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传 作者:高宣扬_2-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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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大量地引用人类学家、《圣经》批判家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研究成果。
威廉·罗伯逊·史密斯（1846—1894）是苏格兰神学家、东方学家。他在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闪族的宗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图腾餐”的特殊仪式是图腾崇拜的主要部分。
弗洛伊德说：“现在，要是我们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图腾餐和达尔文对原始社会形态的陈述来对图腾作一深入的探讨，那么，我们就会逐渐深入地了解图腾的本质。”
在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在食人肉的野蛮民族里，除了杀害父亲外，还吃他的肉。在此种情况下，那位残暴的父亲无疑成为儿子们畏惧和羡慕的对象。因此借着分食他的肉来加强他们对父亲的认同感。同时，每个人都经由此而分得了他的一部分能力。由此看来，图腾餐也许可说是人类最早的庆典仪式，它正是实行和庆祝值得纪念的和残酷的事件的行为，它是往后所谓的‘社会结构’、‘道德禁制’和‘宗教’等诸多现象的开端。”
在弗洛伊德看来，图腾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儿子们与父亲间所达成的默契行为。因为，就图腾来说，它提供了一位父亲所能提供给儿子们的一切幻想——保护、照顾和恩惠，而人们（指儿子们）则保证尊重其生命，即保证不再用杀害父亲的手段对待它。同时，图腾观又包含了一种自我审判的意味：“要是父亲象它一样对待我们，那么，我们绝不会杀害他。”也正因为如此，图腾观的出现使整个事情和过程罩上了和谐和圆满的气氛，也使人们逐渐忘却其起源。
所以，弗洛伊德说：“于是，宗教思想开始萌芽。图腾宗教是导源于儿子们的罪恶感，他们为了减轻此种心理而以服从它的方式来请求父亲的宽恕。所有以后的宗教大概也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难题。这些宗教所以产生差异，只是由于文明程度及人们对它所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不过，从根本上说，它们都具有相似的本质，而人们也无时不在对它作挣扎。”
在人类社会的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兄弟间的情感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人们还把血亲间的关系神圣化；同时强调了族内人民的团结。为了保障个人的生命安全，所有的兄弟都声明不再用对付父亲的方式来对付他人。换句话说，人们开始防止任何类似父亲命运的再现。至此，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止屠杀图腾的禁忌已逐渐附上了带有社会色彩的禁止兄弟相互残杀的禁制。原有的家长统治形态也开始首次为以血亲为基础的兄弟部落所取代了。最后，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的存在是建筑于大家对某些共同罪恶的认同；宗教则是由罪恶感及附于其上的懊悔心理所产生；至于道德，则一部分是基于社会的需要，一部分则是由罪恶感而促成的赎罪心理所造成。”
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神的观念代替了图腾的观念；神也不过是父亲形象的一种夸大形式而已。
总而言之，对父亲的仰慕可说是构成各种宗教信仰的一个核心。自然，在以后的漫长演变过程中，人们对父亲或人们与动物间基本关系的改变均可影响到人对神的看法。所以，父亲角色与图腾及神之间的关联性是精神分析学应用于宗教研究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
弗洛伊德明确地表示了宗教观念的产生和演变是同原始社会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产生有密切关连的。
弗洛伊德说：“我无法具体地说明在发展过程中母神出现的情形（因为弗莱彻尔和罗伯逊·史密斯所提供的原始资料只限于父系社会的情况），因为她们的出现可能是在父神之前。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对父亲态度的演变，其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宗教领域内，它同时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父神观念的产生，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形式逐渐演变成一个以家长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接着，弗洛伊德还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动物逐渐失去其神圣性，而祭物也慢慢地与图腾动物脱离原有之关连；它最后终于变成一种纯粹用于取悦和祈求神的东西，而神也被夸大成为远远超越出人类并只能经由僧侣等中间媒介才能沟通的彼岸力量。就在这同时，国王的观念开始在社会制度上出现，家长统治的结构也逐渐转变成接近国家的形式了。”
关于弗洛伊德的宗教理论，我们只介绍到这里为止。现在，我们介绍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下半期进行理论建设的另一个重点课题——文学艺术问题。
弗洛伊德传第十九章 对美术、电影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十九章 对美术、电影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弗洛伊德始终对文学艺术抱着浓厚的兴趣。他早年废寝忘食地飨读古今文学名著，提高了他的文学艺术修养。而且，由于他一直保持同文学艺术界的联系，关心文学艺术，努力进行创作实践，使他对文学艺术的理论问题、美学问题、文学艺术史的问题以及写作方法问题，都有很深的认识和造诣。
弗洛伊德本人的写作能力很强，文风优雅、朴实。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既要表现浪漫和想象的色彩，又要通俗、简朴，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理解。这种基本观点与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一切精神科学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人文科学，都必须反映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在《自传》中，弗洛伊德说：“自从《梦的解析》一书问世以后，精神分析再也不是纯粹属于医学的东西了。当精神分析出现于德国和法国的时候，它已经被应用到文学和美学上，以及宗教史、史前史、神话、民俗学、乃至教育学领域……关于这些医学之外的应用，主要的还是以我的著作为起点。我不时会写一点这方面的东西，以满足我对医学之外诸问题的兴趣。其后，别人（不只是医生，而且其他各学科的专家也如此）才沿着我的路线前进，并且很深入地进到不同的论题上去。”接着，弗洛伊德又说：“经由一个不可抗拒的发展过程，‘精神分析’一词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两种意义的概念。它的原意本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治疗法，而今则成为一门专论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科学；这门科学本身很少能独立地负起处理某一问题的全责，但它似乎注定要对许多知识领域，提供最有价值的援助。如今，精神分析学应用范围之广，一如心理学，已经成为这个最伟大的时代中不可缺少的一门补助科学。”
弗洛伊德对于文学艺术及其他社会文化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起于十九世纪末发表的《梦的解析》。接着，他先后在其重要作品中——《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4年）、《性学三论》（1905年）、《机智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年）、《文明化的性道德与现代精神病》（1908年）、《诗人与空想》（1908年》、《达芬奇的幼儿期回忆》和《图腾与禁忌》（1912年）不停地研究同一类的问题。这一切是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下半期更深入地研究文化问题的出发点和稳固前提。
弗洛伊德从二十年代起，开始更多地同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茨威格、李尔克、威尔斯、萨尔瓦多·达利等艺术家来往。他同他们的直接接触给他一个良好的机会，得以直接地探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文学艺术问题。
在当时的作家当中，最早访问弗洛伊德的是本世纪初最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李尔克（1875—1926）。李尔克在一九一五年被召入伍而路过维也纳时，曾拜访过弗洛伊德，并在弗洛伊德家度过最愉快的时刻。李尔克的象征主义文学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象征主义认为“真正的艺术”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而是以梦幻的浪漫形式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他们认为，作家的王国是深沉的梦境。他们歌颂黑夜、回避光明的白天生活，反对理性，强调内心深层的任意变化。他们认为，诗人首先只能想到自己，而不是想到别人；应该写个人的细腻的病态感情，而不应直接地关心社会生活，因为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的心理活动。有人评论说，在象征主义的那些美丽的词句的背后隐藏着深奥的思想，但它又象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衣”一样，实际上是虚幻的骗局。这样一来，象征主义便把创作的浪漫主义完全地歪曲成为主观杜撰的写作方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开启心灵的大门提供了钥匙，但不问的世界观的作家可以沿着这条道路而达到不同的终点。而象征主义的文学流派受尼采的悲观哲学的影响很大。尼采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高于一切”，这就使那些在尼采哲学影响下的颓废作家心安理得地走他们脱离现实的道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和奥地利的象征主义就是这样一些悲观厌世的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实际上，他们只是片面地应用了精神分析学的成果。
二十年代后期，德国作家阿尔诺德·茨威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我认为，你必须为公众树立起你的形象，因为你已经通过你的生活给这一整个时代留下你的印记。”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他非常感谢弗洛伊德对他的赞赏。罗曼·罗兰还表示说，他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在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罗曼·罗兰在德国作家史迪凡·茨威格（1881—1942）的陪同下拜访了弗洛伊德。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三个人各抒已见，探讨着文艺创作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关系。
众所周知，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的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二十世纪初他曾陆续发表《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贝多芬传》等。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二年写《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正是他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的时候。一九二四年访问弗洛伊德时，他正在创作新的长篇小说《欣悦的心灵》。
在当时罗曼·罗兰能同茨威格一起访问弗洛伊德，并不偶然。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本来是属于印象主义派别的。这位印象主义者和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李尔克一样，都曾经从悲观厌世的心情出发，片面地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茨威格在瑞士结识了罗曼·罗兰，终于在罗曼·罗兰的影响下参加了法国作家巴比塞（1873一1935）发起的“光明社”。巴比塞曾写长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法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巴比塞、罗曼·罗兰、史迪凡·茨威格、阿尔诺德·茨威格、弗洛伊德等人，都是代表了一群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考验、并在考验中发生思想转变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弗洛伊德在战争爆发初期曾对德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缺乏深刻的认识。在战争过程中，战争给人民和科学文化事业带来的破坏，使弗洛伊德开始厌恨这个“可恶的时代”。罗曼·罗兰、茨威格等人都是经历了同样的思想转变过程的。所以，他们在一起，不仅对文学创作问题，而且对一般的人生观问题，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一九二五年，法国作家列诺曼来访，与弗洛伊德共同讨论他的新剧《唐璜》。在讨论中，他们俩一致认为，将精神分析学简单地应用于文学创作中，会导致危险的结果。这就表明，弗洛伊德已经注意到将精神分析学滥用于文学创作所可能造成的恶果。
弗洛伊德认为，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心理活动确实是异常复杂的。作家、画家、音乐家、诗人、雕塑家等艺术家们可以在心理的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进行活动。创作者在三种心理领域中自由翱翔，当然有利于作品的浪漫性和深刻性。
一个有高度文艺修养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的作家，可以很熟练地把他所观察到的事实用各种适当的想象、幻想的形式表达出来，其选择题材的准确性及其表现手法的技巧性，结合在一起可以创造出极其感人的作品来。文学艺术作品，从其表现形式来看，与哲学这门科学的表现形式有根本的不同。文学形式必须富有戏剧性，富有幻想或想象，生动而具体。这和梦所表现的潜意识活动形式有很大的相同点。
所以，弗洛伊德说，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恰恰需要放松意识和理智对于潜意识的控制力，使潜意识获得任意驰骋、“自由联想”的机会。
但是，在潜意识活动之中和之后，作者毕竟还是有理性的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挥“自我”和“超我”对于“原我”的控制作用，保持意识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独立自主的领导地位。归根结底，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是创作者的头脑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并不是纯粹情感的表现，而是理智与感知、意志与感情、意识与前意识和潜意识的联合表现。
弗洛伊德曾在《自传》中说：“显然地，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必须放弃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能的需求，而不得不痛苦地从享乐主义原则退缩到现实主义原则。这个避难所就是在这一个痛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以，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神经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地把握着现实。他的创作，即艺术作品，正如梦一样，是潜意识的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而且它在本质上也和梦一样是具有妥协性的，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和受压抑的力量之正面冲突。但是，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和梦的那种自恋性的、非社交性的产物不同的地方，是它们被安排去引起旁人的兴趣，并且还能引发及满足读者自身的潜意识愿望；此外，他们还利用形式美的那种可感知的乐趣，来引起读者的审美感。精神分析所能做的工作，就是找寻艺术家个人生活的印象、他的机遇、经验及其与他们的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导出该作者在创作时的所有思想和动机，换句话说，找出他们与全人类共有的那一部分心理。”
在这样的基本认识的指导下，任何一个作者不能单独只停留在“前意识”与“潜意识”的无理性状态下创作，更不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创作。如果这样，猴子无理性的涂鸦，鹦鹉唱歌，也都成为绘画和音乐的典范了。
弗洛伊德早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强调，作家和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时候，可以象作梦那样，采取凝缩、改装、转移、倒置、集锦等方式进行构思，使文学作品带有浪漫性、戏剧性、典型性、象征性，但是，创作的对象和内容，也象梦的对象和内容一样，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在梦中，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