发地摸索着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
　　　　　群婚在澳大利亚还是一种级别婚，它是往往分布于全大陆的整个一级别的男子和同样广布的一级别的女子的群众性夫妻关系，——这种群婚，如果加以详细的观察，并不完全像习惯于娼妓制度的庸人幻想所想象的那样可怕。相反地，过了许多年以后，人们仅仅猜测到有这种群婚存在，而不久以前又对它争论起来。在皮相的观察者看来，它是一种不牢固的个体婚制，而在某些地方则是与偶尔的通奸并行的多妻制。只有像法伊森和豪伊特那样，花费许多年工夫，才能在这些使普通的欧洲人对于其实践反倒更感到亲切的婚姻关系中发现一种调节规则，根据这种规则，一个外地的澳大利亚黑人在离开本乡数千公里的地方，在说着他所不懂的语言的人们中间，往往依然可以在一个个住宿地，在一个个部落里，找到毫无反抗和怨恨地委身于他的女子，而根据这种规则有着几个妻子的男人，也要让出一个妻子给自己的客人去过夜。在欧洲人视为不道德和无规则的地方，事实上都盛行着一种严格的规则。这些女子属于客人的通婚级别，因而她们生来就是他的妻子；把双方结合起来的那个道德规则，同时又用剥夺权利的惩罚方法，禁止相互所属的通婚级别以外的任何性关系。甚至在抢劫妇女（这是经常的，某些地方还是通例）的地方，也很慎重地遵守级别的规则。
　　　　　顺便提一下，抢劫妇女的现象，已经表现出向个体婚制过渡的迹象，至少是以对偶婚的形式表现出这种迹象：当一个青年男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劫得或拐得一个姑娘的时候，他们便轮流同她发生性关系；但是在此以后，这个姑娘便被认为是那个发动抢劫的青年男子的妻子。反之，要是被劫来的女子背夫潜逃，而被另一个男子捕获，那么她就成为后者的妻子，前者就丧失了他的特权。这样，与普遍继续存在的群婚并行，并且在它的范围以内，就形成了一种排斥他人的关系，即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以及与此并行的多妻制，于是在这里群婚也开始消亡，问题只在于：在欧洲人的影响下，首先消失的是什么——是群婚制还是奉行群婚制的澳大利亚黑人。
　　　　　像澳大利亚所盛行的那种整个级别的结婚，无论如何，乃是群婚的一种十分低级的、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亚家庭，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论，则是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前者大概是同漂泊不定的蒙昧人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后者则已经是以有了比较牢固的共产制公社的居民点为前提，并且直接导向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两种婚姻形式之间，我们无疑还会发现某些中间阶段；在这里，目下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是一个刚刚敞开而尚未有人进入的研究领域。
　　　　　3。对偶制家庭。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传教士中间的混乱，这些传教士们有时把群婚看作一种杂乱的共妻，有时又把它看作一种任意的通奸。但是，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随着氏族日趋发达，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级别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使事情更加向前发展了。例如我们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第安人那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点到的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婚，其数多至几百种。由于婚姻禁规日益错综复杂，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制家庭排挤了。在这一阶段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残酷地加以处罚。然而，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解除的，而子女像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
　　　　　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的效果也继续表现出来。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生育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23
　　　　　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
　　　　　由此可见，原始历史上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其内部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起初是血统较近的，后来是血统越来越远的亲属，最后甚至是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了，结果，只剩下一对暂时松散地结合的配偶，即一旦解体整个婚姻就终止的分子。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看出，个体婚制的发生同字面的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是多么没有关系了。所有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以前的各种家庭形式下，男子是从来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一点；而现在女子却稀少起来，不得不去寻找了。因此，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不过只是迹象而已；但是苏格兰的学究麦克伦南，却把这些迹象，这些单纯的求妻方法，说成是“抢劫婚姻”和“买卖婚姻”，虚构为两种特殊的家庭。此外，在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中间，缔结婚姻并不是当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