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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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为一名成功的局长。我的最终目的是要保护联邦调查局，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觉得通过帮助新任领导能够取得最佳效果。
“胡佛死了”（7）
然而，我从来不曾失却对胡佛的无比敬仰之情。他无所畏惧地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拼搏，他像斗牛犬一般坚韧强硬。我为联邦调查局感到骄傲，是胡佛将它打造成世界上最杰出的执法机构。恐怕再不会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了。
局长的遗产（1）
约翰·埃德加·胡佛是个复杂的人。对媒体而言，无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塑造成扫荡流氓团伙的伟大执法者来宣传，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当作暴戾的冲锋队员来诋毁，都是没能看到他的另一面。而他比那些讽刺画所寓意的要有节操得多。例如他对民权所承担的责任，就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总统命令将忠于故国的日本裔美国人强制送进集中营。在联邦政府内部，唯一设法阻止这种不公正做法的高层官员就是约翰·埃德加·胡佛。三十年后，胡佛断然禁止联邦调查局从事“黑包工作”，并大幅减少窃听和电子监视的次数，即使对事关国家安全的案件也是如此，这让他自己与尼克松政府的关系陷入了困境。
胡佛是成功的领导者，沉着自信而且具有完全的控制力。他没有政治野心，曾一再抵制将联邦调查局的权限扩展到它能力之外的种种企图。他对政治游戏心知肚明，在与总统、司法部长及国会周旋时游刃有余，而他的目标从未偏离这样一个目标，既为联邦调查局，也为作为其创建者和领导者的自己去争取更大的独立性。他惬意于手中的权力，满足于别人的谄媚奉承，并享受着与自己地位相应的额外待遇。他是除总统之外唯一拥有防弹轿车的官员，这让他颇为自豪和得意。在20世纪30年代，因亲自领导搜捕暴徒的行动，胡佛受到无数死亡威胁，因而得以享受这种特别保护。
在后来的那些岁月里，随着针对他的政治攻击加剧并且越来越尖锐与不公，胡佛备尝孤独与寂寞，同时也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遭受破坏而忧心忡忡。其公关意识常常背弃于他，迫使他进行了猛烈回击，这在过去是不曾有过的。然而，在日常工作中，他仍然和以前一样显得有条不紊。他从来没有放松对自己或者对联邦调查局的要求。
我可以证实我所知道的约翰·埃德加·胡佛的一些情况。在感到不顺心或恼火时，他的反应可能会很激烈，甚至会采取报复性行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爱悯之心使得他在自己的联邦调查局世界里有必要与下属保持距离。他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很容易被说服，于是坚持大多数官方联系要以书信往来的方式进行，因为对他来讲，要想坚持已见，采用这种方式就容易得多了。这无疑是他将自己的私人空间与工作生活隔离开来的一个原因。
胡佛对联邦调查局雇员呵护备至。比如，当原内华达州州长格兰特·索亚对联邦调查局的一次行动提出批评时，为了澄清事实，胡佛做出了强烈反应。索亚随后声称，他并不是有意攻击联邦调查局或胡佛本人。他说自己的言论只是针对当地联邦调查局办事处。胡佛迅速回应道：“让我重申我再三声明的立场，只要我是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任何攻击凭良心执行公务的联邦调查局雇员的行为，都将被认为是攻击我本人。”
胡佛严格按照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生活着。他很少离开自己的办公桌，在他为数不多的度假旅行中，包括周末，他都通过电话与局里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因为工作联系密切，通过在近距离观察，我确信对于联邦调查局这台复杂机器，胡佛对其所有运作方式都了如指掌，这是其继任者无法仿效的一种优势。这并不能说明胡佛没有幽默感，也不能说明他不会纵情享受美餐和赌马的种种乐趣。
胡佛爱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庭院和花园，还有自己的狗儿。房子得到了细致的维护。他的收藏品和纪念品总是被细心地擦去灰尘摆放好。斯隆拍卖行位于纽约第十三大街，该拍卖行常常提醒他会拍卖一些他可能感兴趣的物品，而他通常都能如偿所愿地有所收获。胡佛的家看上去并不华丽，似乎饱经了时光的磨损，就像卧室外露台上那张睡椅一样。星期天天气允许时，他会躺在这张睡椅上晒晒太阳。
他对自己的院落和花园饶有兴趣，选栽了许多灌木。他甚至有一小块菜地，对园丁帮他种的那些番茄，他感到极为自豪。
局长的遗产（2）
胡佛喜爱自己的两条犬，对它们极尽放任，迁就它们率性而为的卫生习惯。厨房地板有时因此得铺上新油毯，院子里最后也铺上了人工草皮。胡佛支付了相关费用（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同时也忍受着朋友们为此开的许多玩笑。
约翰·埃德加·胡佛是我所知道的最为自律的人之一，对于那些为他工作的人，他希望他们也能如此。他坚持要别人按照他为自己而定的标准行事，这让他有了冥顽不化的严守纪律者的名声。但他会而且也确实有过自己寻开心的时候。他喜欢提起参观阿尔卡特拉斯监狱时买金丝雀的事儿，那只鸟是他从一个绰号为“鸟人”的犯人那里买来的，准备当做礼物送给母亲。而结果却是一只被染黄的麻雀，每当讲到这次经历时，胡佛总是开怀大笑。
在他个人的社交圈子里，胡佛是一个以爱开玩笑出名的人，即使在正式场合也是如此。在一次欢迎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官方招待会期间，胡佛和托尔森还是按部就班地蹈袭了老习惯。他们姗姗来迟，随后被供以酒水——“杰克·丹尼”酒和水是给胡佛的，“尊尼获加红牌”苏格兰威士忌和汽水则供给托尔森。胡佛做了一个简短的欢迎致辞，然后就快步走出，托尔森跟随其后。那是让客人吃餐前开胃食品的信号。首先入座的有一名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他要达到胡佛的体重标准着实有些困难。当这位联邦调查局官员为自己取了一大块三明治时，胡佛和托尔森又调头回来，朝着他快步走过去。那人呆了，拿着还没送到嘴巴的三明治一动不动。“啊——哈，”胡佛高声说道，“我知道我离开屋子时，你肯定是第一个碰食物的人。”抛下那句话，他就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托尔森尾随其后。数秒钟震惊的沉寂之后，所有人都放声大笑起来。
于公于私，他都是个节俭的人，这让他得以建造一处房屋，包括房子和个人财产在内，其房产估价超过五十万美元。他的投资是保守的，目的主要是获得股息。如果离开政府，他可能会赚得更多。一些公司总裁向他伸出橄榄枝，但他拒绝了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主管职位。霍华德·休斯曾告诉胡佛，他随便他对薪水开多少价都可以。
他也有一些政治机遇。在1955年写给胡佛的一封信中，约翰·肯尼迪之父约瑟夫·肯尼迪说，他听到播音员沃尔特·温切尔对局长作了一番激情洋溢的赞扬，要他竞选总统。“如果那能得偿所愿的话，” 约瑟夫·肯尼迪写道，“这对美国来说将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不管你是受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提名，我保证任何人都会给予你最大支持，而最难办的工作可由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来完成。”胡佛拒绝了这类提议。
胡佛尊重那些为联邦调查局提供资金的纳税人。联邦调查局的预算在政府里是控制最紧的一个，而胡佛也许是在华盛顿历史上唯一在财政年度之末将没花掉的资金返还国库的行政官员。“我必须说明我们的每一项预算并说清钱是如何用掉的，”他曾经说道，“我从来不想有任何秘密金库，一种我不必说明其用途的经费。我希望说清每一美分的用途，因为不清不楚的钱是危险的。”
胡佛的批评者们忘记了一点，他曾临危受命彻底整治一个腐败且饱受政治困扰的调查局，这要归因于他在办事效率和管理能力上赢得的声誉，以及他那清教徒似的道德取向。他不会容忍自己的下属在经济或性方面有放纵的行为，他曾解雇过一名男性雇员，此人容留其女朋友与自己一起过夜。他难以与肯尼迪政府保持步调一致，其部分原因在于他鄙视约翰·F．肯尼迪（JFK）狂蜂浪蝶的癖好。个性的差异也使他与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难以调和。后者因与玛丽莲·梦露关系暧昧，让胡佛极为鄙视，彼此之间的对立更加深化。胡佛与马丁·路德·金博士之间的对立世人皆知，这是他对后者备感厌恶的结果，他无法容忍这位民权领袖纵欲和滥饮无度。
局长的遗产（3）
胡佛决策迅速而果断。重大改革、政策决定和高层调动的命令常常以极快的速度下达。胡佛的许多指示，还有他的一些激愤之语，都由他那消瘦的手用亮蓝色墨水写在备忘录和信件的底部。这些文字措辞可能很严厉。胡佛这些直言不讳的话语从没想过要让联邦调查局以外的人看到，但在《信息自由法案》的横扫之下，它们后来已为外界所知，这给联邦调查局的业务与运作机密带来了致命打击。对于惹他发火的局外人，他会用上诸如“走狗”、“下流”或“脑子有屎”之类的词语。对于内部人，他们的意见可能会标以“荒唐”或“糟糕透顶”的词语而遭受否决。在一份关于希思案的备忘录上，当共和党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似乎犹豫不决时，胡佛写道：“我希望这位年轻人能下定决心。”
联邦调查局的老手会通过缩小备忘录页边空白，设法将胡佛进行页边批注的机会减小到最少，遇到这种情况，胡佛会用上自己的记事簿，确保将自己的意见完整而简洁地表达出来。
胡佛有着类似于大象般的记忆。对那些他认为是“暗算”他本人或联邦调查局的行为，他绝不会忘记或饶恕。他曾经和我谈过这种事情：“这取决于是发自内心还是头脑发热而为之。”他会痛斥不实的指责，而一旦确信它的确是判断错误或是莽撞之举，他就会予以原谅。对于他认为是心怀恶意的攻击，他决不宽恕。
胡佛有一些个人癖性，他周围的人只能学着适应它们。比如，他不能容忍办事拖沓。局外人还能指望预约某日某时会面，并如期受到接见。而特工们要想见他，往往就安排在无期限的“约见表”上。胡佛会在自己方便的时候见他们，这全靠他们呆在联邦调查局总部某个电话旁随时候命。为了保证不错过接见机会，特工们要赶在局长前面来到办公室，在他进午餐时吃点东西，然后继续等着，一直等到他晚上离开后才结束守夜。这种随时候命的警觉状态会持续数天。有位地方分局探员在胡佛召见他时没能及时赶到。面对那位年轻人的解释和道歉，局长无动于衷，指示对其不予提升。他后来气消了，就将这位年轻人重新推上了晋升之途。
终其一生，他都是乐观、机敏和富于活力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对自己的精心照顾。他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每天早晨由联邦调查局医务处护士长瓦莱丽·斯图尔特给他注射一次维生素。他紧跟医学发展的步伐，我记得他有几次提到自己读过的与这方面有关文章。他坚持让我每天吃一根香蕉来补充钾，他向我保证，这“对你的心脏有好处”。
在与联邦调查局官员的谈话中，胡佛言辞犀利，直奔主题。但是，一旦我取得了他的信任，他有时会搁下手头的工作和我聊些其他的事情。他特别担心他最亲密的朋友兼同事克莱德·托尔森的健康问题，并且经常与我讨论这件事。他有一次告诉我，他建议在托尔森办公室一角架个吊袋，这样当他感到紧张和需要摆脱挫折感时就可以击打它。“夜里离开办公室时，我可以把问题留在身后。托尔森不能，他需要摆脱精神紧张。”
与妇女和孩子们呆在一起时，他总是显得和蔼可亲。对于妇女而言，其特工丈夫会在周年纪念或因工作突出而受到局长的祝贺，当她们与丈夫一道受到局长的接见时，她们都会满面春光地离开他的办公室。在我为联邦调查局服务满二十五和三十周年之际，我妻子奥德丽都陪我在胡佛办公室拍照留念过。在这两次接见中，他都背着我对我大加赞赏。1971年10月，在“原联邦调查局探员协会”银婚纪念舞宴来临之际，奥德丽和我参加一个私人招待会，胡佛吻了吻她的面颊，然后说道：“你丈夫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当时司法部长的妻子玛莎·米切尔也为胡佛的魅力所折服。（她将他称作“杰德加”。）应她的邀请，胡佛于1971年5月在美国女记者俱乐部公开抛头露面，这是相当罕见的。她在做介绍时，为赞颂胡佛多年的工作，米切尔俏皮地说：“你看到一个联邦调查局局长时，你就看到了他们所有人。”
局长的遗产（4）
《生活》杂志封面漫画将胡佛绘成了罗马皇帝，他为穿着普通衣服抛头露面而深表歉意。他补充说：“很抱歉，我的官袍没及时从洗衣店取回来。”
在联邦调查局官员和驻外联络代表的非正式集会上，我经常听到胡佛的讲话，他那即兴发挥的才智和侃侃而谈的话语总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后来得知，像其他著名人物，包括诸如鲍勃·霍普这样的喜剧演员一样，这些即兴演讲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要将它们牢牢记住，以便进行“即席而发”的演讲。
有传言说，胡佛是一名同性恋者。这些诽谤之辞的根据是他习以为常的单身生活和他与克莱德·托尔森的密切交往。纽约一家报纸多年来一直紧盯着胡佛，它曾派出记者“证实”这种指责。它最终两手空空地放弃了这种报道题材，并称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威胁。我从来没听过有诸如此类的任何威胁，我也从未见到胡佛有同性恋倾向的任何迹象。就我所知，我在联邦调查局的所有同事都不知道这种事情。胡佛娶了他的工作。联邦调查局和他的家是他全部兴趣所在。他本可以全薪退休，但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他和托尔森确实有着密切的交往。他们白天经常在一起商讨事情，并且总是在一起共进午餐，五月花酒店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星期三他们会在托尔森的公寓里进晚餐，而星期五则在胡佛家中。他们唯一的堕落之处是在逢马开赛的星期六去看赛马，而胡佛在那里总会丢掉他两美元的赌注。
他们的交往并非没有瑕疵。就像他与所有其他高层部属有过的一样，胡佛有时会与托尔森闹不愉快。对那些“失宠”于胡佛的其他官员来说，他们可以埋头局里的日常事务来避开他，直到他消了气。而对托尔森而言，他的压力要大得多，因为他不断地要与胡佛接触。
从我与胡佛的谈话中，我知道他是真心喜欢托尔森，也许是将他视作兄长了。他照顾他，并为他时好时坏的身体状况而担忧。
作为一个敢作敢为且精力旺盛的人，胡佛可能同时与多人结怨，但他乐于接受挑战。他的确倔强。在联邦调查局内部纪律问题上，面对人事档案上自己的那些蓝墨水批语，他总会想起过去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谅解或忘掉。胡佛对我一向是公平和公正的，对为他工作的那些岁月，不管是多么辛苦，我都有着美好的回忆�
