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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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争吵中，金暗示胡佛是“胆怯的”。在一份电报里，他称他“感到惊骇而诧异，因为你发布的声明诋毁了我的正直品格。本人无法理解这种不负责任的指控是出于什么动机”。他建议与胡佛晤谈，却又说他“无法找到”可让联邦调查局达成任何企图的录音去安排见面，意即除非他的助手欺瞒于他，否则指称是不属实的。
他们的确会过面，关于这次会谈有多个版本。后来成为驻联合国大使的金的助手安德鲁·杨，在其报告中主要提及胡佛长篇大论地介绍了联邦调查局工作情况。德科·德洛克则重点记录了金的调和性谈话，包括他对胡佛及联邦调查局的赞美之辞——“一场爱的盛宴”。我相信胡佛对金警告过，后者再也没有公开攻击过联邦调查局。
后来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指控，称联邦调查局参与了一个谋杀这位黑人领袖的阴谋。而不加思考的美国人就愿意完全相信这些指控。实际上，联邦调查局保护金免受伤害和可能的谋杀，尽管它无权进行保护性干预。当联邦调查局从线人那里得到密报，得知将有针对民权示威者的有预谋的暴力活动时，它只是设法让那些策划者明白联邦调查局知道他们的计划，与此同时还会通知当地警察。那种做法通常足以缓和紧张的局势。1977年，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派出的特别工作组称，它“没有发现表明联邦调查局卷入谋杀的证据”。
特别工作组批评了联邦调查局将金逐出民权运动的举措，最过分的是在1964年11月将录音带匿名寄给金。已知且可核实的情况是，威廉·沙利文曾派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带着包裹从华盛顿赶到迈阿密，在那里将包裹寄给了金。根据沙利文后来的证词，包裹是他准备的，里面装有一盘麦克风监听磁带的合成带。沙利文声称准备录音带并将它送给金是间接受命于胡佛和托尔森的。
除了那盘录音带外，那包裹里还有一封看上去是怂恿金自杀的信：
盯住马丁·路德·金（4）
金，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还是一个行为不端的好色之徒。可你玩儿完了。
金，你可做的只有一件事了。你知道那是什么。你只有三十四天时间去做这件事。你只有一条出路可走。在你那污秽的欺诈本性暴露在国人面前之前，你最好接受这条出路。
沙利文矢口否认知道这封信的事，但在1975年，也就是在他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四年后，这封信的复印件却在他离开之前就被封存的私人文件中被发现。沙利文声称那是一封“栽赃信”。在我看来，惟一合理的解释是，该计划出自沙利文之手，并在未让局长知晓或经其授权的情况下予以实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胡佛知道沙利文的行动。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1）
威廉·沙利文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他先是作为胡佛心腹一路平步青云，后来则通过利用尼克松政府的多疑和政治成见来寻求进一步加官晋爵。对于沙利文的举动，胡佛和托尔森是否认同或者甚至是否察觉都不得而知。作为主管国内情报处的负责人，沙利文有机会接近尼克松政府的高官，并让白宫对新左派日甚一日地忧虑起来。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和负责司法部国内安全司并声称可与总统办公室直接联络的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马迪安，都是沙利文竭力讨好的对象。沙利文还与中情局和情报委员会的其他部门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在我看来，沙利文要对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情报搜集方面的无节制行为负责。在总统情报顾问理事会面前，沙利文关于联邦调查局工作的谈话往往是强调他个人如何受胡佛制肘，并抱怨在他看来是属于胡佛保守主义的东西。
尽管知道这一切，胡佛还是隐忍不发，因而没有爆发公开冲突，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70年10月沙利文在弗吉尼亚威廉斯堡向一群新闻界官员发表演说为止。在答记者问时，沙利文应邀就美国共产党目前的威胁和共产主义者与新左派的可能联系进行评论。沙利文告诉记者，那种旧的苏联式的共产党在这些年里已受到极大遏制，目前不会构成严重威胁。
沙利文的回答成了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媒体报道称，联邦调查局高官极度轻视共产主义威胁。胡佛大发雷霆，多年以来，他一直强调美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阴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胡佛声称，无论联邦调查局怎样遏制，美国共产党仍然一直对新左派及其恐怖主义分支组织提供秘密援助和方便。通过辩称自己是断章取义（事实也是如此），沙利文本来是可以救局的，但他拒绝让步。以往见识过他的种种诡计，我相信他是为争权而公开叫板。他的一个助手已经放话，说在白宫和司法部的朋友举荐下，沙利文会在数月之内成为新局长。
两人之间的遭遇战真正开始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曾被控向媒体泄露五角大楼文件，在对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特工人员向胡佛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授权传讯身为玩具制造商和局长朋友的路易斯·马克思，此人是丹尼尔之妻芭芭拉·埃尔斯伯格的父亲。胡佛写下“否，胡佛”几个字，这是他常用的一种蓝墨水批语。该备忘录送到了沙利文集团成员之一的助理局长查尔斯·布伦南那里，他后来声称看错了批文，将它看成“照准，胡佛”。而实际上，在取得胡佛批准之前，传讯工作就已经进行了。
胡佛发现后，气得脸色铁青。这是故意抗命不遵，当得知布伦南是沙利文的得力干将时，他更是恼怒至极。他命令将其降职为克利夫兰市分局主管。两天后，局长接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电话，对方表示白宫甚为不悦，并要求胡佛取消布伦南的调动。无论这是一种要求还是一种命令，胡佛决定奉陪到底。我们局里的人能看出沙利文是利用其白宫的关系来逼迫胡佛屈服。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和罗兰·埃文斯撰写新闻文章，和其他人一起攻击胡佛，并说他太老了，已经不能再继续掌控联邦调查局了。
对我们局里的人来说，大家都知道沙利文与胡佛的失和已是不争的事实。1971年春，尼克松总统亲自要求胡佛扩大联邦调查局在国外的联络范围。胡佛没有同意，但他通过联邦调查局领导阶层推动变革来满足尼克松的要求。沙利文开始持认可态度，但突然之间发生逆转而站在强硬反对的立场上。他这样做也许是要取悦其中央情报局的朋友，这些人认为联邦调查局将手伸到了他们的领地，因而心怀不满。他的那些备忘录变得尖刻而叛逆。而当该计划仍旧获得通过时，联邦调查局又一次受到埃文斯和诺瓦克的攻击，因为它正设法挤进中央情报局领地。其论点和语言与沙利文在联邦调查局里用的完全相同。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2）
沙利文不得不出局了。
胡佛以真正的官场手腕采取了行动。他重整了权力系统，要将沙利文打发到晋阶之梯的较低位置。1971年7月1日胡佛将我召到他的办公室时，我才得知他的这项举措。
没有提及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胡佛直接将他的方案告诉了我。“费尔特，”他说道，“我正着手在指挥体系中设立一个新的职位。我准备称它为代理副局长，在局内属于三把手的位置。我已挑选你来担当这个职位。”
这让我感到惊讶，我随后向他表示感谢。我干着自己的工作，尽可能让局长感到满意，却从没想到这么快就会肩负重责。
“费尔特，”他继续说道，“我需要一个能管住沙利文的人。他已变得难以管束了，我想你是知道的。你已是惟一能控制他的人了。”
“是，先生，”我应道，“他和我常起争端。我知道是什么问题。”
“要严密关注国内情报处的一举一动，”胡佛警告说，“我想得让他们慢下来了，他们走得太远。”
“胡佛先生，我会尽力而为的。我对问题了解，知道该做些什么。”
胡佛摆摆手，结束了这次会谈。“随时向我报告，”他又说道，“让我知道是些什么问题。”
我离开胡佛办公室，着手恢复国内情报处的秩序和重振士气，并给沙利文勒上套子。他对我的升迁还算认可。我的第一个指示是针对该处递交给白宫和情报部门的情报报告书，要求软化其措辞用语。
1971年8月28日，也就是在我擢升为其上级的两个月之后，沙利文给胡佛写了一封信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与失望。他这样做，无意之中向胡佛提供了让其退休的充分理由。胡佛叫我进去读沙利文的信，我被那刻毒的语气和凌乱的内容惊呆了。沙利文自己动手打字，然后将这封满纸荒唐语和污迹的信提交上去。胡佛那天又把我叫去：“我把信交给司法部长。他告诉我，除了将沙利文免职外，我别无选择，那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971年9月3日，胡佛给沙利文写了一封正式函件：“休完法定年假后递交你的退休申请。”他随后任命主管综合调查处的助理局长阿历克斯·罗森接替沙利文的职务，任最高情报主管。沙利文没有做出回应但休了年假，我们对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都拭目以待。
随着戏剧的鸣锣开场，我提出了一个取代其盟友布伦南的办法，布伦南当时任助理局长负责国内情报工作。白宫想让布伦南负责调查埃尔斯伯格案，我于是向胡佛建议，何不再安排他一直负责那个案子呢？胡佛仔细想了想就同意了。他也赞同我用爱德华·米勒来接替布伦南的建议，米勒因而成为监察处的一号人物。米勒曾在我手下工作，有着与我相同的任职经历，我能担保他的工作能力。
沙利文走得并不平静。在他休年假的数天之前，我获悉他个人持有一些与联邦调查局替白宫安装窃听器有关的文件。这些秘密文件从未编入索引存档，只有沙利文和他的几名亲信知道其所有详细情况。
这些窃听器后来就成为人所共知的“基辛格窃听案”，但在百般抵赖和相互指责的大气候里，不可能在白宫里确定其责任人。亨利·基辛格当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那些窃听器被用在他那涉嫌泄露秘密的工作人员和涉嫌接收秘密的新闻记者身上。
知道了这些敏感文件后，我就向胡佛征求意见，他告诉我要将文件从沙利文那里取来保存在我的办公室。但这些文件却不知去向。我要求米勒与一名值得信赖的助手托马斯·J．史密斯一道搜寻所有文件，除了沙利文的办公室，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其他可疑之处都不要放过。但他们一无所获。作为一项安全防范措施，我命令给这些档案室更换密码锁，这导致新闻报道称，沙利文休完年假回来时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办公室外边。
米勒和史密斯搜查了整个国内情报处，最后发现六个塞满联邦调查局机密调查材料的文件柜。这些文件柜放在布伦南的办公室里，全部标上了“沙利文——私人物品”的字样。但文件柜当中都没有窃听文件，柜内材料随后按常规文件被归档。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3）
9月的最后一周，当沙利文休完年假回来时，他发现罗森占据着他的办公室。然而，他并没有打算要退休，胡佛于是在9月30日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沙利文他已被解除一切职务，在其申请退休之前将处于休年假状态。沙利文这次屈服了，于10月6日递交了退休申请。
当我就失踪文件当面质询沙利文时，他说已将它们交给了布伦南，因为按照指示，这些文件应转交给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马迪安。布伦南证实了这种说法，但否认知道文件内容。然而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所说的话。
与此同时，沙利文也在清理个人物品。他刻意留下一件物品：他那约翰·埃德加·胡佛亲笔签名的照片。我们不让他进到那些锁着的档案室里去，他显得焦躁而不安。我们现在知道了其中的原因：房间里有写给马丁·路德·金的所谓自杀恐吓信的惟一副本。
沙利文的最后时光是令人难忘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很高兴能见到他的离去，却又担心他会如何攻击联邦调查局。我斥责他是一名“犹大”，他就向我挑起了一场拳架。他像一个蓄势进攻的小公鸡，我想他是真的想与我打一架，我于是接受了他的挑战，尽管我的块头要大他一半。
那天晚些的时候，我向胡佛汇报了这些新情况，他静默了半天，最后缓缓地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我做的最大错事就是提拔了沙利文。”他随后转过身，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宾夕法尼亚大道。我离开了，让他单独想想事情。
我继续追查窃听文件失踪案。我的调查小组获悉那些窃听器是应基辛格的要求安装的。他矢口否认那是他的主意，但档案表明他曾于1969年5月9日三次从佛罗里达的基·比斯坎湾给胡佛打电话，而第一个窃听器就用在莫顿·霍尔珀林身上，他是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助手，涉嫌向《纽约时报》泄露秘密。
随后受到窃听的有赫尔姆特·索南费尔德、丹尼尔·I．戴维森、理查德·M．穆斯、安东尼·莱克、温斯顿·洛德，他们都为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效力。当这些窃听活动未能发现泄密源的时候，窃听器监视范围又扩大到其他人身上，包括总统法律副顾问约翰·P．西尔斯、国防部长梅文·莱尔德的助手科尔·罗伯特·珀斯利、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H．沙利文、国务院的理查德·F．彼德逊、总统演讲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健康教育福利部部长罗伯特·H．芬奇的行政助理詹姆斯·W．麦克莱恩。一些新闻记者受到了窃听，有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纽约时报》的威廉·比彻和赫德里克·L．史密斯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马文·卡布尔。特工们还回忆称，沙利文曾准备让法国当局对辛迪加专栏作家约瑟夫·卡拉夫特进行窃听，此人当时在巴黎撰写文章和对外播音。
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最后一个安装窃听器的请求是在1970年12月14日提出的，而所有窃听器监视活动的终止时间约在1971年5月底或6月初。由于沙利文个人保管了窃听文件，所以它们从未编入普通文件或电子监视文件索引中去。沙利文一直持有这些文件，直到他失势，无法与胡佛对垒抗衡为止。为了设法讨好马迪安和白宫，他将窃听文件的事告诉了马迪安，并暗示胡佛打算用它们敲诈尼克松总统。马迪安如他所愿地做出反应，并通知了白宫。这些文件最后在白宫助手约翰·埃利希曼处走到了尽头。
沙利文退休不久，埃文斯和诺瓦克署明日期为1971年10月1日的专栏报道了这一事件。该专栏认为胡佛对国内情报处的限制损害了反情报工作。后续专栏同样是批判胡佛，后来还批判代理局长L．帕特里克·格雷。联邦调查局内部探员都认为：专栏资料是由沙利文提供的。
这些把戏使他的名字尚不至于淡出人们的视线。1972年夏天，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给沙利文打了一个电话，提出让他出任新成立的司法部毒品情报办公室主任。这个新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